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是党的优良传统的主要培育者和践行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理论根基，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养分，亲手培育了以三大作风为核心的党的优良传统，为中国共产党注入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红色基因。毛泽东通过思想引领、实践砥砺、示范带动、制度定型，构建起党的优良传统培育的基本理路，实现了从具体实践经验提炼到系统理论体系形成的逻辑跃升。这些党的优良传统不仅为锻造坚强革命领导核心、保障革命和建设胜利提供了不竭动力，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重要理论镜鉴与实践指引。
党的优良传统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奋斗历程中，自觉形成的与党的性质、宗旨、历史使命相适应的一系列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是一种高尚品格和美德，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政治观的本色表现。越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党的优良传统越是能起到凝聚人心、引领全党攻坚克难的独特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管党治党的智慧与力量，成为学术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回溯党的奋斗历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更是党的优良传统的主要培育者和践行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亲手培育了以三大作风为核心的党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独创性贡献，为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当前学术界围绕毛泽东与党的优良传统这一主题，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聚焦优良传统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重点探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等作风的形成过程与基本内涵；二是从党的建设整体视角出发，分析毛泽东培育优良作风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内在关联，肯定其在锻造先进性政党中的核心作用；三是探讨党的优良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发展，梳理其时代演进脉络。然而，学界对毛泽东培育党的优良传统整体理路这一维度的贯通性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将毛泽东培育党的优良传统的历史经验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课题相结合，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规律性启迪，仍有较大的理论拓展空间。基于此，本文以毛泽东培育党的优良传统的基本理路为着力点，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对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现实启迪，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毛泽东培育党的优良传统的逻辑前提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系统培育了一系列党的优良传统，这并非偶然，亦非单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植根于深厚的理论渊源、文化土壤与现实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奠基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和建设的客观规律，为毛泽东培育党的优良传统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和逻辑前提，是党的优良传统生成的理论根基。
一是在思想路线层面。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毛泽东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遵循，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哲学原则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升华。
二是在党的建设层面。马克思主义明确无产阶级政党需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强调“经常自我批判”，“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毛泽东深刻把握这一准则，提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要求党员干部既要坚持检视自身思想和工作中的不足，又要本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原则，敢于对他人的错误进行批评指正，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保持活力的重要武器。
三是在群众路线层面。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明确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使“密切联系群众”从理论原则落地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成为党的优良传统中极具中国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文化根基，为毛泽东培育党的优良传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与精神养分。
其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智慧，为毛泽东培育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提供了重要思想滋养。自《尚书》“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至宋明“知行合一”说，传统知行观围绕道德修养中“知”与“行”如何贯通的问题展开论辩。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武器，提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将传统知行观从道德修养层面升华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与方法论。
其二，传统文化“民为邦本”的民本伦理，为毛泽东培育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提供了文化滋养。夏商“民惟邦本”、周代“敬德保民”及《新论》中“民者，国之本也”等思想，蕴含重民爱民内核。毛泽东继承其中“重民”成分，批判阶级局限，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强调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将传统民本伦理转化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
其三，传统文化中“修身正己”“勇于自省”的道德伦理，滋养了毛泽东培育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的文化基因。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道家“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法家“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等自省理念，经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结合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要求，锻造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熔铸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党内政治文化。
其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训勉与“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的精神特质。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严峻形势和困难挑战，对“自强不息”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塑造出全党同心同德、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中国革命的迫切要求
中国共产党早期艰苦的革命实践与严峻的斗争形势，构成了毛泽东培育党的优良传统的现实动力与历史土壤。
其一，近代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诞生于此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挑战。基于特殊的国情、党情特别是中国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党员成分发生剧烈变化。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大量增加催生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紧迫要求。井冈山时期，“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党员政治水平参差不齐，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就指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及至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军阀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在党内军内蔓延，部队一度出现思想混乱与士气低迷。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这种由党员结构变化引发的组织涣散和思想纷扰，迫使毛泽东思考从制度层面确立党内教育体系的问题。此后，古田会议决议中作出了党内教育十项内容、十八种方法的详尽规定。
其二，险恶的军事环境与根据地生存危机，使“铁的纪律”成为维系党和红军生命的根本保障，由此催生了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意)为标志的组织纪律传统。井冈山根据地处于白色政权四面包围之中，国民党军频繁“进剿”“会剿”“围剿”，经济封锁严酷至极，若无高度统一的纪律约束，分散游击的红军随时可能溃散甚至变质。红军的兵源构成相当复杂，相当部分官兵来自旧军队，残存的军阀主义习气与自由散漫作风严重损害军民关系与内部团结。1928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茶陵、遂川等地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宣布“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强化、规范纪律制约。《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强调，“铁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是防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道路的保障。毛泽东本人在井冈山时期也在处理坚持真理与服从组织的关系上发挥了典范作用，对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的上级指示并未采取非组织行为，而是通过联席会议集体讨论或向上级反复申诉以寻求决策调整，也为后来“四个服从”组织原则的凝练提供了实践样本。
其三，创建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任务，促使党彻底改变旧式军队脱离群众的习惯，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实践中培育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1927年底总结茶陵工作经验时即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置于与打仗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强调红军如果只会打仗而不能赢得群众，根据地便无法建立，革命力量便无立足之地。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概念，指出红军的一切活动“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确立为组织原则。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敌强我弱的斗争环境中，逐步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人民才会以生命和热血捍卫革命。
毛泽东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充分考虑中国革命实际与党的自身状况，在深刻把握党的宗旨、性质与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党的优良传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培育了以三大作风为核心内容，具有鲜明中国风格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质的党的优良传统体系。
二、毛泽东培育党的优良传统的具体路径
毛泽东培育党的优良传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深度交融，是随着党的历史任务和所处环境的变化不断加以推进的。
（一）以思想引领为根本，筑牢党的优良传统的理论根基
毛泽东坚持以思想引领为根本培育党的优良传统，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着力解决思想入党问题，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优良传统的培育确立信仰和理论上的根基。
其一，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优良传统奠定认识论基础。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就完成了从一心“修学储能”到“研究实事和真理”的转变，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以及与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中，毛泽东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指出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了纠正主观主义的问题，指出对于政治形势和工作的主观主义的分析与指导“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1938年，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做实事求是的模范，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提升为党员的行为准则。到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出科学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赋予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通过一系列理论创新与实践推动，从根本上解决了认识路线与思想方法的问题，为党的优良传统的培育指明了思想方向。
其二，通过开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提升党员理论修养，塑造党性品格。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注意思想建党的问题，开启以思想教育改造党员意识的实践路径。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将学哲学用哲学作为重要抓手，着力提升全党辩证思维与战略思维能力。他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亲自带头学哲学用哲学，组织高级干部学习哲学，写下了大量哲学笔记。同时，他还在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深刻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教导干部要从哲学高度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掌握“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党员干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武器。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强调“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将哲学学习融入全党教育全过程。1941年至1942年间，他相继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引，在全党系统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深刻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通过一系列教育运动，使全党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解决了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问题，为党的优良传统培育扫清思想障碍。
其三，系统总结历史经验，以党的历史决议形式集中全党智慧、统一思想认识。毛泽东高度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多次强调：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将总结经验视为从实践中提炼规律、指导革命建设的根本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便通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系统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从哲学高度深入剖析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这些持续的经验总结过程，使党逐渐掌握了从成功与失败中提炼理论武器的能力。毛泽东还创造了以历史决议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亲自主导并全程参与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经过广泛的讨论、反复的修改和审议，使全党对自身的历史问题形成清晰认识，从而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以历史决议总结经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极具特色的优良传统之一。
（二）以实践砥砺为关键，夯实党的优良传统的实践根基
毛泽东坚持实践第一，在实干中锤炼作风，把革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实践检验真理、砥砺品格。
其一，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联系群众中培育为民作风。“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对毛泽东而言，群众路线绝非一个抽象口号，而是自他革命生涯之初就一以贯之所坚持的根本方法与行动指南。毛泽东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强调争取群众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在1934年所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细致解决群众生产生活、柴米油盐等具体问题，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密切联系群众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推动全党形成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筑牢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其二，深入调查研究，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务实作风。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开展调研，在此基础上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解决了如何看待和对待农民运动的重大现实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深入湘赣闽等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数十次实地调研，完成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调查报告，厘清了农村阶级关系与社会经济状况，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和群众工作策略提供了依据。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党员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坚持开展调查研究。在为《农村调查》作序时，他系统总结了调查方法，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摸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在北京用了近一个半月时间，每天听取一个部的汇报，先后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在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中，毛泽东提出“搞个实事求是年”，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村开展调查，摸清了农村基层实际症结，推动了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农村工作条例的制定，使调查研究融入日常、形成常态，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其三，健全批评和自我批评机制，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锤炼自省作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党内批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强调“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确立批评的正确原则与方法。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倡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全党清除不良思想作风。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以“打扫房子”“洗脸”作比喻，系统阐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将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视为“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强调这是抵抗政治灰尘与政治微生物侵蚀的有效方法，锤炼了全党勇于自省、善于纠错的优良作风，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提供持久动力。
其四，确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行为准则，坚守自律作风。毛泽东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是党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物资匮乏的环境，毛泽东带头践行艰苦奋斗的作风，号召全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经济困难。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全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保持优良作风敲响警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强调“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立足国家建设大局凸显勤俭兴业、艰苦奋斗的治国要义。
（三）以示范带动为牵引，凝聚党的优良传统的主体合力
毛泽东重视先锋模范作用，倡导领导带头、以上率下，使党的优良传统可感可触，从而凝聚起全党赓续奋斗的主体合力。
第一，通过率先垂范，发挥标杆引领作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以自身的人格力量引领党风民风。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带领军民挖“红井”，帮助沙洲坝人民解决吃水困难。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与边区军民同吃小米饭、同住土窑洞、同穿粗布衣。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以身作则为全党全军树立了躬身劳作的榜样。
第二，通过培养和表彰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带动作用。毛泽东高度重视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善于通过树立榜样来带动全党。1934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二苏大会”，称赞兴国县长冈乡、上杭县才溪乡等模范单位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1939年，毛泽东撰文号召全党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1944年张思德牺牲后，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并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将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塑造出践行党的宗旨的标杆人物。1947年，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弘扬她坚贞不屈的政治气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推动全社会形成学习模范、践行美德的风尚。这些典型涵盖不同群体、不同领域，集中体现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品格，通过权威表彰与广泛宣传，实现党的优良传统从个体实践到群体风尚的转化。
第三，通过抓好干部教育，发挥骨干的中坚作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的作风如何，直接影响着整个党的形象，抓好干部教育，就抓住了培育党的优良传统的“牛鼻子”。1940年底，毛泽东在接见从抗战前线回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时，明确提出“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1942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通过教育培养，使干部成为“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骨干。
（四）以制度定型为保障，奠定党的优良传统的制度根基
毛泽东注重通过制度管党治党，把作风要求转化成刚性约束，推动党的优良传统长效化、规范化、制度化。
其一，制定党内法规，形成有章可循的制度规范。首先，确立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1928年11月，为解决根据地政权与群众组织中民主不足、集中乏力、组织涣散、发动群众不力等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了“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指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强调了民主集中制通过调动全党积极性增强党的力量的功能。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四个服从”，成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核心内容之一，使党的组织运行有了明确的规范。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突出了民主基础对于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意义。同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对民主集中制作了三方面系统规定，系统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规范。其次，建立维护党的纪律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相关制度。1931年，毛泽东与项英签发《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1942年，中央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1948年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每两月向中央作综合报告，要求“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同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通过《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将请示报告提升为全党政治制度。再次，明确党内重要政治规矩。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就出现了用“同志”称呼党员的规定。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的规定，体现了倡导党内平等关系的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部分领导干部习惯以职务官衔相互称呼。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党内文件中仍有称呼职务的情况，专门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196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正式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将党内互称同志规定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规矩。
其二，建立监督体系，形成常态长效的约束机制。一方面，通过群众监督，形成全员参与的监督合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旧思想、旧风俗、旧势力的侵扰以及各项制度不够健全的现实，毛泽东领导设立工农检察部与控告局，组建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群众性监督组织，形成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机制，防范官僚主义与贪污浪费行为。1945年，毛泽东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依靠群众监督，让党的优良传统融入政权建设的全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舆论监督，形成奖优罚劣的鲜明导向。中央苏区时期，为动员广大群众，毛泽东指导创办的《红色中华》特意开设“光荣的红匾”“红榜”等栏目专门报道先进典型，设置“黑板”“铁帚”“铁锤”等专栏专门批评反面典型。1950年，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鼓励媒体公开揭露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问题。对违背党的优良传统、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严肃处置，通过奖惩分明的制度导向，让党的优良传统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遵循。
三、毛泽东培育党的优良传统的现实启迪
党的优良传统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毛泽东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在党的建设、革命事业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政党品格塑造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发展进程。立足新时代历史新方位，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对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深刻时代价值。
（一）坚持理论创新，从思想上正本清源抵御错误思潮
党的优良传统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形态，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理论创新的引领。
毛泽东始终坚持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捍卫党的思想纯洁性，揭示了理论创新与党的优良传统培育的内在统一性，使党的优良传统既蕴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又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兼具理论深度、实践温度和文化厚度的精神标识。
新时代背景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交锋更趋激烈，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坚持与弘扬形成挑战，部分党员干部中也出现理想信念模糊、政治立场动摇、宗旨意识淡化等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在此背景下，传承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不仅是坚守党的精神根脉、筑牢思想防线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强调，在新的时代、新的征程中，我们要“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回应这一时代诉求，关键在于坚守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将党的优良传统传承弘扬与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相结合，不断赋予党的优良传统新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精神；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新时代实践要求相结合，在理论阐释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党的优良传统的精神契合点，在政策实践中吸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不断赋予党的优良传统新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之基，自觉抵御各类错误思潮的侵蚀，让党的优良传统在理论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成为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立足实践锤炼，以务实担当破解作风漂浮难题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注重从实践中汲取经验、提炼规律，将实践中积累的零散的作风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在保持求真务实精神底色基础上升华为指导全党的优良传统，为党的革命建设事业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当前，部分党员干部仍存在作风漂浮、重形式轻实效、重表态轻落实、脱离基层脱离群众等问题。
新时代要坚持和传承毛泽东立足实践培育优良传统的方法论自觉，深刻把握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在现实治理、基层治理与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知，推动党员干部深入改革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第一线，在解决现实矛盾中涵养务实担当的品格，使党的优良传统有效践行。以实践涵养担当品格、校准价值取向，在直面现实矛盾、回应基层诉求、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期待的过程中，推动全党形成重实绩、求实效、讲担当的鲜明导向，密切党群干群血肉联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与作风根基。
（三）聚焦“关键少数”，以率先垂范凝聚全党行动合力
领导干部作为党的路线方针的执行者、党内政治生态的引领者，是培育和践行党的优良传统的“关键少数”，其自身示范作用直接决定作风建设的落地成效与全党价值导向。
毛泽东在培育和践行党的优良传统的过程中，将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从理论倡导转化为普遍践行的关键纽带，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践行群众路线，通过自身的人格力量与榜样示范，让党的优良传统落地生根、融入日常，带动全党上下自觉践行优良作风，凝聚起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行动合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引领好党风。新时代，习近平强调高级干部“带头恢复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以自身的模范行为为全党树立标杆。当前，个别领导干部在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方面存在“灯下黑”的现象，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甚至自身作风不正，影响了全党的价值认同。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必须深刻把握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与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的内在关联，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中的关键作用和引领作用，领导干部先学一步、深学一层，自觉以党的优良传统为标尺，校准思想、规范言行、作出示范，在遵守党的纪律、践行党的宗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等方面发挥“头雁效应”。通过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将党的优良传统真正转化为全党的价值追求与行动自觉，凝聚起同心同向、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为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作风保障，彰显党的优良传统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中的独特理论价值与实践伟力。
（四）健全制度保障，以刚性约束实现长效传承
党的优良传统的常态化、长效化传承既要依靠思想层面的柔性引导，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道德自觉，更要依靠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举止。
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将制度建设贯穿于优良传统培育全过程，将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作风经验，通过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决议等形式固化为制度规范，为党的优良传统的赓续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从根本上确保了优良传统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彰显了制度治党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新时代，习近平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明确为党的规矩的范畴，将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且经过检验的优良传统“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让党的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弘扬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当前，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仍面临“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困境，仅靠思想引导难以根治，必须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优良传统长效化传承，必须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将党的优良传统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党内法规规范，使之融入涉及党内政治生活、干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的各项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力，对违反党的优良传统的行为依规依纪严肃问责，防止“破窗效应”。还要结合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完善制度条款。通过刚柔并济的制度保障，让党的优良传统从柔性倡导走向刚性约束，以制度监督确保全体党员干部自觉遵循党的优良传统，破解作风建设顽固性、反复性难题，推动党的优良传统转化为内在自觉，让党的优良传统在制度保障下焕发持久生机，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和精神力量。
结语
毛泽东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系统培育，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演进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这些优良传统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政治优势，是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武器，深刻塑造了党的政党品格，筑牢了党长期执政的根基。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毛泽东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中蕴含的价值立场、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和深刻的历史镜鉴。
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一项长期的时代课题，后续研究仍有拓展空间。未来可进一步深化对党的优良传统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的研究，不断挖掘其当代内涵，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作者：张海燕，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心茹，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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