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最好最适合中国的文艺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最好最适合中国的文艺观

　　兼批《作为最坏文艺观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太岳闲人

　　9月3日，网络作者“碳水四眼”刊文《作为最坏文艺观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党的文艺经典扣上“最坏文艺观”“反艺术哲学”“取消艺术”三顶帽子。文章旁征博引，气势汹汹，可细读之下，无论它搬出多少术语，灵魂只有一个——站在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反对文艺为人民服务。而这，恰恰是不能含糊的根本问题。

　　那么，文艺到底该为谁服务？答案只有一个：为人民服务。这不是谁的主观规定，而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人民文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来清晰而朴素：社会因此更健康，民心因此更凝聚，国家发展得更好，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更踏实。离开这个出发点的文艺，还有什么价值？为少数人服务、为有钱人服务的文艺，又怎能称得上“人民的文艺”？从延安窑洞里的《讲话》，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党领导文艺的方向始终如一。谁否定“文艺为人民”，谁就是在否定社会主义文艺本身。那篇网文最“聪明”的地方，就是绝口不谈“文艺为谁服务”，反而把“为人民”偷换成“取消艺术”——这是偷换命题，不是学术批评。

　　一、两支队伍，两条战线：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打天下、坐江山的两件重要法宝——这是贯穿中国革命全过程的一条铁律。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打天下靠这两杆子，守天下也靠这两杆子，共产党的事业从来离不开这两件法宝。《讲话》开宗明义，把文艺——也就是这“第二杆子”——摆上了战略位置——“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文艺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消遣，而是与军事战线并行的第二条战线——枪杆子与笔杆子，两支队伍同向发力、协同作战。拿笔的文艺家，是特殊的战士；革命的文艺，是为人民而战的武器。

　　也正因如此，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含混的问题。为工农兵、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文艺才有根、有魂，才可能在民族危亡之际动员起千军万马；反过来，一种轻视人民、远离人民的文艺，在那样的关头又能派上什么用场？《讲话》给出的答案，此后八十多年的实践一直在替它作答。毛泽东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后来《讲话》正式发表时，表述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枪杆子夺取政权，笔杆子巩固人心，两件法宝缺一不可。

　　二、抗日烽火中，文艺凝聚起民族的心

　　1942年5月，《讲话》在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刻回答“为什么人”。会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响应号召深入工农兵：秧歌剧《兄妹开荒》把生产支前的火热场景搬上舞台，《白毛女》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唱出亿万农民的心声，从延安演到前线，传遍全国。文艺的号角一响，多少青年投笔从戎，多少支前队伍开赴前线。

　　更早的《黄河大合唱》，把“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撒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天空。抗战能赢，靠的是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也靠文艺战线一点点聚起来的民心民力——没有一条正确的文艺路线，这种全民动员、这股精神伟力，实在难以想象。

　　三、土改前线的文艺队：解放战争中人民文艺化作支前伟力

　　解放战争时期，沿着《讲话》指引，大批作家随部队南下、下农村、进土改一线。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写的是农民分地翻身的命运，激发的却是“保田保家、参军支前”的滚滚浪潮。

　　文艺让“土地改革”从政策条文变成亿万农民看得见、信得过的共同理想，让“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成为自觉行动。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中，滚滚的支前小车与轰轰烈烈的土改动员，背后都有文艺力量的推动。人民文艺与人民战争同频共振，这正是党领导文艺的独特优势。

　　四、战火淬炼的文艺长城：抗美援朝与“最可爱的人”

　　抗美援朝战场上，文艺工作者与志愿军将士同守一条坑道、同吃一锅炒面。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经发表，便让“最可爱的人”成为全国人民的集体记忆；《我的祖国》的歌声，在上甘岭的坑道里温暖了无数战士的心。战地快板、战地诗歌、随军演出队把祖国人民的牵挂送到最前线，把志愿军的英雄气概传回大后方。

　　战场上，文艺是鼓动的号角，后方，它是把人心拢在一起的纽带。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又一次说清了这个道理：精神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一旦被一条正确的文艺路线点着，就会变成不可战胜的东西。这也正是《讲话》说的，革命文艺要“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五、与建设同行的歌者：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丰碑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艺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鼓与呼。《创业史》写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艰难起飞，《红岩》写黎明前夜的坚贞不屈，《青春之歌》写一代青年的觉醒与成长；劳动模范、英雄人物不断从人民中涌现，文艺始终与火热建设同频共振。

　　文艺塑造英雄，英雄又激励人民，两者就这么循环往复。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得很透，“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报道）。从延安到新时代，这条文艺路线一脉相承，构成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精神底色。

　　六、反证：没有正确的文艺路线，革命就不能取得成功

　　不妨反证。如果把《讲话》确立的这条文艺路线拿掉，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样子？抗日战争靠什么动员四万万同胞？全民族抗战，若没有文艺把“保家卫国”刻进每个人的心里，单靠前线枪炮，撑不起八年持久战。土地改革靠什么让农民真正站起来？没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作品把道理讲到农民心坎上，“保田保家、参军支前”就只是一句口号。抗美援朝靠什么凝聚起举国同仇敌忾？没有《谁是最可爱的人》和战地文艺，志愿军的钢铁意志便少了一条最有力的情感纽带。

　　文艺不能批判敌人，敌人的文化战、舆论战就会长驱直入；文艺脱离人民，再宏大的叙事也唤不起一个人的共鸣。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总结苏联的教训：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被搞乱了（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前车之鉴，殷鉴不远。没有正确的文艺路线，革命就不能取得成功——这不是口号，而是历史给出的铁律。

　　七、一句话戳穿：那篇网文的灵魂，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看那篇网文，不管它搬出多少术语——“空能指”“预先写下的法庭”“取消艺术主权”——翻到最后，落脚的还是那一点：站在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立场上，反对人民的文艺。《讲话》对这一点早有判断：“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它嘴里“艺术自主”也好，“取消艺术”也罢，无非是把这句论断倒过来再说一遍：他们想要的，是那种脱离人民、脱离时代、也脱离政治方向的“纯艺术”——可这样的艺术，恰恰从来就不存在。

　　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本质，说穿了就是让文艺只伺候少数人、只伺候有钱人，把群众挡在艺术门外。历史反复证明，凡是走这条路的文艺，最后都离人民越来越远，自己也渐渐枯掉；社会主义文艺之所以到现在还生机勃勃，正是因为它属于人民、为了人民。谁要否定这一点，谁就等于在否定社会主义文艺本身——这既是那篇网文的“灵魂”，也是所有贬损《讲话》言论共享的底色。

　　八、把他们的逻辑推到尽头：现实就是最响亮的回答

　　不妨把对方的路数再推一步。既然《讲话》被扣上“取消艺术”的帽子，那么《黄河大合唱》是“政治工具”，《白毛女》是“政治工具”，《谁是最可爱的人》也是“政治工具”——统统该被否定。可问题来了：民族危亡的关头，谁来唤醒民心、动员千军万马？靠“空能指”吗？靠“预先写好的法庭”吗？一个看不见人民苦难、听不见时代召唤的文艺，在历史的考场前，除了交白卷，还能给出什么？

　　再看当下。顺着《讲话》开创、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这条路，中国文艺交出的答卷并不轻：主旋律大片一次次把票房顶上去，红色经典演了一遍又一遍，网络文学走出了国门，中国故事在世界舞台上有了掌声。这些作品为什么能打动人？说到底还是因为写的是人民、为的是人民。要是“为人民”真等于“取消艺术”，那今天这番繁荣该怎么解释？事实摆在这里——社会主义文艺非但没有“取消艺术”，反倒在为人民服务当中长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对方还咬定《讲话》“反艺术”“取消艺术”。可《讲话》里白纸黑字写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它追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那就问问：到底谁在“取消艺术”？是把艺术还给人民、让它在民族命运里发光的人，还是硬要把艺术关进象牙塔、只供少数人把玩的人？两下里一比，谁在真正保卫艺术，其实很清楚。

　　结语回望八十多年，事实比什么都有说服力。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新中国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成就，老百姓安居乐业，文艺这边也是硕果累累、越来越兴旺——这几样铁一般的事实摞在一起，答案已经再清楚不过：《讲话》定下的文艺观，非但不是最坏的，反而是最好懂、最落得实、也最见成效的一种。它就问一句“文艺为谁服务”，把最绕人的理论问题变成了最朴素的行动；它只指明一条“到群众中去”的路，就让笔杆子和枪杆子并肩作战，把一个民族的命运改写了。

　　那些给《讲话》扣上“最坏文艺观”帽子的攻击者，对着这一路走来的伟大成就，除了在术语里打转，还能端出什么像样的货色？说穿了不过是窝在书斋里的井底之蛙，拿几个洋名词就想丈量中国的山河，靠几顶纸帽子就想否定人民的抉择。眼里只有那么一小块天，却偏偏要遮挡一个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征程——这除了把他们自己的狭隘和无知暴露出来，还能说明什么呢？

　　文艺为谁服务？为人民——让社会更健康，民心更齐，国家往前走得更稳，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称心。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也还会继续证明的答案。八十多年了，到底谁在为中国人民写作，谁又只顾着自己，历史早就判出了结果。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灯火，照亮了人民文艺的方向。

　　【互动话题】

　　八十多年过去，为什么“文艺到底该为谁服务”这个问题，依然能让一些人急得跳脚？那些坐在书斋里用几个洋名词就敢否定历史的“批评家”，到底在怕什么？

    【文/太岳闲人，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