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最反对教条主义，但是学习的教条化却是最容易犯的错误，记住几条具体的结论当作成果，不管具体条件不管时代背景拿去生搬硬套。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虽然读了不少书，似乎掌握了不少知识，但是仍然过不好自己的人生。
读书，一定要从表面的结论，反推到底层的原理，才算真正的读透、读懂。
也就是说，每部伟大的著作，都有几个需要破解的“密码”，只有破解了密码，才能在实践中获取积极效果，实现发展。
同样的，毛选中藏着密码，本文就要和大家探讨一下。
1
第一个密码：利益。
有人看毛选，看出的是“斗争”。斗争从何而来？因为利益被剥夺被侵犯。
有人看毛选，看出的是“阶级”。阶级从何而来？是由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组成。
有人看毛选，看出的是“组织”。组织起来做什么？保护共同利益，反对侵犯利益的敌人。
一件事能不能做成，取决于利益关系是不是理顺了。如果能让各方都得利，达成多赢，任何人都没有反对的理由，推动起来不顺利才怪。
当然会有人理解能力差，看不到对自己的好处，这时就需要加强沟通，用到一些工作方法，最终让他们弄明白。
如果还有人头脑不清，胡搅蛮缠，那就等着被千夫所指，被唾沫星子淹死吧。
然而，做事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情况极少，往往是让一些人得利的同时，会让另一些人受损。这样的事要想做成，就必须事先做一番形势分析，算一算得利与受损两方的力量对比。
事要做成，必须得利一方的力量大过受损一方。
如果受损一方的力量过大，事情必定难以成功，此时强力推动，最多是一时压制，极有可能不断拉扯，甚至被反攻倒算。
正确的做法是分化对方阵营，团结一部分，中立一部分，集中打击剩下那部分。为此需要相应调整政策，照顾需要团结与中立的那部分群体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也就非常容易了。
有些人做事不做形势分析，习惯耍威风蛮干，被人明里暗里抵制，甚至使绊子敲闷棍，事干不成弄得灰头土脸，根本原因就是不考虑利益关系。
头脑中有了利益概念，就一定能把事干好吗？
还不一定。
利益的关键不是保护，而是给予。
教员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有人读完毛选，把“为人民服务”当成人生信条，并以拥有如此高尚的理念而自我感动。可实际上，你想为人民服务，请问你能给人民什么呢？
为人民服务并不是愿望，而是能力要求。如果没有能力向人民提供利益，人民并不需要你空头的服务。
为什么有些道德高尚的人，做起事来还不如结交狐朋狗友混圈子的人？因为那些人看似粗鄙，起码身边有几个人因他得利，也就愿意提供力量为其所用。
志向、理想，需要与自身能力相匹配。只有向几个人提供利益的能力，就只能定下为几个人服务的目标。真有向天下人提供利益的能力，才是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踏实做事的人，不会空喊口号，而是认真盘算身处的利益格局，为了把事做成，自己应该代表谁，为谁争取利益。
带领一个团队，就要把团队成员的利益放在心上；谋划一项业务，就要满足关键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做一个产品，就要让产品能给消费者带来实际的好处。
那些熬鸡汤画大饼的PUA话术，或许可以骗人于一时，却绝不可能长久。
真有远大目标的人，都要从小事做起，从照顾身边人利益做起，做成一些事，能力增强以后，才能代表更多人的利益，做成更大的事。
这才是做事与能力成长的逻辑。
但是，又有人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只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最终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
如果是那样，就更应该好好读毛选，因为整部毛选都在反对这种倾向。教员带领中国人民革命，打跑了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已经证明只为少数人谋利益，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政权，必定会被推翻。
所以，老蒋去了台湾也开始反省，学着共产党的做法在岛上搞土地改革，琢磨着怎么让老百姓能得点实在好处。
1961年，于右任还给“太子爷”蒋经国特意写了幅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如果他们能早点明白这个道理，也就不会干出扒花园口黄河大堤，完全不把老百姓当人，缺德带冒烟的事了。
实际上，当今世界的正常政府都会想着怎么给老百姓分好处，不管是真心实意地分享发展红利，还是用各种工具去外部收割以后分一部分进行收买。
即使是像埃及、土耳其那样通货膨胀上了天的国家，也要想尽办法搞出便宜的大饼和粮食，千万不能让老百姓活不下去。
反倒是像阿根廷米莱那样完全让老百姓自生自灭，国民贫困率猛升到50%的奇葩，能让新自由主义信徒们高潮连连，足以证明米莱和他们不仅是丧失人性，连对社会治理基本规则的理解，都已经退步到100年前了。
分给老百姓利益，并不只是人道主义，本质上是统治基础的深度与广度，受益人越多基础越牢，否则必定给潜在的对手留下竞争的空间。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说的是当统治者失了人心，其治理能力只够保护极少数人利益的时候，竞争者必然出现，覆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抛开政治方面，办企业做产品的道理同样如此。
为什么近年来我国造车新势力崛起这么快？根本原因是传统车企不把消费者当人，只当作韭菜反复割，该有的功能升级连挤牙膏都不愿意，反而跟4S店勾结，放任加价提车，设置各种配件陷阱。
包括汽车媒体、二手车销售等产业链条成员，盗卖顾客个人资料，以次充好赚了很多年黑心钱。
这种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行业，早就该好好整顿。
所以，冲着市场中存在的巨大空间，新势力凭着冰箱、沙发、大彩电就能轻松赢得消费者的好感；
华为连在汽车媒体上投放广告都可以无视，依靠消费者的信赖就可以无惧媒体故意的抹黑；
雷军在小米SU7交车仪式上亲自给首批车主弯腰开门，视频在网上疯狂传播。
消费者不傻，谁把买车人放在心上，谁能给实际的好处，大家心里清楚得很。
而那些事业成功，赚到了巨大财富的人，是像宗庆后那样愿意给自己的员工继续谋福利，对消费者以诚相待继续提供好产品，还是像某些豪门那样家人移民海外，留好后路，随时准备卷款跑路，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获得越多，因你而受益的人也应该越多，这些不仅是道理，更是社会的底层规则。
而这种规则，教员早就已经说明白，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懂而已。
2
第二个密码：力量。
毛选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找力量，哪个阶级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
答案是农民阶级是革命需要依靠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如何掌握该力量呢？
就要用到第一个密码——利益，发动土地革命，把反动派统治者不愿给的利益分到农民手中。
但是，即使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红军开始武装革命，也并非是拿到了屠龙宝刀，马上就可以号令天下，因为此时的力量太弱小。
教员开创性的贡献，并非是率先转向农民，因为彭湃等人开展农民运动更早，也不在于领导起义拉起了一支部队，我党从1927年8月开始发动了近百次起义，秋收起义只是其中的一次。
他最伟大的贡献，是把井冈山上的一点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最终延烧全国夺取了革命胜利。
其中隐含了一个“力量增长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革命，也适用于之后的国家建设，对于现在的创业团队同样有启发意义。
这个模式解答了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生存问题。
力量弱小时，首要的不是求发展，而是先生存下来。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不是人人都能想明白。
刚刚组建的起义军去打大城市，现在看来是笑话，因为我们读过历史，知道这叫盲动主义，结果必定失败。换一个场景，几个合伙人凑钱成立一个小公司，就想去抢占某个风口，或者花大价钱去砸关系疏通门路要拿下大项目，在思路上何尝不是一样的？
盲动主义的错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赌博心态，很多人都会有，在你亲身入局之后，未必就真能保持清醒。
而当所有人都头脑发热的时候，教员却总能抓住根本，他把打仗看成做买卖，定下原则“赚钱就来，亏本不干”，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绝对不搞什么死磕，最后形成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打法，确保了队伍不被敌人消灭，能够生存下来。
换成现代人搞事业，同样适用。
某个领域已经杀成红海了，就该想着换一个赛道，大城市里竞争不过，就该去二线三线甚至是县城里寻找机会。再远大的志向，也是要在确保活下来之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前途问题。
人是观念的动物，只要心中有希望，就能激发力量战胜眼前的困难。所以，说清楚希望在哪里，是每个团队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常考虑的问题。
那支在井冈山上的弱小队伍，既有物资短缺食不裹腹的内忧，又有强敌不断组织“进剿”“会剿”的外患，再强的革命意志都难免产生惶恐与不安，他们都在盼望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大家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
对革命前途问题，教员作了完美的解答，就写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中。
他能给出答案，不是掐指一算，而是靠可以验证的方法：
矛盾分析法。
因为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之下，只要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现实继续存在，那么他们的代理人大买办、大地主之间的矛盾就会继续存在，军阀之间的混战就会不断发展，造成群众革命的因素就会不断发展，因此革命高潮必然到来。
在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再对各派军阀的力量进行比较，对他们之间矛盾的激化程度进行判断，又可以得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结论。
后来的事实很快验证了他的预测。
教员曾经多次做过准确的预言，很多人认为很神奇，其实他早就把自己的方法公开出来，人人都可以学。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革命高潮变成了时代的风口。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是许多创业者热切希望提前知道的。
要科学地进行预测，而非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或者被卖课的所谓导师割了韭菜，就要掌握矛盾分析方法，对行业内的情况进行客观分析，有哪几家重要对手，他们形成了什么样的利益格局，留下了什么可以发挥的市场空间，就可以大致推测矛盾的发展趋势，找出努力的方向。
第三个问题，发展问题。
能生存下来，前途也明确了，还要想办法发展。
教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点出了发展的关键：要建立根据地。
我党武装革命的过程就是建立根据地、发展根据地的过程。即使反“围剿”失败，丢了根据地被迫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依然是建立根据地、发展根据地。
但是，这个做法一开始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林彪就写信要求不要费劲巴拉地搞根据地，把队伍带出去游击，多打土豪就可以过得很好，怎么都比被困在山上强。
这是典型的流寇主义思想，历史上的李自成就是因为没有根据地，队伍得不到补充，即使经常打胜仗，最后也被消耗殆尽而失败。现在看主张去做流寇非常可笑，可在当时红军面临重重困难的事实下，军队既要打仗还要承担繁重的根据地建设任务，难免会心生怨念。
教员跟他们讲道理，一方面是做流寇是死路，千万做不得；
另一方面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发展根据地，军队反而是从属地位，打仗是为了保卫和发展根据地才有意义。
只有把重点明确了，所有工作之间的关系才能理顺，才能劲往一处使，也才能做出取舍——有些仗打了，即使能取胜，却对根据地的发展没有作用，因此这种胜仗实际是消耗，就不应该打。
对这一点，陶叔一直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最近在和一位朋友交谈之后彻底悟透了。
这位朋友是个官二代，以前经常帮别人联系项目疏通关系，从中赚了不少钱，但是他说自己的路走错了。
因为虽然帮人撮合，赚钱轻松也没有什么风险，却没有积累下来一个产业实体，赚到的钱花了就没了，无法持续产生收益。现在那些叔叔伯伯年纪大了，陆续从位子上退下来了，撮合的事以后越来越难。
反而是以前求爷爷告奶奶显得极为谦卑的那些老板，这些年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早就今非昔比，不少已经让他仰望了。如果当年他在帮助过的企业中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全心参与其中，到现在也应该会有不错的积累了。
这位朋友的话生动地阐释了流寇主义与建根据地的区别。
只帮人撮合就是当流寇，来钱容易却没有未来；选择一家企业参与其中则是建立根据地，要操更多的心，却能获得长久收益。
毫无疑问，要想在事业上有大发展，都必须扎扎实实地建设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壮大力量，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未来。
3
第三个密码：主动权。
我党成立之初，不过是由几十位教授与青年学生组成的小团体，之所以能快速发展起来，靠的是两大招。
第一招是号召仿效苏俄举行革命，作为吸引穷苦人加入的旗帜。
第二招是与国民党合作，借助其影响力迅速打开全国局面。
这两招效果非常显著，但是产生的负作用也很大。
处处照着苏联依样画葫芦，在思想与行动上被共产国际所控制，那些不利于中国革命却有利于苏联的政策也不得不强制执行，到后来大批留苏派完全掌握中央权力，教条主义在党内泛滥，最终造成中央苏区被第五次“围剿”打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革命事业几近失败。
在国民党的平台上发展，扩大的地盘成了它的，建立的军队成了它的，只要稍有利益冲突，国民党右派就喊打喊杀，最后终于在新军阀蒋介石的带领下大开杀戒，无数英雄儿女血流成河。
打着人家的旗帜，靠着人家的平台，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碰到天花板，因为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必然受制于人，这种结果在政治斗争的场景下表现得更加直接与惨烈。
教员之所以能带领革命者取得最终的胜利，根本原因是他牢牢抓住了主动权。
要不要合作？要合作。
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但是这次不一样，我党不再完全听命于国民党，抵制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对国民党不时制造的摩擦坚决反击，既合作又斗争，确保根据地与我党武装的独立发展。
有了战略上的主动，这才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避免了“四一二”的重演，直至夺取全国胜利。
要不要高举旗帜？要高举。
旗帜是方向，是凝聚人心的象征，关键是举旗的那只手必须是自己的。延安整风就是要从思想上切断对苏联的依赖，在立场上切换为一切以维护中国革命的利益为准则，只有彻底地独立，才能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这些已经得到历史验证的经验，后来却被放弃，教条主义重新泛滥，只是思想上依赖的对象从苏联变成美国和西方，“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论调大行其道，属于思维上的严重降级，幸亏及时调整，不然必将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跳出革命与历史的背景，单看个人事业奋斗的过程，掌握主动权同样重要。
起步阶段靠贵人、靠平台、靠品牌，能够让事业获得快速发展的助力，但是那些都不是自己能完全把控的，受惠于人必定受制于人，长期下去必将进入被动的局面。
要摆脱这种局面，掌握主动权，首先要分析自己所处的利益格局，找准能够让自己下一步发展的空间，建立根据地，从小到大发展自己的力量。
真正读懂毛选的人，一定会抓住三个密码，明利益，蓄力量，永远处于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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