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王兴国：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及其对新民学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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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

　　及其对新民学会的影响

　　内容提要

　　摘要：青年毛泽东在主编《湘江评论》时，由于受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曾反对暴力，主张“呼声革命”。经过湖南“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实践，毛泽东逐步认识到面对拥有暴力武装的军阀，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光靠大声疾呼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暴力革命，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毛泽东不仅发动新民学会成员参加实际斗争，而且提出了如何使学会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这一问题，经过毛泽东的引导，新民学会中不少成员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世界观；新民学会

　　原文出处：王兴国.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及其对新民学会的影响 [J]. 毛泽东研究，2026，70(1): 16-25.

　　作者简介

　　王兴国，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哲学与党史党建研究所研究员(湖南长沙，410003)。

　　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及自己早年北京之行的情况时曾说：“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这一时期发表于《湘江评论》的两篇文章中，毛泽东虽主张“民众的大联合”，并注意到“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的激烈派，“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但他同时又主张采取“温和”方法，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将激烈派的主张概括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认识已相当深刻。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用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方法(工具)反过来对付资产阶级。能够准确抓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激烈派的思想核心，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读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且能够抓住重点。但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此时更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主张采取“温和”的方法。青年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既与他后来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有关，也与其亲身参与的湖南“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密不可分。正是在革命活动实践中，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逐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暴力、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行不通的，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

　　一

　　所谓“驱张运动”，就是20世纪初发生在湖南的、驱逐时任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群众运动。张敬尧本系皖系军阀，1918年3月任湖南都督。在湘期间，他与三个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为非作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1919年12月2日，爱国学生、工人、教职员等在长沙教育会坪开会，焚烧日货。张敬尧闻讯，派兵镇压，打伤多人，造成惨案，“驱张运动”由此爆发。这场运动，既是一场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比较典型的“呼声革命”。

　　一方面，进步学生长期坚持统一的罢课斗争。张敬尧虽逼令各公立学校开学，但遭到学生、教职员共同抵制；另一方面，运动还派代表团赴北京、广州、衡阳、常德、上海、汉口等地进行宣传，其中，北京是当时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毛泽东参加了赴北京的湖南驱张请愿团。到京后，他组织“平民通讯社”并担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在京期间，请愿团多次上书总统府、国务院，历数张敬尧祸湘罪状，并向熊希龄等社会名流及上海湖南善后协会等团体发出快邮代电。1920年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代表团到北洋政府国务院和时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请愿，毛泽东等被推举为交涉代表，但这次请愿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驱张运动”充分利用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争取当时驻扎在衡阳的吴佩孚的支持。据《蒸阳请愿录》记载，以易培基、何叔衡为首的驻衡去张请愿代表团，多次与吴佩孚当面交涉。1920年4月9日，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等省代表会议，组成反皖联盟。在这一背景下，吴佩孚于5月由衡阳率军北撤，途中占领湘乡，后又向湘潭、宁乡进攻。6月11日晚，张敬尧逃出长沙，“驱张运动”获得胜利。

　　对于“驱张运动”胜利的原因，时人曾有不同看法。徐庆誉认为，“驱张运动，是湖南全省学生目的一致的平民政治运动。张敬尧出走，固属是军人杀伐有功。然而军人的后盾，就是民气。民气最大的表现，就在全省学生罢课请愿。所以学生驱张，和军人驱张，有同一的影响及同一的效果”。黎宗烈则认为：“我们受了武人的摧残，仍然跑向武人那里去请愿。所得结果，靳云鹏初次还派了代表出来说了几句转达……安慰……的话，以后连棉花胡同(靳云鹏私宅所在地——引者注)都不能进去了。在衡州的代表，幸而遇着一位主持正义的吴子玉(吴佩孚的字——引者注)将军，替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不然，我们宣告上所说‘张一日不去湘，学生等一日不返校’的话，不晓得要坚持到甚么时候咧!”

　　黎宗烈认为“受了武人摧残，仍然跑向武人那里去请愿”自相矛盾。其实，就“呼声革命”的观点来看，并不矛盾。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明确指出，“呼声革命”就是要“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所以，请愿团在与北洋政府交涉过程中尽管多次遭到冷遇，但始终不灰心。据时人日记记载，当时也有人提出组织学生军问题并引发讨论，但“学生鼓吹打破军阀，不应自己加入军阀”的反对意见占了上风。反对者将拥有军队者统称为“军阀”，反映出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和非暴力主义影响较深。而黎宗烈对于吴佩孚作用的分析，实际上提出了“驱张运动”的胜利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军阀之间你争我斗，你把我赶下台、我又把你赶下台的事例不胜枚举，但由群众发动，并最终将一个军阀赶下台的，却还找不到其他例子。这就说明，“驱张运动”的胜利带有某种偶然性。当然，偶然之中又有必然。南北军阀之间的矛盾、北洋军阀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争夺和战争；人民与军阀、正义与邪恶之间的矛盾，则必然要求进行斗争，而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在1920年上半年，这种种矛盾都在湖南存在着，它们交织演变，最终导致了“驱张运动”胜利这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我们既要肯定当时学生艰苦卓绝的斗争，也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等学生运动领导者的斗争艺术，他们善于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因势利导地去争取胜利。但是，也不能不指出，由于“驱张运动”是以“呼声革命”为指导思想的，所以其必然停留在少数学生领袖和社会人士的宣传动员上，不仅与工商界无关，而且与大多数学生无关。关于这一点，黎宗烈已有所论述：“我们这次出来做‘驱张运动’，觉得代表制最大的坏处，就是把几万斤的重担子，推到几十个代表的肩上。大多数的同学，住在家里，毫不过问。幸而成功，固是大家的好处。不幸而败，直接受痛苦的，只有几十个代表。而大多数的同学，仍旧可以挑起担子进学校去读书。”又说：“学生界自去年‘五四运动’以来，得到工商界的援助。就是‘六三运动’那一回以后，到(倒)难引起他们的同情。在湖南说起来，工界没有甚么组织，与学界距离很远。而商界与学界，起初还能够一致的进行。以后因为抵制日货，利害不无冲突，逐(遂)渐渐隔离起来。去冬学生解散，不仅没有得工商界大罢的援助，有些商人，反以为这是贩卖日货千载一时的机会。象这样背道而驰来做民众运动的事情，实在是危险到了万分。以后我们做事，虽不要依靠谁，然而不得不有联络。学界万不能排开工商界，工商界也不要自己站在圈子外面才好。”这种脱离群众的情况，正是由“呼声革命”本质所决定的。

　　驱逐张敬尧之后，毛泽东等人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总体来看，他的思想并未完全摆脱“呼声革命”非暴力观点的影响。比如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湖南自治的成败、好坏系于“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所谓“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即“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不过，仔细分析青年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相关文字，不难看出，与“驱张运动”时期相比，他的思想观念还是发生了微妙变化。

　　一是主张人民可以使用暴力。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毛泽东说：“湘人自决主义，固不是无抵抗主义，强暴复来，可以任其宰割。强暴复来乎，正式之抵抗，仍不可少也。”毛泽东否定“不抵抗主义”，表明他已开始摆脱“呼声革命”思想的影响。二是眼光向下，着眼于群众。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发生变化，“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三是重视广泛发动各方面群众的力量。在《释疑》中，他说：“你是一个湖南人吗？只要你满了十五岁(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政治思想，比在“驱张运动”中有了进步。

　　但是，由于湖南自治运动毕竟是采用和平手段，向“强权者”进行的“忠告运动”，所以当运动组织者的要求没有触犯“强权者”的根本利益时，他们尚勉强周旋应付。但当运动的发展、人民的呼声危及其根本利益时，“强权者”就撕下伪装，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机关和武装力量加以镇压。湖南自治运动大体是从1920年7月开始酝酿的，在9月底以前，属于制造舆论阶段。在此期间，湖南省长谭延闿还与自治运动的领导人周旋敷衍。到了9月底至10月初，谭延闿主张由省议会制订“宪法会议组织法”，然后根据这个“组织法”再行召集“制宪会议”，而毛泽东等则主张宪法起草与公布权，应属“人民宪法会议”。于是，谭延闿利用“双十节”省城各界举行自治运动请愿大会和游行示威时省议会旗帜被扯一事大做文章。他发布布告，恫吓各界“切勿轻信游词，盲从暴行，远则危及大局，近则危及一身”，更制造流言，说省议会旗是毛泽东扯的。

　　这件事对毛泽东触动很大。1920年11月25日，他在写给向警予的信中说，“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对包括“驱张运动”在内的政治实践进行了深刻反省。“驱张运动”虽取得胜利，但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却表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对掌握了武装力量和国家机器的“强权者”，幻想以和平手段争取民主权利是绝不可能的。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这一点不仅为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所证明，而且为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切改良运动的失败所证明。至于毛泽东所说的“另辟道路”，即俄国革命的道路。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毛泽东引用蔡和森“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之后，说“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二

　　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强权。受其影响，青年毛泽东曾在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将国家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并列看待，认为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它们和三纲一样，“压抑个人、违背个性”“在所必去”。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一切强权，主张以“互助”维持社会秩序，认为“以互助之大道，其组织之美善，必远胜于政府之代谋。故不必虑无政府即秩序扰乱也”。青年毛泽东当时不仅在理论上肯定这种互助主义，而且曾尝试在实践中加以实行。他在《学生之工作》中设想创立的新村，就有实行互助主义的意思在内。至于毛泽东与陈独秀、王光祈等人于1920年3月发布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从名字到内容，都充满了互助主义的精神。这个互助团的流产以及五四运动前后其他种种空想社会主义组织试验的破产，都说明在阶级存在的社会条件下，脱离现实社会，否定一切强权，实行互助主义是行不通的。

　　青年毛泽东在投入现实的政治斗争实践后，立即发现，在和“强权”斗争时，如果不凭借一定的、带有权威性的组织形式或物质武器，那么不仅所进行的斗争会缺乏明确具体的目标和物质凭借，而且也无法与“强权者”提出的口号相抗衡，更无法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斗争。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以经济构造为基础。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必须首先改造其经济基础。在当时的中国，就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的地主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李大钊同时指出，“‘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所以他进一步提出，“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而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除了口喊“根本改造”外，拒绝从事任何实际政治运动。如师复认为“政府为万恶之源，政府一去，百事皆了”。他还在《晦鸣录》(发刊词)中说：“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境。推原其故，实社会组织之不善有以致之。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在这里，师复将社会上的一切罪恶都归于政府和强权，主张“政治决定一切”“强权决定一切”。基于这种认识，他反对无政府党人参加民国初年的反袁斗争。在师复看来，无政府党人所应从事的唯一工作，就是“社会根本的改革”，与此无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政治之战争”，都在排斥之列。这一观点，无疑是十分偏颇的。随着湖南自治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对国家的认识和分析愈加全面，开始抛弃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权力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青年毛泽东也曾主张向强权者作持续的忠告运动，但是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他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区别，就是他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拒绝一切政治行动”，他不仅承认“彻底的总革命”的必要性，而且直接投身到了改变现实社会的“政治运动”之中。尽管他提出的“湖南共和国”也带有试验性质，但这与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企图“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封建皇帝，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共和政权却被封建军阀所把持，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此，不论是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还是对主张“根本解决”的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面临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就是进行反对军阀的斗争。对此，毛泽东等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毛泽东深刻指出：“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毛泽东等人领导湖南自治运动，目的是为“根本解决”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这一点，在毛泽东等于1920年6月14日发布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中已有明确表述：“同人之愚，以为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而先提出一最低限度且应乎时势要求之条件，……论者谓湖南为东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从今日起，三千万人涤虑洗心，向前奋进，未始无实现之一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引用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的“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这一段话，并加以发挥：“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述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现。”青年毛泽东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当然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理论自觉，但他希望通过建立“湖南共和国”以为“根本解决”创造必要条件的思想，至少是认识到了民主共和国与军阀专制的国家相比，能为革命者的活动提供较好的条件。对此，陈独秀当时也有类似的认识。他在1920年9月1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中说：“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

　　过去，曾有一些论者将湖南自治运动和“湖南共和国”方案的设想，说成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尝试。这个论点的提出，当然是以承认毛泽东自己关于他在1920年夏天就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为前提的。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要放在当时中国革命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进行。从历史事实来看，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也即中国革命是“一步走”还是分“两步走”这一问题的明确提出和解决，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进行的。五四运动之后，一些先进青年虽然已初步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如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望你物色如殷柏(即彭璜——引者注)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同年9月15日，他再次致信毛泽东，介绍俄国共产党人“一面在议院内做合法的工作，一面又在议院外做非法的工作，一等运动成熟，即打倒议院和政府，而做完全的革命行动”。这表明蔡和森虽然认识到了革命的策略问题，但也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的问题。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像当时有些学者那样坐在书斋中进行纯理论的探讨，而是紧紧地贴着现实生活，直接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正如他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中所说：“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

　　湖南自治运动以失败告终，通过这场斗争，毛泽东认识到，要争取人民的权利，首先就必须把国家的政权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说，要按马克思的办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萧子升并在法诸会友信中，表示他“深切的赞同”蔡和森关于“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的观点，并指出：“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指资产阶级——引者注)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毛泽东还批评了学会内一部分人所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说：“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三

　　毛泽东在参加和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团结新民学会成员参加这两个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既实现了他自己的世界观朝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新民学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化。

　　1920年2月，毛泽东在紧张的驱张事务中，写信给新民学会女会员陶毅，谈他对学会发展方向的设想：“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这表明毛泽东当时一直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建设一个令人比较满意的新民学会。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成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欢送会，送别陈赞周、熊昆甫、萧三等赴法勤工俭学。欢送会上，毛泽东将他在与陶毅通信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复述，“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概括了这次半淞园会议讨论的内容：

　　1.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

　　2.学术研究：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3.发刊会报：赞周、子璋都谓会友相互间应有一种联络通气的东西，则会报甚为要紧，主张急切出版，但为非卖品，除相知师友外，不送与会外之人，大众无不赞成。拟就在上海发刊，推赞周担任征集在法会友的文稿，润之担任在上海付印。后因湘事解决，会友归湘，遂缓发刊。

　　4.新会友入会：都觉介绍新会友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后来长沙会友决议将奋斗与服从真理合为“向上”)。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

　　5.会友态度：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

　　6.不设分会：学会前有在会友较多的地方设立分会之议，是日讨论，觉无设立的必要，设分会反有分散会友团结力之嫌。如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会集。

　　萧三、陈赞周等到达巴黎后，向萧子升、蔡和森等详细介绍了半淞园会议的情况。1920年7月，在法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萧三、张昆弟等相聚于蒙达尔尼，见面畅谈。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式，蔡和森等主张俄式的社会主义暴力革命，萧子升等则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

　　蔡和森到法国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是通过“猛看猛译”，很快就确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改造现实世界的“对症之方”，“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并指出中国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而应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进一步提出组织共产党，“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对于蔡和森的看法，萧子升和李维汉表达了不同看法，大家一致同意，将会议内容整理寄给毛泽东等国内会友。

　　这时，毛泽东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开始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正如他在和斯诺谈话时所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在收到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等人的信件之后，他进一步分析了“温和革命”之不可行：“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之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回心向善之望？”从伦理的角度来说，“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这种批评实际上也是青年毛泽东对自己此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自我扬弃，为新民学会1921年长沙新年会议作了思想准备。

　　1921年新年头三天，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友开了三天会，出席会议的有何叔衡、毛泽东、易礼容、陈书农等。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即“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会议首先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外各方面做事求学情形，大略报告一遍，接着报告了巴黎会友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对于部分人以“改造世界”太宽泛，主张“改造东亚”。毛泽东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他提出“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用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张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新年会议第二天关于“达到目的采用什么方法”的讨论开始时，毛泽东报告了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并且说：“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何叔衡主张过急主义，认为一次的扰乱，抵得上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上述情况表明，毛泽东利用新民学会新年会议，与会友面对面地介绍和讨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认识。新年会议之后，毛泽东于1月上旬，将蒙达尔尼会议之后，蔡和森、萧子升和李维汉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编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并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通信集出版后，寄发每一个会友。这些会议及颇有精义的通信，对于新民学会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促进世界观的转变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新民学会会员中有多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不是偶然的。

　　总之，新民学会作为青年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其发展方向及其成员的思想动态，都深受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影响。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新民学会虽然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但在具体的改造社会的路径选择上，会员间的思想并不完全统一，部分成员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在经历了湖南“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实践后，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也必然反映在他对新民学会的引导上。他积极组织学会成员讨论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改造的方法，将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体会与大家分享，引导会员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使新民学会逐渐摆脱了早期较为空泛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朝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团体方向发展，从而使新民学会成为当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摇篮。“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湖南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思想和组织上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