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教员的经济政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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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填个坑，简单聊一下教员在红军时期的经济政策，素材当然来自毛选第一卷的文章，我只是做一下整理归纳。

　　自从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以来，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这两个困难就一起出现了，教员非常苦恼，1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就提到：“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

　　那个时候教员还不成熟，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成熟的答案，于是他建议边界党要解决经济问题，并号召每个党员思考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但是五年后，教员经历了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已经真正成熟起来。

　　面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危机，他不仅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来解决问题。

　　当时有人说红军只管打仗就行了，也有人说先集中精力搞建设，但教员表示，你们说的都不对。

　　红军打仗推翻旧政权是宏大叙事，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小民幸福，如果只讲打仗的宏大叙事，人民群众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如果只讲小民幸福，苏区的战斗力就要下降，迟早被蒋介石给消灭了。

　　所以教员的原则是把军事和经济结合起来。

　　只要红军和国军作战取得胜利，就能巩固苏区人民群众的信心，而发展苏区的经济，让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又会支持红军、支持苏区政府、支持党组织。

　　这样一来，红军的军事胜利，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胜利成果，人民群众的经济发展，又保障了红军的后勤和兵员。

　　军事和经济是一体两面的，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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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了经济原则，那么接下来便是如何发展经济了。

　　教员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提到两个方向。

　　其一是苏区的经济水平不均衡，就用最基本的粮食来说，有的地方能买到粮食，有的地方就买不到，有的地方粮食价格高，有的地方粮食价格低，根本没有统一的大市场。

　　布匹、盐、针线等物品也差不多，流通性非常差，导致很多人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所以要发展苏区经济，就必须想办法打通苏区的货物流通，盘活苏区内部的经济活力。

　　其二是苏区能出产钨砂、木材、樟脑、纸张等物品，而这些物品又是白区需要的，相当于在这些领域里，苏区是生产者，白区是消费者。

　　如果能把苏区的物品销售出去，不仅能换到武器和药品等必需品，还能赚到资金，获得数额庞大的经济增量。

　　简而言之，苏区消费和白区出口，是发展经济的两条腿，也是缺一不可的。

　　而要打通苏区经济的内外循环，就必须通过经济主体来完成，怎么办呢？

　　教员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说了：“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

　　从这段话里就能看出来，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工农经济是苏区的三个经济主体。

　　于是呢，苏区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中华苏维埃国家钨砂公司等国营经济单位，负责最上游的、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产业。

　　只要这些国营经济单位不出问题，苏区经济就有最基本的保证，不会出现房倒屋塌的悲剧，再不济也能维持苏区的日常运转。

　　也就是说，国营经济是苏区经济的领导者，也是托底的。

　　私人经济主要是布匹、杂货、商店、饭店等等，负责苏区经济的中下游销售端，他们不掌握巨额的生产资料，也是小规模经营的，但由于数量庞大，私人经济其实是苏区的主要经济力量。

　　为了保护苏区的私人经济，教员提出一个观点：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

　　一句话，法无禁止皆可为，要给私人经济开绿灯。

　　而工农经济又是国营经济、私人经济的重要补充。

　　早在1929年，闽西特委发出《发动群众集股筹办消费合作社》的指示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才溪乡就创办了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出资的人都是合作社的股东。

　　到了1933年，苏区的17个县就有1423个合作社，总股本达到30万元以上。

　　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得到土地这个重要的生产资料，创办合作社，让苏区的大部分人民群众成为工农经济的股东。

　　这意味着，他们在苏区经济中有了属于自己的份额，在苏区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实际利益。

　　正因为苏区大多数人民群众有了消费能力，他们才能成为盘活苏区经济的基石。

　　而苏区政府也通过国营经济单位和合作社，发行了三百万元的经济发展公债，其中一百万元给红军做军费，另外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等单位做储备资金，用来打通苏区的经济循环以及对白区的贸易。

　　所以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工农经济就是苏区经济的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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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文说，教员是把军事和经济结合起来发展的，那么发展经济就不仅仅是让人民群众赚到钱，必须在政治上给人民群众足够的尊重，在精神上给人民群众归属感。

　　而这些事落到具体工作中，其实就是从细微小事处着手，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例如吃饭、穿衣、住房、治病、婚姻等等。

　　用教员的话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如果生活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便会冲淡赚到钱的幸福感，发展经济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人民群众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的支持红军呢？

　　所以教员号召各级党员干部：

　　“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就这样，苏区以经济政策为出发点，形成了三个经济主体通过内外循环发展经济、红军因经济发展不断胜利、苏区政府为人民服务辅助军事和经济的三位一体布局。

　　一个正向滚动的闭环出现了。

　　不过因为在苏区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和国营经济单位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合作社也归地方政府管理，那些党员干部和政府领导是缺乏制约的，有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为了避免他们腐败堕落，也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教员还规定了两条政策：

　　必须落实劳动法，改善工人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必须坚持群众检举运动，揭发政府工作人员的某些不良行为，给各级政府和国营经济单位、合作社清理杂质。

　　这两条政策，相当于给苏区的经济体系打了补丁，在那个年代，可以说很完美了。

　　而做到这一步，经济和军事便真正结合起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真正统一起来，整个苏区成了铁板一块。

　　这就叫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才写出那个著名的论断：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你给了人民群众实际利益，你把人民群众当人看，那人民群众就愿意做你的墙，给你遮挡枪林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