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吧！中国“精英”的“软骨病”！

　　《毛选》是一个伟大的宝藏。

　　嗨，大家好，我是鲲鹏击浪，坚持解读《毛选》，提炼成人成事之道，坚持和传承毛泽东思想。

　　时下，一提到发展、创新等等，我们不论是在周围人的嘴里还是网络舆论场便可听到一种声音:这都是精英人士的作用。随着而来的就是“精英政治”、“精英教育”、“精英历史”等等。这种观点是一种历史观的根本差异，是用英雄史观看问题，分析问题。相反，提到人民群众，我们也一定能够听到另一种声音（不论是现实还是网络中)，愚昧、无知、懒惰、渺小、无耻、贫穷、自私。

　　根本上来说，这两种观点就是两种不同立场，是两个不同阶级对于同一问题—历史根本动力的认知。无产阶级一定会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认为人民群众是伟大的；资产阶级一定会用剥削阶级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认为资本家精英人士才是历史的根本创造者。

　　这根子上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现实反映。由此我们便可理解毛主席当年说的: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请中央和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搜集材料，编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大都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瞧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罚的那些人。”

　　中国“精英人士”乃至资产阶级世界的“精英人士”的通病就是“软骨病”，这点毛主席青年时代就已经看透了。

　　1925年，青年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病灶。他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受外资压迫时有革命性，另一方面又因害怕工农革命而随时可能倒向反动。这并非简单的政治站队问题，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软骨病”——脊梁骨未曾真正长在自己身上，生存与发展始终依附于帝国主义或封建势力。

　　这种“软骨”，是精神上的缺钙，是民族自尊的缺失。翻开《宋史·食货志》，宋代GDP曾占全球大半，汴梁城繁华似锦，但财富并未转化为国家能力。富商巨贾的钱流向了土地兼并与官场寻租，而非技术革新或工业生产。当金人铁骑南下，这座经济巨厦瞬间崩塌——因为它的财富是掠夺性的，而非生产性的，无法支撑起抵御外侮的脊梁。

　　1949年，毛主席在长安大戏院看《法门寺》，见太监贾桂被赐座却因“奴才站惯了”而不敢坐，慨然道：“这就是奴才相！”1956年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敲打干部：“有些人跪久了，膝盖生了根！”这不仅是对旧官僚的批判，更是对一种文化心理的诊断：长期的依附地位，让部分精英丧失了独立站立的勇气与能力。

　　这种“贾桂心态”在近代屡见不鲜。1950年朝鲜战争前夕，有人以“汉阳造打不过美军飞机”为由畏战，彭德怀怒斥：“井冈山就几杆梭镖，还不是打出了红色政权！”1951年，留洋专家联名要求废除中医，称“不科学”，却忘了太行山根据地正是靠老中医的柴胡、黄芩挺过了疟疾肆虐。毛主席连批三个“荒唐”：“你们这是要把老百姓的救命草连根拔了？”

　　历史的讽刺在于，越是国难当头，这种“软骨”越暴露无遗。晚清买办阶级甘为帝国主义附庸，对内压榨、对外卑膝；改开时期，部分实业家“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放弃自主研发的“运十”飞机，甘愿做外国组装厂的打工仔。他们对内是“狼”，对外是“狗”，典型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1972年，一位年轻记者问毛主席：“若资本主义复辟，工人阶级会不会再被剥削？”毛主席笑着回答：“中国的资产阶级有‘软骨病’。他们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却压榨同胞。哪怕掌权，这种精神软弱也不会变。”他深知，西方资产阶级靠掠夺殖民地完成原始积累，而中国部分资本家只会“窝里横”，靠特权和漏洞榨取民脂民膏。

　　这种病症在今日仍有新表现。

　　在经济领域，部分企业家虽在国内积累巨额财富，却将资产转移海外，为自己和家人购置外国身份，以“全球公民”自居，对国家发展缺乏责任感。他们在国内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压榨中小企业和消费者，面对国际竞争时却甘愿充当跨国公司的附庸，放弃核心技术研发，迷信“造不如买”的短视逻辑，在关键技术上甘愿被“卡脖子”。

　　在科技领域，一些科研人员和企业迷信西方技术标准，缺乏自主创新的勇气与决心。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第一反应不是攻坚克难，而是寻求技术引进或合作，甚至以“全球化分工”为名，合理化自身的依赖地位。某些科技企业热衷于模式创新和资本运作，却对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和硬科技研发避而远之，导致产业链关键环节依然受制于人。

　　在文化与学术领域，部分知识分子以西方学术范式为唯一标准，生搬硬套地解释中国问题，忽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他们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缺乏基本尊重，动辄以西方价值观评判国内事务。更有甚者，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主动迎合外部舆论，贬低本国发展成就，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沦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在舆论场中，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对内严厉苛责，放大社会问题，将个别现象上升为体制弊端；对外则表现出过度的宽容甚至崇拜，对西方社会的问题选择性失明。他们习惯于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定义中国的进步，将民族自信视为“狭隘”，将批判本土视为“启蒙”，实质上是精神上依然“跪着”的表现。

　　正如有人曾直言：“坏就坏在中国精英。”洪晃也批评：“精英阶层只想着如何把1个亿变成10个亿，没人想到消费者。”这种脱离群众的傲慢，正是“软骨病”的并发症——对上谄媚，对下傲慢。

　　毛主席一生都在对抗这种“病态”。从延安时期与黄炎培论“历史周期律”，到进城前夕警示“不做李自成”，再到发动群众运动防止“和平演变”，其核心都是为了让精英阶层“挺直腰杆”：不是对权力谄媚，而是对人民负责；不是做资本的附庸，而是做国家的脊梁。

　　今天，我们已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但“软骨病”的隐患仍未根除。当某些人面对西方制裁时主张“妥协换和平”，当部分企业为短期利益出卖核心技术，当一些精英以“全球化”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我们更需重温毛主席的诊断。

　　真正的“硬骨头”，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气节，是志愿军在长津湖冻成“冰雕”也不退缩的坚守，是毛主席“敢教日月换新天”不怕的革命信仰。它不来自财富的堆砌，而来自对民族命运的担当；不来自对强权的妥协，而来自对底线的坚守。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路边的石头总想挡道。毛主席的洞见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强大，最终取决于其人民尤其是精英阶层的精神硬度。唯有挺直脊梁，拒绝“软骨”，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着把钱挣了，把路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