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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是如何防疫的?

2022-12-06 09:38:42  来源: 温伯陵公众号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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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防疫政策转变很快,专家们出来论证病毒危害降低,各大城市出行也不查核酸了,这说明疫情的拐点真正到来,以后的日子,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后疫情时代到来。

  在后疫情时代,要在不损害经济的前提下保护人民健康,国家的任务就是防止医疗挤兑,个人的任务是做好自我防护。

  做到这两点,我们才能有把握的进入后疫情时代,并且迎接后续的种种变化。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虽然新冠病毒和血吸虫病的原理不同,但后疫情时代的防疫要求,和教员治理血吸虫病有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教员是如何治理血吸虫病的,看看能不能对现代有所借鉴。

  2

  1949年,第三野战军某部在水上练兵时,不慎感染血吸虫病,大约三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受到这种寄生虫类传染病的伤害,极大削弱了战斗力。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传染病的威力。

  血吸虫病的罪魁祸首是血吸虫,其虫生包括虫卵、毛蚴、胞蚴、尾蚴、童虫、成虫等六个阶段。

  一般来说,虫卵在水中孵化成毛蚴,毛蚴可以在水中自由活动,于是便会钻入钉螺体内,发育成母胞蚴。母胞蚴在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大量子胞蚴,子胞蚴再进行一次繁殖,产生大量尾蚴,尾蚴离开钉螺重回水中。

  人在水中活动的时候,如果遇到血吸虫尾蚴,尾蚴便会钻进人的皮肤,转变为童虫。

  童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顺着血管活动,最终寄居在肝脏、肠道附近的血管里,发育为成虫,每天可产卵两三千只。

  正因为血吸虫在人体腹部繁殖的特征,从外表来看,感染血吸虫病的人都是大肚子。

  而成虫在人体内产卵,随着人的粪便排出体外,如果遇到水,便可以进行新一轮的成长繁殖。

  可以说,血吸虫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尾蚴,导致大面积传染的中介物是钉螺。

  但问题是,钉螺在水中分布广泛,人的生活又离不开水,所以江南地区千百年来都不能克服血吸虫病,不幸感染血吸虫病的人也没法妥善治疗。

  人们对血吸虫病束手无策,便称之为瘟神。

  第三野战军的官兵感染血吸虫病以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央重视,于是从50年起开始调查血吸虫病的分布范围。

  调查结果显示,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等12个省、市、自治区里,共有348个县流行血吸虫病,患病人口1000万,受威胁人口将近1亿。

  安徽歙县原本是繁荣富裕的地方,清朝康熙年间有“牌坊林立、街市繁荣”的说法,但是因为血吸虫病,62个村庄的人口死绝,曾经最繁华的牌头村剩下75户,还都是解放前后从外地迁来的。

  江西余江县的患病人口达4000,这些人生无可恋,随时准备死去,以至于余江县有首悲惨的民谣——

  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

  1950年春夏,江苏高邮爆发血吸虫病感染,短时间内死亡1300人,疫情震惊全国。

  在以农业为主的新中国初期,人口和经济是直接挂钩的。

  1000万人口感染血吸虫病,那么这些人口就丧失了劳动力,再加上因疫情死亡的人口,直接结果便是田地抛荒、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失败。

  于是血吸虫病和国家命运划起等号。

  不论是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原则,还是新中国命运的宏大叙事,国家整治血吸虫病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1953年9月16日,民盟副主席沈钧儒给教员写信:

  “春夏间在无锡太湖滨养病,见农村中血吸虫病传染甚广,危害人民生命。个人意见应请卫生机关加以重视,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9月27日,教员给沈钧儒回信:

  “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某同志负责处理。”

  3

  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1955年11月,教员在杭州召集东部地区的省委书记开会,要求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政府成立血防委员会,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11月底,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七个省、市、县的领导干部和100多名专家参会,提出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整体规划:

  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

  4个月后,教员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有了教员的最高指示,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攻坚战拉开帷幕。

  要消灭血吸虫病,最重要的环节是消灭血吸虫寄生的钉螺。

  中科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建议,钉螺喜欢藏在水里的阴暗处,普通方法难以消灭,不如发动群众挖钉螺,集中起来用火烧,把钉螺和血吸虫一起烧死。

  秉志的建议不错,可以彻底消灭钉螺和血吸虫,但问题是太费钱。

  一对钉螺一年可以繁殖25万只,用木柴和煤碳烧的话,那费用可就大了,很多穷困地区根本负担不起。

  另一个专家建议,把特效药撒在水里,可以省下木柴和煤炭的费用。

  但特效药也要花钱。

  江西省委算了一笔账,用特效药灭钉螺,一亩地要花五百块,江西省有三百万亩地,每年买药钱就需要十五亿,比烧钉螺的费用还高。

  那怎么办呢?

  江西省余江县给出解决的办法。

  余江县是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因为血吸虫病对人口的危害,余江县的田地都成为“头年人种田、二年人肥田”的棺材田。

  教员号召各省消灭血吸虫病的时候,调查人员发现,江西省水利部门给余江县修建的白塔渠里没有钉螺,而修白塔渠时填埋了旧渠,经过几年时间,旧渠里的钉螺也都死掉了。

  这说明用土掩埋可以消灭钉螺。

  于是余江县发动3.6万人,用3年时间填平300多条有钉螺的旧渠、500多个旧水塘、开新渠87条,共长334里,搬动土方416万立方米。

  这些大工程,基本消灭了余江县的钉螺。

  中央血防小组听说余江县的事,便派人到余江县蹲点调查,最终“挖新渠填旧渠”的余江灭螺经验,得到中央认可,并传播到其他血吸虫病流行地区。

  在消灭钉螺的三年时间里,余江县的劳动人民吃住都在工地上,如果在新开的水渠里发现钉螺,整个工程都要推倒重来,绝不给钉螺卷土重来的机会。

  而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每个开新渠的人都感染过血吸虫病,但他们都不怕,感染了就去治疗,治好再去工地劳动。

  那问题就来了,血吸虫病不是治不好么,余江县劳动人民怎么治的?

  答案很简单,教员号召中西医结合治疗血吸虫病。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卫生医疗条件都很差,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城市里每千人拥有医护人员1.87人、床位0.63张,农村里每千人拥有医护人员0.73人、床位0.05张。

  这么简陋的全民医疗条件,一旦发生传染病,农村人口只能在家等死,城市人口必然发生医疗挤兑。

  于是教员提议将西医和中医结合起来,一方面弥补医疗条件的不足,另一方面用中医技术弥补西医技术的不足。

  早在1953年,教员便批评卫生部门排斥中医的做法,说今后最重要的是西医学习中医,不是中医学习西医,并且要求抽调医科大学毕业生去学中医,整理中医药方和书籍。

  1954年,教员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号召整理中医的学理和临床经验,使中医逐渐和现代医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门。

  消灭血吸虫病运动开始以后,教员命令把血吸虫病重灾区的中医都请出来,和医院的医护人员成立中西医联合诊所。

  到1957年底,这种中西医联合诊所的数量已经达到56580个。

  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只有西医,那么医疗力量肯定不足,面对求治的血吸虫病患者,肯定会发生医疗挤兑。如果只有中医,那么便会面临缺乏器材和杀虫药的困境,也不可能有效治疗血吸虫病。

  中西医结合办诊所,正好避免了中西医的不足,发扬了中西医的长处。

  这是最好的。

  而在治疗血吸虫病的处方上,中西医结合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主打药是锑剂,这种药治疗血吸虫病的效果很好,但副作用也很大,体质较弱的人服用锑剂,容易发生呕吐、心肌中毒等不良反应,甚至死亡。

  其实体质较弱是针对正常人来说的,得了血吸虫病的人,哪有体质强的?可以说,几乎所有血吸虫病患者服用锑剂,都会出现程度不等的不良反应。

  于是中西医联合诊所便想出办法。

  对于这些体质特别弱的血吸虫病患者,首先针对各自的身体情况,开中药调理身体,等身体的元气恢复以后,服用锑剂杀虫,最后再开一副中药,排除体内锑剂的毒素。

  通过中医、西医、中医的配合治疗,血吸虫病患者可以基本康复,剩下的就是回家养身体了。

  除了常用的调理药材以外,治疗血吸虫病的辅助中药用什么,地方不同用药也有不同。

  江西用“六经”分类辩证,云南用云南白药合复丹和复方槟榔丸,浙江用腹水草和土巴豆,江苏用龙虎草,湖南用加减胃苓汤,安徽用乌柏树根皮和半边莲,这些药材对杀虫后恢复器官功能,都有很大的效果。

  沙氏医派传人沙一鸥,自制了平满丹、扶正固本丸、养肝丸等中成药,还总结了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

  整体论虚实,症治分三期,攻补需兼顾,重点在肝脾,关键是早治。

  此外还有针灸。

  根据当时卫生部的统计,湖南87.6%的血吸虫病患者,能用针灸解除锑剂毒性,浙江嘉兴的患者针灸后,解除锑剂毒性的数据是96.9%。

  所以在消灭血吸虫病这件事上,灭钉螺靠江西余江县的“挖新渠填旧渠”经验,治疗血吸虫病患者靠中西医结合。

  4

  消灭血吸虫病,不能只消灭血吸虫病,必须有更宏观的战略布局,才能真正消灭血吸虫病。

  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教员认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是预防”,于是为防止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继续肆虐,教员和同志们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卫生防疫站。

  到1957年,全国的卫生防疫站已经有1300多个,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但由于当时的交通和财政因素,其实中央政府已经尽力了。

  有了卫生防疫站,短短几年时间,便有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接种牛痘,防止天花蔓延,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卫生防疫站也为患者提供服务。

  卫生防疫站,是教员防疫战略布局的第一层。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上巫医盛行,游医到处骗钱,城乡卫生情况极差,垃圾、污水、粪便随处可见。

  这样的卫生环境,是传染病肆虐的重要条件。

  于是在50年代初期,教员发起爱国卫生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在教员的号召下,全国城乡开始讲卫生,不仅住房和街道搞了一波大扫除,人民也有了勤洗衣、勤洗手的意识,有条件的话最好勤洗澡。

  开始消灭血吸虫病以后,教员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联系起来,号召全国人民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害,防止这些动物携带病毒到处传播。

  打了一波麻雀之后,教员把麻雀换成臭虫,老四害变成新四害。

  后来人们对除四害不理解,那是因为不懂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防疫的关系,而且教员想通过防疫、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配合工业化和普及教育等措施,实现改造国家的初心。

  你以为教员是看四害不顺眼,其实他在防疫。你以为教员的最终目的是防疫,其实他是要改造国家。

  教员,永远站在大气层。

  话说回来,爱国卫生运动是教员防疫战略布局的第二层。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村人口的健康影响农村经济,农村经济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所以防疫和医疗的重点是农村。

  但由于中央财政不足,全国医疗体系始终不能下沉到农村,导致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缺医少药。

  一旦遇到传染病,离防疫站近的农村,还能获得救治,离防疫站远的农村便束手无策了。

  1965年,全国140万医护人员中的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10%在农村,教员痛斥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应该叫城市老爷卫生部。

  痛斥归痛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是客观规律,教员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拆了城市的医院,只能“损有余而补不足”,号召医护人员到农村工作,弥补农村医疗力量。

  于是根据教员的“六二六指示”,大量城市的医护人员下沉到农村,开展农村巡回医疗,城市医院也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用粗浅简陋的医术,给农民治疗感冒咳嗽等基础病症。

  而医疗下沉到农村,城乡多级医疗卫生体系便初步建立起来,一旦遇到传染病,赤脚医生和医护人员也能运用防疫手段,阻断传染病的传播。

  医疗下沉是教员防疫战略布局的第三层。

  就这样,从战略布局到战术执行,从整体规划到局部动员,一个全国性的防疫体系便建立起来。

  5

  1958年5月,江西省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宣布,余江县彻底消灭血吸虫病,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赞余江县的成果,并说其他12省市消灭血吸虫病大有希望。

  当时教员在杭州,读到《人民日报》的文章,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他坐在刘庄宾馆的藤椅上,眼睛盯着报纸,嘴里念念有词,头轻轻的摇晃,卫士封耀松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能感受到抑扬顿挫的哼唱。

  封耀松劝教员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开会呢,教员长叹一口气:

  “睡不着啊,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不容易,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病,那多好。”

  说完,教员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嘴里依然在念叨,走了几圈,回到床上半躺着继续思考。

  正在封耀松不知所措的时候,教员突然命令他:“拿纸笔来。”

  封耀松这才明白,原来教员要写诗。

  教员半躺在床上,在膝盖上摊开白纸,边写边改落笔如飞,很快便写成两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写成落笔,教员抬头远望,发现黑夜已经过去,翻滚的朝霞照映着漫天通红。

  到了1964年,全国血吸虫病流行的省、市、县仅占新中国成立时的三分之一,而且都在偏远山区,限于生产力和交通条件暂时不能消灭。

  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消灭血吸虫病的攻坚战取得巨大成功。

  回顾教员防疫的战略布局和战术规划,虽然看起来千条万绪,但核心只有一条,那就是服务人民、动员人民、相信人民。

  抗战时期,教员为服务人民而动员人民,便发出“个把日本帝国主义不够打”的论断,现在为防疫而动员人民,结果当然是“个把疫情是不够打的。”

  正如他在《送瘟神》诗后小记中写的:

  “今日之华佗们在前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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