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给世界构建一个算法

　　前几天和朋友聊起“算法”这个东西，得出几个共识结论。

　　其中一个结论是明线上的，当平台的用户发布了一条内容，图文也好、短视频也罢，首先会进入一个极小的流量池，让这个流量池里的用户观看。

　　如果点击率和完播率表现良好，那么这个内容就会进入下一个较大的流量池，再进行新一轮的数据检验。

　　就这样不断滚动，每个内容都有病毒式裂变传播的机会，让全网的人看到，博主也有机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成为全网知名的网红。

　　反过来看，如果这条内容的开头不够劲爆、逻辑不够完整、结构不紧凑，那么点击率和完播率就表现的不好，不能贴合算法，永远停留在第一层的小流量池。

　　可以说，算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播学的逻辑，让工业革命时代的新闻学，成为一门落后于时代的学科。

　　另一条结论是暗线上的，即算法永远是扶小抑大的。

　　如果你关注短视频平台，应该知道网红的迭代非常快，颜值类网红往往能一年更换好几波，知识类网红可能更新换代慢一些，但巅峰期最多也只有三年。

　　除了那种真正天赋异禀的人，绝大部分网红很难长久保持高流量。

　　对于网红来说，这种算法是很不友好的。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深耕那么多年，摸索平台的算法规则付出那么多成本，结果刚刚走红，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所以江湖上一直说，没有算法的微信公众号，是对创作者最友好的平台。

　　但扶小抑大的算法，损害的只有网红的利益，却能实现平台的利益最大化，也让大量的新人抱有希望，不断有新生力量成长起来。

　　也就是说，算法在一定程度上革了网红的命，保持了平台的新陈代谢。

　　从这个角度来看，“算法”在互联网平台上，充当了“天道”的角色，所有的内容、所有的数据，都是算法构建平台生态的工具，真正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数据组成的互联网平台，算法可以充当天道，但在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社会，却没有一种“算法”来构建社会的健康生态。

　　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积累到粉丝、获得高流量的“网红”，大概率都能保持长红的状态，自己这一代收割到利润以后，还要更改平台规则，想让子子孙孙继续收割下去。

　　那种新生力量不断成长起来的健康生态，如同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

　　于是就有了“家族传承吾辈则”的江西周公子，有了“指鼠为鸭”的黑色幽默，有了张雨绮在郝邵文直播间说699买不了一双袜子，有了劝你“失业以后把房子租出去”的专家。

　　现实社会没有算法，不能对这些人和事进行新陈代谢，那么新生力量就不能成长起来，只能躺平摆烂。

　　直线降低的生育率，只不过是新生力量通过不生孩子，减轻自己的人生负担，进行自我松绑。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直线降低的生育率将导致不健康的人口结构，给未来的社会埋下极大的隐患。

　　但从个体层面来看，这么做不能说是错的，他们只是在人生的困难面前，做出了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毕竟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每个人的活动和意识，构成了这个社会的运行轨迹。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做出同一种选择的时候，不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是对的。

　　这个无解的问题，一百多年前的哲学家们提出过解决办法。

　　那就是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对资产阶级的新陈代谢，然后实行全民公有制的经济制度，配以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调度资源分配利益。

　　贫者富之，富者贫之，先实现公平公正，再实现共同富裕。

　　这就是马克思等哲学家提出的“算法”。

　　在这套理论之下，国际共运轰轰烈烈的启动了。

　　国际共运的理论有很完美的逻辑，但在最终点上，有个始终无法解决的漏洞，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实行专政以后，如何才能不脱离无产阶级的队伍，蜕化为新的统治阶级？

　　这个漏洞，导致很完美的理论始终不能形成闭环，但马克思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列宁和斯大林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教员同样束手无策。

　　这个问题不解决，地上天国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国际共运在20世末期的重大失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都和这个漏洞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观古鉴今。

　　我们要解决当代的困局，开拓未来的新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回答马克思、列宁、教员没有回答的问题，补上国际共运理论的漏洞，构建世界的算法。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社会才能迎来新生，全人类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囚笼和原教旨共产主义的束缚，开创新的世界。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目前谁都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绝不能重走一遍过去的失败路子。

　　左派不能沉浸在20世纪国际共运的宏大叙事中，右派不能想着照搬欧美的制度和理论，以前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都只是参考，和现代实际相结合，这些经验才有生命力。

　　教员对未来是非常有信心的。

　　1965年1月9日，教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诺，斯诺问教员：“关于中美关系改善，有没有希望？”教员回答说：“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

　　斯诺继续问：“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教员：“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

　　随后，教员和斯诺谈起了人的定位。

　　斯诺说：“您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听到斯诺的话，教员不屑一顾：“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从这段对话就能看出来，教员对后辈充满信心，但他不希望自己的东西，成为不能违背的金科玉律，他更希望后辈能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到更宽广的天地，创造更光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