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毛主席130周年华诞之际历史深度沉思（一）

　　毛主席130周年华诞之际历史深度沉思（一）

——极端时代和不确定性：世界经济评估与瞻望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

　　在当今这个世界里，没有哪个机构真正能够准确地把脉和预测世界经济，因为全景动态数据体系和统计系统几乎已经崩溃，至少是数据支离破碎，凌乱不堪，各得一端。数据体系的问题源自于无制度和文化约束的过度放水——选票购买，讨好让利，廉价货币发行，资产证券化泛滥成灾，亦即各种所谓国际市场主体和当事方，包括美联储和欧盟央行等在内的独立调节权威机构，在表外业务的所谓创新冲动和制衡无力下的疯狂作为。而短视和短期行为——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主导着当下的几乎所有世界经济决策主体（可能现在的中国、俄罗斯、德国等除外，历史上超发货币，脱离价值锚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几乎成了全世界的通行模式和刺激经济的手段）。在这样一种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最大的世界货币幻觉制造者，经济通量调控者，和主要经济角色扮演者，当属作为现行世界通货的美元、欧元及其决策系统与运营机制与手段的决策机构和系统。

　　全球法币时代自1971年尼克松冲击开始走向解体，相应的金汇兑的双挂钩之相对稳定世界货币系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元纯纸币本位（纸币-债务-信用表象承诺）和浮动汇率所取代。随着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主义，和所谓的供给经济学主导美英和全世界，通过或是取消或者降低管制（就是中国的监管），任由资本主导的市场自发力量肆意横行，完全放任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四化合一可以说是肆意妄为，简直无法无天，并且在华盛顿共识下推动和完成了整个世界其他经济体系的基本转型，并基于此而实现逐步升级换代的虚拟美元本位时代，从此，廉价货币、低息债务（甚至负利息）、虚拟经济、资产证券化、结构金融、表外业务（美其名曰金融创新）、流动性泛滥、孪生和三重赤字甚嚣尘上。而本质上却是全世界进入了一场无限的国家和世界级的庞齐游戏——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的玩票游戏。美联储是最大的世界货币玩家，美国的美元、美元资产和美国国民财富主体是庞奇游戏最大的获益体。

　　在可靠、确信的人类经济和文明历史长河中，尚没有任何历史载录和民间传说显示，在任何的经济复兴、战乱医治、社会变革、历史跨越、文化再造、社会转型、发展坚实、人民安居乐业等方面，世界曾有过可以同毛泽东大时代、大中华、大世纪相媲美的了。在所有的大军事家、战略家、改革家、理财家、经略纵横家国际比较中，包括最伟大的古今中外的一切横空出世的大人物在内，还没有一位能够在如此的逆境和极度匮乏下，在如此的理论和实践均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出如此之奇迹与历史辉煌。天佑我中华，天佑人类文明。为了彻底走出世界与人类的非理性繁荣之无解困径，为了人类的美好未来，在告别全球经济学家时代的关键时刻，一切真正理性的人们，必须高举起毛泽东大经略学的旗帜，把毛泽东大经济学发扬光大，直到人类进入大同之世。

　　“后经济学家时代”的世界经济把脉

　　作为一种对人类智慧、知识、传统的悲剧与嘲讽，我们所处的时代会被作为历史上少有的耻辱被记录在案。马克思曾以雄辩的语势和机智的笔锋，描述了十九世纪的种种异化现象。在他历史学家、革命家、政治家、科学家的眼中，其所处的时代之世界和各国的反理性与荒唐，可谓登峰造极。然而，后冷战和冷战后期的种种社会现实和世界现象，却似乎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历史异化现象。

　　这可以集中表述为：一方面，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生产力得到极大地提高和发展，而另一方面，理性的有教养的高学历的族群，甚至所谓的“仁人志士”却表现出相当的心灵空虚，只好醉生梦死，自然在价值维度和真正事业上无所事事；一方面产业革命、技术革命风起云涌，财富以超大规模地快速暴增，而另一方面全球仍有十数亿计的人食不果腹，成为绝对贫困的绝对弱势群体；一方面教育和科研超级发展，文教科研投入成倍地增长，创新和发明绵延不绝，而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处于一种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中，满足于所谓专业专家的狭隘知识境地，至于对像通识和综合知识的把握方面却近乎于文盲；一方面经济学变成了庞大的学科群，财会-金融-理财之专业行当与书本知识存量及扩散可谓铺天盖地，而另一方面人类总体依旧在货币幻觉之中苟活，财富与金融知识、信息和智慧获得可谓严重匮乏，至少是在不自由与无能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一方面，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深入人心，自由主义大旗高高飘扬，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严重的机会不平等，阶层固化，社会离机会均等化似乎越来越远。

　　阶层固化正逐步通过当代的阶级展示新形式，而在习俗、风情、财富、教养、圈子、行为等方方面面，在包括生活、经营与统治方式等各个维度上，重新走向等级制度和封闭社会（公开或隐蔽状态），因此社会便由近现代的大体开放性返回到传统的“部落”封闭性当中。其表现为极度的小众多元化，利益集团高度分化和无尽的游说，兼有对外排他和内部共享的俱乐部化（经济和其它）大行其道。主流经济学基本学理和主要结论明确或隐含的趋同论、混合经济极其美好，以及世界要素均等化，全球化的效率-福利最大化与利益共享，绿色经济的人类美好家园等瞻望似乎渐行渐远。而发展鸿沟加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极端老化、落伍，难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美欧的社会撕裂日趋严重，高富足国家的高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资本战争、货币战争、贸易战争、金融战争、局部热战等当代战乱似乎无穷无尽，好像完全打破了任何的预期，更不消说什么理性预期了。

　　财富的历程那会像哲学或智慧的历程那样，或者伦理的历程，美的历程，知识的历程，经济学的历程那般冠冕堂皇，或者堂而皇之？财富的历程，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血与火的残酷无情，向来没有什么温情脉脉的面纱。虽然不像早期的奴隶制与封建制，除了彻底的人身依附之外，就是皮鞭与镣铐，但工资奴隶、债务奴隶或者精致化的野蛮，却是更加的稀奇古怪，又花样翻新。

　　近代以降，人类社会先后经历过哲学家时代、作家（含文学家-诗人-艺术家）时代、科学家时代、经济学家时代等几个知识系谱轴心，和当代精神“僧侣”的历史发展演化阶段。经济学家时代，大体上可以以凯恩斯暴得大名，其宏观经济学迅即走红，声名鹊起为其时代开端，经过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荣誉军团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球行销无比得意而被夯实，而当出现所谓供给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社会选择理论等流派，同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合理预期学派与货币主义相互间的联盟-联动的经济学理性化大联合（合流）和大反革命时，经济学家时代似乎达到其巅峰，而后在后苏东波的非V型经济走势逆转，主流经济学预言彻底失败，主流经济学学理与描画成为完全的乌托邦和画饼充饥，特别是基本上在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由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时代的式微而逐步走向破产。明星智者经济学家的集体退场，造成了当代知识与科学的僧侣代言出现时下的轴心知识权威真空。

　　马克思《资本论》热和中国大陆毛泽东热以及全球的马列毛主义热，特别是毛主义热，所反映和折射出来的绝非仅仅是世界政治光谱变化的历史性投影。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博学家、社会改革家、社会活动家、精神导师，甚至包括宗教人士与灵魂界大人物系列对比中，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超级天才、人世楷模、学界泰斗、精神“先知”、伟大志士、卓越统帅与战士，可谓绝无仅有，至少是凤毛麟角。可以与其相媲美的仅仅是中国远古、上古大道之行时，为孔夫子以降的中国古典人士顶礼膜拜、心心相印的伟大先贤圣祖，他们作为中华文化始祖和开天辟地的大人物，成为中华和世界的精神灯塔，其中尤其以中华文化始祖和大圣人黄帝、神农和尧-舜-禹等为典型代表。

　　在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共同体中，也曾产生过它们自己的圣徒和伟人、英雄，但除中华以外，其余的却未曾生成圣人、圣学、圣道与圣治，没有出现文化母体的圣训传统预言和历史遗产。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反过来说，人们的社会意识，同样在理论、本体、习俗、传统等等作用机制下，借助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与社会运动与博弈，也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存在。马克思本人指出的古希腊的神话，既是其哲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武库，又是其土壤，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元、单维度、机械和简单决定论主义者。他的学说向来就不是可以为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主义所错误地表达出来的那样：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反过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仅仅只是无足轻重般的被动地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最近孟捷发表的文章称马克思悖论，指李大钊将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理论同其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一种学理矛盾来加以把握。尽管其文主体指向的有关列宁和毛泽东的政治优先、政治-军事结构变动往往在前，将制度变迁路径归结为这样两种：其一是生产力领先引致，其二是革命的生产关系变革或曰暴力政治革命在先，夺取政权后先行变革生产关系，再行解放生产力。其实在马克思学说和学理中是把这两者、两种模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理中，若说有矛盾的地方，是在其世界革命，或者无产阶级革命最先爆发在发达国家族群中，而不是这里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主义一元路径和单一演化指向。而马克思在指导俄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借助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澄清和他本人对所谓历史哲学之深恶痛绝的批判，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列宁的一国、数国首先获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或者在落后的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的东方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斯大林的卓越的工业化道路和计划经济与社会历史变革的伟大尝试，毛泽东的从红色政权、红色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从游击战略与人民战争到反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从政治-军事斗争与革命的历史条件，主-客观原因及其率先实现，到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消灭剥削到社会主义理性计划的共同富裕经济、高度繁荣的文化、张弛有度的民主与共和政治建构，到时刻高度警惕，粉碎一切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阴谋，防止官僚政治同资本主义自发经济因素以及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合流，在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当权派们同国际资本里应外合之下，复辟资本主义，尝试和实现找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革命，永不停滞，直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得以实现，也就是国家最终消亡为止，党政军民的社会主义生产与生活的矛盾运动展开方式——人民大民主、社会真自由、全员科学创造和人人自觉改造以及整个国家层面的奋进协作，一步步地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走向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并在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环境之中，在经贸与文化的交流正常进行之下的一般历史情景之中，凭借各个国家与各民族和人民的自主选择，和历史演进中的独立自主政策，而走向最终的大同之世。

　　告别所谓价值中立，单纯的资源配置这等智力体操式的经济学，走向和回归政治经济学，可能仅仅是经济学知识系谱变革的第一步。而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和一直以来相反意义和趋向上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算不上真正的第二步，但却在交叉、横断、边缘科学的意义上，给了第二步以有益的启示。以一元市场和单维度财富，准价格体系下的货币效率和简单的交换经济游戏规则为导向、霸向和逻辑结构的经济学已经死亡。依赖目标-约束方程以及方程组，靠激励兼容的一阶、二阶导数，靠数学、运筹学、博弈论哪怕是系统论意义上的最优、次优，哪怕就是加入了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框架和新兴古典经济的纲领，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杨小凯本人在其生命最后的三年，以其晚期癌症患者和一时的康复者，以一种个人灾难境遇下的完全皈依的基督徒的虔诚，真实地反思了其一切学术活动，包括他的超边际主义经济学背后的经济背景与作用体制。他的最终或者最后结论是超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分工-专业化资源配置经济，导向于市场逻辑下的只要高出对手一点点，就会实现赢者通吃。而其真正的残酷的人生、社会和国家的代价，却有可能是，在如此缺乏情趣，缺乏全面自由发展下的一维/单向度的超级竞争之下，真实的经济与社会主体，可能完全丧失了自我、自主、能动和自由，成了绝对简单化、片面性的专业化之奴隶，甚至会赔上健康乃至生命，家庭乃至个人幸福，这种葬送全面、自由发展，使得经济主体变成了完全畸形经济机器人，甚至在残酷无聊之超理性的过度竞争中失去生命本身和一切其它，而仅仅保留下财富的货币驱壳。

　　而杨小凯同林毅夫就先发/后发优势优-劣势的大辩论，其宪政经济学理和意识形态框架下的历史、文明、社会、政治与经济，及相应的战略思考，却未能同他对上述的超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反思一样，形成符合认知论、真理论的最基本的学理理性诉求。相反其背离了真理的无论是来自于基础论、融贯论、可靠论、内外在论、自然主义猜想论的基本要求，还是来自工具主义论、知识论、压缩论等理论的起码指向，显示出一种同他一生自信满满的理性工科思维之大相径庭。

　　杨小凯同波普尔、哈耶克、米赛斯、弗里德曼、布坎南等都属于同一类学者。他们的哲学、史学、文化与社会知识远远不足，思维层级-境界也绝对不够，但却表现出少有的科学真诚和对自认真理的极度执着。在知识丰度和思辨水准上，甚至达不到亚当˙斯密、马歇尔的水平，但其追求真理的宏大界定方略，却把自己定位成人类先知和科学圣人，表现出十足的智小谋大。而没有像经济学诺奖得主索罗那样，从里到外地反对个人崇拜，笃信“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更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在真诚的“认识你自己”的反思与对话中，借助于辩证法，而在知识人众与科学民主的对话中，诚实和可靠地以接生婆姿态“接生”真理，进而把握真理，拥有真理。

　　我们现在所知晓的美国学派，绝非是美国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部。人类与世界当下，基本上是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可证伪主义之下运思，偶尔夹杂了一些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论的影子，以此来观察、理解、诠释和把握世界的各种知识体系、话语权、科学公理化系统、精神现象驱动。这表面上看是新康德主义的分析式的启蒙理性，而实则却是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和市侩哲学、小资情调大杂烩。其典型的特点是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不求甚解的知识巫毒学和知识快餐的混合把戏，表面上似乎遵循了维特根斯坦似的物理学和数学之科学逻辑至上之严谨——“能说的则说，不能说的则保持沉默”，好象是绝对客观、可检验、可辩驳的，笃信物理学和完全公理化的可知与逻辑知识体系，但实则却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心理格式塔完形，和历史学的历史小姑娘可以任意打扮，再加上道德学上的功利主义，尤其是要加上政治学霍布斯/托克维尔主义，甚至马基雅维利主义。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当代人的“为艺术而艺术”，文化道德相对主义等论调发展到了极端与顶峰，以至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那种恶名远扬，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被遮蔽，代之以民主、自由，或者所谓符合人情与个性的个人主义的貌似最为平等、民主的多元化理性诉诸，人成了真正的世界中心与上帝，是自由、自主的个体，血肉身躯的个体，而科学与技术，产业与市场，金钱与学历，资本（金钱）与逻辑等等则成了皇帝新衣，宛如人与上帝间的自然契约、神圣盟定。于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比之麦克斯韦妖还要灵动，成了社会物理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神圣袈裟。而这种悖论反倒以新理学，在经济学家的神圣光环，特别是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无限知识与智慧明星光环之下，伴随着2008年金融海啸，随后一系列的世界经济持续的动荡不安，直到新近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冲击之下，而轰然倒下。

　　时代与人类呼唤新知识革命与真正的伟大建构。人类期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牛顿、拉普拉斯、欧拉、爱因斯坦、钱学森这样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热切希望时代的他们能作为当代的普罗米修斯降临大地。

　　美国何时破产？美帝国崩溃后新世界体系展望

　　4-5千亿美元计的世纪贸易战，32万亿美元的国债规模，8万亿反恐对外战争支付，6万亿新冠疫情后天量大资金注入，还不要说美国自己制定的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直接拓展，美元霸权体系基轴的所谓纸黄金美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贬值，美国军事霸权、海外基地、全球布防、亲手主导的战后世界体系，从自身内部的相对与绝对脆弱和衰退，严重的基础设施老化，百分之四十自我支持的制造业，高度的产业空心化，仅有少量的顶端价值链产业牢牢占有，高度虚拟的金融-服务业及其所凭借的产权、强权、霸权，不可能持续的阶段性的国际资产洗牌赌局做势，同实力不相符的高额利润回报，在美元幻觉和错误保值定位之下的全球货物、资源、人才乃至信息流向着美国流动和倾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由头号霸主美国的深度问题所显示出来的当代世界经济的荒谬和无助。

　　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大体上为罗斯福新政时代所拥有的相对公正、国际大视野、全球领袖魅力，自然也不可能有罗斯福那样的对世界与美国之高度的统御力，反倒几乎完全丧失了战后美国战略家、政坛人物的那种明智、清醒和审慎，彻底忘记了其在朝战、越战中的三十八度线、十七度线的历史教训——面对中国警告而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样不得已而为之的克制，忘记了其在柬埔寨和整个亚洲的可耻记录。在海湾战争的梦幻战斧导弹等的强刺激之下，在荒唐的苏东波之后之所谓‘不战而胜’的自我陶醉中，在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中方韬光养晦的极端克制面前，在摧毁苏联、驯服西德、致残日本之后，又乘反恐淫威和阿富汗中亚进军等得到的所有真真假假国际作为的沾沾自喜，在这些表面上获利不菲，但真实代价与成本奇高无比的虚幻性自我感觉良好的激励下，形成了当下美国朝野的彻底战略误判，出现了愣头青似地重返亚洲的蛮横和横冲直闯，玩起了试图一举搞垮中国的冒险大游戏。

　　美国阿富汗的狼狈不堪被普遍地解读为美国第二个“西贡时刻”。这当然不可以被简单地视作拜登内阁的操作无能和运筹失当。就如同美国抗疫的大溃败一样，其实际上所显示出出来的是美国整个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根本性缺失，和其文化深层的根本性痼疾与弊端，它们不但具有积重难返的性质，而且具有病入膏肓或至少是难以根治的内在逻辑。美国采取的这种鱼死网破的对华战略，会同其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昔日的朝鲜、越南的战略与政策一样，最终碰得头破血流，到头来会完全是搬起石头反倒砸自己的脚。布林肯声称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对付中俄，而对付中俄又取决于美国内政。这种逻辑结构已经暴露出美国内政与外交的最根本问题所在：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的美国，同中国的强大的实体经济与产业能力，同俄罗斯的全世界的收缩战略相比较，已经没有任何庙算之胜算把握（庙算见孙子兵法）。回到现实中来，建构美中大G2并耦合美中俄新战略大三角，形成大三角同欧盟的四方互动，这是美国唯一可能的正确选择。

　　然而，美国当局，特别是国会山庄和制库，主要的权力精英们，不会选择这样的战略。大财团和非当权派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尽管不断呼吁防止美中对抗的巨大风险，并继续从同中国开放经济中获得巨大好处，但对未来至少10来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中国主流意识已经基本上回到了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方略之上，但公知们几十年的韬光养晦思维惯性和自作聪明，会不断地干扰真正奉行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意志。而平衡术下的所谓‘斗而不破’，特别是金融、汇率、货币乃至技术、产业与经济政策，尤其是由于就业压力，而会不断变形。何新对国家业务部门海龟把持的担忧是有根据的。

　　【文/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