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教员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2集

　　地主阶级是不是敌人？农民阶级是不是朋友？

　　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最着重讨论的一个问题。

　　也是后来陈独秀与教员产生路线分歧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今天回顾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都会说，当时中国的特点是农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全国各地、漫山遍野都是农民，而工人的数量却是极少的。因此得出结论：当时的中国革命必须要依靠农民，要走农民革命的道路。

　　这种结论也不好说它是错的，但是很显然它在理解当时的农民问题上，是极其粗糙的，在推导农民革命的必然性上，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

　　作为当时最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就身处于当时那样的时代环境之中，难道他们会迂腐得看不到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也经历了异常曲折和复杂的过程。包括后来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挫折的几次著名的“左倾”路线，源头上都可以追溯到“城市中心论”与“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冲突。这种冲突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是完全分不开的。

　　那么，就在毛泽东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到底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这种认识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一一来说。

　　第一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初期，实际上就已经有共产党人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1921年9月，早期共产党人沈玄庐，在浙江萧山衙前村领导农民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这个农民协会是当时真正意义上属于农民自己的协会。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周围几十个村，于是纷纷有农民效仿，先后成立了80多个农民协会。但是还没搞出什么影响力来，就遭到了浙江军阀的暴力镇压，很快便解散了。

　　1922年6月，后来著名的“农运大王”彭湃，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约，是清朝南方一些农村的建制名称，类似一个乡）也搞起了农民运动。

　　方法也是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然后由农民协会来领导农民搞争取利益的斗争。他们还给农民协会搞了宣言和章程，相当于是农民运动的纲领了。

　　仅仅半年多的时间，海丰县其他乡村也纷纷效仿，12个乡村搞起农协，会员达两万多人。

　　随后，彭湃又在陆丰、惠阳两县发展农民协会，到1923年5月，海陆丰、惠阳县的农协会员高达20万。

　　有了农会，农民就开始朝着地主阶级作斗争，最初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减租、抗捐、开仓平粜这些活动上。然而这自然引起地主的仇视，那时候国共合作还没正式开启，广东军阀派系众多，农民力量是极其薄弱的。陈炯明那时候还是广东的大军阀，他很快就派兵将农会全面镇压下去了。

　　同时期的湖南衡山县白果乡，也有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支援工人，成立类似农协的组织。毛泽东那时候主要精力还在工人运动上，当他得知湖南白果乡有自发的农民运动后，便派人去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

　　而当时的白果乡，就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家乡，他当然不可能容忍有农民在自己的家乡闹事，同样也是派兵迅速镇压了。

　　这时候的农民运动不仅规模很小，零零星星的分散在不同乡村区域，而且就农民整体而言，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普遍成为当时多数共产党人在农民问题上的共识。

　　这些特点大体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分散

　　一家一户组成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模式，使得本来就分散在广大农村区域的农民，显得更加的分散。与这种分散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工人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的集中。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评价产业工人的一个巨大优势和特点，就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那样集中。因为这种集中，就使得他们在反抗资本的剥削时，能爆发出非常大的潜力，造成空前大的影响。与当时农村各地零星的农民运动不同，工人在城市的罢工运动，无论是影响和规模都远远比农村大得多。当时城市先后爆发的海员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开滦煤矿罢工，沙面罢工都是城市产业工人搞起来的。

　　就在1925年里爆发的五卅运动，以及支援五卅运动而随即引起的省港大罢工，其影响和规模在当时都超出了国内范围，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拿湖南一省来说，当时除了衡山县白果乡产生了自发的农民运动外，群众主要的斗争，仍然是体现在城市工人上。长沙纺织厂的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的罢工、粤汉铁路的铁路工人罢工，都是工人运动。

　　因此，他们虽然人数少，当时全国集中的产业工人不过两百多万，但是他们的斗争性和影响力，却比农民斗争的影响要大得多。

　　其实，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成立，就内部来看，也是五四以后大量工人运动的涌现而直接促成的。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此，这种农民分散的特点，与工人集中的特点在当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工人运动产生的影响力又那样的大，这就不可避免的使得多数共产党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这是其一。

　　第二：落后

　　这种落后主要体现在生产力的落后。

　　不要说什么铁路、通信、兵工厂，就是一些最简单的生产日用品、纺织品的小工业，农村也极其稀少。

　　大量的农民终日耕作于田间地头，这种封建式的、分散的小农生产，也不需要什么先进的知识和文化。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刚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农民的状态有过这样的描述：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同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他们消极地忍受着频繁地军阀混战”。

　　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直到后来土地革命开始，红军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仍然成为农村革命是否能成为中心的一个主要争论点。原因很简单，当时很多人仍旧认为你连一个像样的兵工厂都没有、连一条像样的交通要道都没有，仗怎么打呢？天天靠缴获、靠游击，哪年才能迎来革命的胜利呢？

　　因此，这一特点使得他们认为农村缺乏革命应有的物质基础。

　　第三：愚昧

　　这个特点实际上是前两个特点的必然结果。

　　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生产，土地的兼并，地主的残酷剥削，使农民陷于极端悲惨的贫苦命运之中，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接触和了解先进文化的机会。而小农式的农业生产，又不需要他们学习太多现代式的生产知识和技能。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地主阶级为了减少农民的反抗，又炮制出一整套的封建奴役文化。

　　这种文化通过地主、宗教、乡绅们的灌输，通过社会上各种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民间歌文的传播，然后又通过农民祖祖辈辈的言传身教，使得它们在农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这种文化宣传的核心：是以斗争反抗为罪恶，以安分守己为美德，要顺从地主、尊崇乡绅。

　　总之，核心是要维系原有的生产关系不变，维持地主阶级原有的地位不变，维持原有的分配制度不变。

　　如果你感觉到痛苦，那么你可以求神拜佛，你应该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而不是奢望通过斗争来解决你的困境。

　　这就是封建生产关系下，封建文化、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束缚。

　　在这种束缚下，谁能不愚昧，谁能不迷信呢。

　　彭湃后来总结海陆丰农运经验的时候，就提到过，他刚刚到农村的时候，就有同志对他说：

　　“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

　　张国焘早期谈到农民问题的时候，也说：“农民是很愚昧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苏维埃，农民还以为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呢。”

　　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民存在着的普遍的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谁凭空造出来的，而是真实的存在于农民之中。

　　所以当初张国焘把一切注意力都放在工人运动上，陈独秀则又过于注重与国民党的合作，这两种倾向就成为了当时党内主要存在着的两种倾向。

　　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看不到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现状，而是在于他们无论如何难以相信，中国的革命可以依靠这样一群分散、落后、愚昧的农民来取得胜利。

　　不仅农民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和现象，使得他们不信任农民，看不到农民中间隐藏着的巨大力量，而且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也没有这种先例。

　　而随着零零星星起来斗争的农民协会很快遭到了军阀的镇压，大家的斗争焦点，也就更进一步的集中到了城市工人运动上。

　　这就是第一阶段大家对农民的认识，到了第二阶段，这种认识又迈进了一步。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国共合作开始的。

　　这是因为国共合作以后，农民运动在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影响范围内，就不再是非法的，而是合法的了。

　　1924年初，国共合作刚刚建立，就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

　　3月，提出了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计划；

　　7月，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随后在彭湃的提议下，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后来毛泽东还曾担任过讲习所所长。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以前，各地稍微闹出一点样子来，立刻遭到军阀残酷镇压和驱散。但国共合作以后，在国民党控制的广东范围内，就不但合法，而且是被鼓励和支持的。

　　当然，国共合作刚开始的时候，广东大大小小军阀很多，并不是都是国民党一家说了算。东边还有陈炯明，南边还有邓本殷，就连国民党内部，还有杨希闵、刘震寰这样的军阀。

　　但是随着国共合作取得惊人的成绩，包括黄埔军校的建立，黄埔学生军的组建，政治制度的改革，内部财政制度的统一，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得广东革命根据地很快实现了统一。

　　在这期间，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后来毛泽东曾对彭湃在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种评价高到什么程度呢？

　　他在1926年9月写的文章《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说：

　　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不算得。——《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可见评价之高。

　　海陆丰一带农民运动的发展，使得共产党人改变了原来农村很难闹革命的思想，而且按照列宁的观点，农民是可以成为工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这也为农民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因此1925年初的中共四大上，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的主张，把农民视作了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

　　这种在农民问题上的重大突破，是第二阶段的重大进步。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在促成这种认识的突破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之所以把它当做第二阶段的认识，是因为这时候大家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仍然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的突出表现，就是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敌人来看待。

　　甚至为了更好地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在实际斗争中，还试图压制和限定农民运动的范围。

　　比如当时的组织和宣传中，把农民运动主要定位成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而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在实践中，就是起来反对各种苛捐杂税，胡乱征收，因为这些都和军阀的剥削直接相关。

　　农民固然受这种剥削很重，但是农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并不是这些苛捐杂税，而是地主阶级直接征收的地租，这种地租几乎占到了农民收成的一半。

　　比如彭湃对海陆丰农民就有过这样的描述：一个普通佃农一年收27石，一半要用来交地租，剩下的一半又要扣除肥料、种子、农具消耗，还要承担一部分苛捐杂税。

　　结果剩下的粮食连本人糊口都不够。

　　但是除了本人糊口之外，难道不用养老人和小孩，不用住房子，穿衣服吗？样样要消耗，于是无奈就只能兼营一些捕鱼捞虾，砍柴割草，或为船夫、或为抬轿挑工……，终日不得喘息。然而仍然不够维持，于是大多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必须向地主借高利贷，这种高利贷年率多半20%以上，恐怖者能达到100%。

　　这种情况下，农民祖祖辈辈陷入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

　　因此，他们固然需要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强征乱收，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需要反对地主阶级，反对他们的地租和高利贷。因为这些所占农民被剥夺的比例，实际远远高出了50%以上，是压在农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

　　然而，从根本上说，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包括陈独秀在内，他们在农民问题上的进步，是已经起来的农民运动被动影响的结果，他们并没有消除停留在第一阶段上的，对农民那些特点固有的基本观念。

　　因此，他们虽然也鼓励农民斗争，鼓励农民协会，提出搞工农联盟，但是他们还无法接受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敌人，来反对地主。

　　这一方面是因为过于看重国民党的力量，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完成革命任务。但是从另一面看，过于看重国民党力量的另一面，自然就是轻视农民的力量，认为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成为革命主力的。

　　因此，他们可以接受农民运动，甚至欢迎和鼓励，觉得这是无产阶级广大的同盟军，但是这个接受是有限度的，一旦认为可能超出国民党能接受的范围，有带来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他们就会主动地加以限制了。

　　而这个范围的界限就是——不能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敌人来反对。

　　在这种界限的框定下，不要提什么没收土地，这是绝不可能的，就是提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实际上也是非常困难的。

　　农民运动的斗争范围，还只能圈定在抵抗苛捐杂税、胡乱征收、豪绅勒索、盗匪凌掠、官司调节、开仓平粜等方面。

　　而当时党内很多人，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自始至终没有突破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1925年初，毛泽东离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回到了湖南韶山老家休养。

　　1年前国共合作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踌躇满志，对双方的合作抱有很高的期望，这一方面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名他为候补委员，并顺利当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开启新的征程，以为能够一展自己的抱负。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一年，当初在国共合作上的踌躇满志就变成了现下的满心怅然。这个过程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的日子

　　回到韶山以后，他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很快融入到了韶山农民之中。

　　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程度”，这次回韶山以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那么在这期间他做了些什么呢？

　　期间，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搞社会调查。不仅走访了很多原来的同学、朋友、左邻右舍，去农民中间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还访问了韶山一带的知名人士，对韶山整体的农民生产、生活情况，尤其是农村的阶级情况做了深入的调查。

　　这些调查使得他一方面了解到农民所受地主的剥削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他也感受到，农民并不像固有观念里面那样的软弱。他的小学同学钟志申告诉他，自己曾在1918年的时候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家的团丁，这使得毛泽东感到兴奋。

　　同其他一些人的交谈中，也使他发现，一些人的觉悟程度其实是很高的，这些人完全可以组成农村党支部，来领导农民开展工作。

　　于是，他带领当时几个觉悟较高的农民、农村知识分子，开始在韶山组建农民协会，成立共产党支部，创建农民夜校。这几个人后来被称为“韶山五杰”。因当时农民协会在湖南还不合法，因此用的是“雪耻会”的名义。

　　当通过这些骨干将农民协会搞起来以后，他就进一步发现，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远远不像大家一般认识的那样愚昧和迷信，他们不但变得富有战斗性，而且表现出很多聪明、策略性的东西。

　　最典型的就是这一年的7月间他带领农协骨干们，领导农民开展的一次开仓平粜的运动。

　　为什么会有开仓平粜呢？

　　这是因为农民每年收割的粮食，一半都用来缴纳了田租，所以留下的粮食一般吃到第二年的5、6月间就没有了。而新的粮食还没到收割时节，因此叫青黄不接。

　　这个时候条件好点的就买粮，条件差的就需要借粮。因此这段时间地主粮仓的粮食往往就要涨价。

　　要是碰上灾年，或是收成不好的时候，买粮食的人一多，地主就会囤积居奇，推高粮价，大发其财。

　　因此，所谓开仓平粜，意思就是地主开仓，将自己的粮食以平时市场的价格卖给农民，而不准他坐地起价。

　　这一年湖南又遇旱灾，韶山也出现大旱，这种青黄不接的现象就变得异常严重。

　　当地的大地主，团防局长成胥生，自然不愿意把自己的粮食以平价卖给本地农民。而是想把粮食偷偷运到湘潭等县城去，这样可以比平时的价格高出两三倍。

　　那么，为啥他不就在本地坐地起价呢？

　　这是因为那时候的农村乡土文化也很重，乡里乡亲的你坐地涨价不合适，非常拉仇恨。在传统观念里，灾年的时候地主家开仓平粜也成为一种观念上的“义务”。

　　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地主的办法都是推脱家里也无粮，然后私下里悄悄把粮食运到县城去，这样就可以卖高价。

　　没有农民协会之前，农民对这种事情毫无办法，你就是看到人家把粮食运出去，你也没法去找地主理论。但是有了农民协会以后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借灾年“开仓平粜”的传统义务，去找地主理论。

　　在这次开仓平粜中，农民协会的成员，把成胥生有多少粮食，什么时候偷偷运出，走哪一条路线都摸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们纷纷出谋划策，什么时候去堵，去哪里堵，带多少人去堵，他们都能提出很好的办法。

　　于是，在这次农民协会组织的开仓平粜中，完全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不但实现了开仓平粜，而且农民自己也意识到，只要被组织起来，即使手里有十几条枪的成胥生，也会变得畏惧和害怕农民的力量。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也引起成胥生的严重不满。于是他秘密汇报给赵恒惕，赵恒惕又电令湘潭团防局逮捕毛泽东。

　　幸得县议员郭麓宾看到了这封电报，于是他又写信派人送到韶山，通知毛泽东赶紧离开。

　　就这样，毛泽东只能离开韶山，几天之后，团防局的人才来，因为人已经走了，于是打发了一些钱便过去了。

　　离开韶山后，毛泽东先到了长沙，而后转到广州。在长沙期间，他写下了一首词《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这首词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在韶山的这段经历，使得他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重大飞跃。

　　以往大多数人对农民的既有观念里，他们是分散、落后、愚昧的，在这些特点下，他们呈现出很多狭隘、自私、迷信、麻木的现象。这些现象是真实的吗？固然是真实的。

　　然而一旦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灌输革命的思想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不但变得非常富有战斗力，而且变得很智慧，很有策略。

　　原先所谓的“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们可能都是文盲，但是对于一些地主如何压迫农民的常识问题，他们反而有更切身的感受，能讲出一大通自己的道理出来。

　　他们虽然很分散，不像城市工人那样集中，但是几百号农民组织起来就能跟成胥生斗，那全国80%的农民要是被组织起来，那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压抑得住？

　　从当时的情况看，工人运动固然看起来规模和影响更大，但200万的产业工人，无论如何也感觉力量不足。

　　也正是因为当时的工人阶级力量不足，因此也促成陈独秀等人过于把希望寄托在国共统一战线之上。

　　至此，毛泽东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突破了前两个阶段的狭隘眼界。他不仅对农村中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革命态度有了极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认识到，农民中蕴含着汹涌澎湃的巨大力量，一旦把他们组织起来，这种力量就可能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即1925年初他回到韶山，至8月底他离开韶山的这大半年时间里，国内先后出现了我们上一篇文章中说的五卅运动、廖仲恺先生被刺、戴季陶发表反共文章的重要事件。等他回到广州国民政府以后，这一年的11月23日，又发生了国民党右派的主要人物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反共会议的事件。

　　这样，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一次全面分析的元素就完整了。西山会议事件一周之后，也就是1925年的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发表在广州的《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杂志上。

　　之所以只能发表在《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是因为陈独秀看了这篇文章后，拒绝把它发表在党内机关报刊上。

　　我们上一篇文章中说，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文章中，旗帜鲜明的把国民党右派作为敌人提了出来，又说国民党内中间派要分化，右翼要成为我们的敌人，这些观点都太刺激国民党了，有碍于维护统一战线。

　　然而最刺激国民党，也同时刺激到陈独秀的，就是文章中还旗帜鲜明的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敌人的观点提了出来。

　　这显然超出了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所能容忍的底线。

　　在国共合作共同制定的新三民主义纲领中，敌人是很清晰的，那就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和共识。事实上，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国民党也有很多保留，他们最迫切的是北伐，是扫平北洋军阀，实现中国的统一。

　　在农民问题上，我们说过，它那个土地纲领就是画饼，是根本不可能的。

　　国共合作开始以后，国民党里左派很多人，包括蒋介石，都积极支持过农民运动，但这种支持也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不能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敌人来斗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们搞农民协会，以此来实现一些农民间的互助，清除一些地主恶霸的不良现象，抵制一些苛捐杂税，这是可以的，甚至他们还欢迎。

　　但是，一旦你们要从阶级关系上、封建制度上作出改变，那就不行了。比如你们要没收土地、要改变整个的政治地位、要彻底改变原来的分配结构，这就不是把个别地主的不良现象拿出来斗争，而是把整个地主阶级拿出来斗争。这就超出了他们能够容忍的界限。

　　而随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记录的一切农民运动，恰恰就是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展开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