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主席学组织读书活动

　　毛主席在读书学习中，特别反对“本本主义”，主张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因此，他不但自己手不释卷，还组织读书活动，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提高。

　　毛主席在湖南一师求学时，为了解决穷人子弟买不起书的问题，就组织读书会，合作买书、交换阅读。1920年，毛主席、易礼容等人在湖南长沙筹建文化书社，并成立读书会，他在起草的《读书会的商榷》中，指出读书会有三个方面的好处：图书共享、切磋讨论和集资买报刊。延安时期，毛主席组织研究会，学习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参加人员有萧劲光、罗瑞卿、滕代远、叶子龙等，采取边读边议的学习方法，每周讨论一次。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当时在延安掀起了学习《战争论》的高潮。

　　最近，本人在学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比较详细地学习到，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主席用两个月时间，组织人员集中学习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本文就以这次读书活动为例，谈谈毛主席是怎样组织读书活动的，对我们组织读书活动会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明确读书活动目的。毛主席组织读书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时，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知识，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特别是在分析“大跃进”中出现“左”的错误原因时，毛主席认为，主要是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党共同努力，首先要在思想上对出现的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他希望全党都要“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因此，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致中央、省市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1958年11月武昌政治局会议、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以及1960年1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多次提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读这本教科书，“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十分注重在复杂形势下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提高理论修养。理论上的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只有加强理论学习，才能使广大干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减少盲目性。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十七章，讲社会主义部分。毛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这本书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本书中包含了许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汲取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因此，从1959年12月10日开始，他就组织人员认真进行研读。

　　其次，精选参加读书人员。安排哪些人和自己去读这本书，毛主席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认为，可以把党内从事理论工作的高级干部集中到一起，和他一起读书。因为这些人是党内理论水平很高的同志，中央许多重要文件、重大决策是由他们起草的，他们在理论认识上清醒了，对全党有重大影响。另外一个考虑是，这些同志思想水平较高，和他们一起读书，可以共同研究、讨论，互相启发，便于自己对这本书内容进行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基于以上原因，毛主席选定和他一起读书的人主要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田家英，用毛主席的话说，这几个人都是党内的“秀才”。

　　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全党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据胡绳回忆，在1958年“大跃进”中，陈伯达主张废止商品流通，人民公社废止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把他找来一起读书，有让陈伯达纠正混乱思想、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意思。胡绳、邓力群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胡绳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等职。

　　在毛主席读书活动期间，刘少奇、胡乔木、陶铸等同志也阶段性地参加。可见，毛主席选择这几位同志和他一起读书，既有他想和这些理论思想水平较高的同志共同研究这部书的打算，也有让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和他一起从思想理论上提高一步的打算。

　　再次，带头参与读书活动。1939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延安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大家都要学习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

　　毛主席可以说是日理万机，能够抽出时间进行集中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读书“挤”和“钻”的精神。在这次读书活动中，毛主席要求这几位同志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专门读书。从1959年12月10日开始，先是在杭州刘庄丁家山或南屏游泳池读书。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1960年1月5日，在从杭州到达上海的专列上，从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9点，读完了第三十三章《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从2月4日起，在广州鸡颈坑广州军区招待所继续组织读书活动，一直到2月9日全部读完。

　　在读书活动中，毛主席首先指定要读的章节内容，上午每个人自己读，下午集中到一起读。集中读书时间一般从下午4点左右开始，到9点左右吃晚饭结束。主要由胡绳、田家英轮流朗读，共同讨论，邓力群作记录。毛主席以平等的态度和大家共同探讨书中的许多重要内容，但参加读书的同志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都自觉自愿让出时间，让毛主席充分发言。因此，在讨论中，毛主席讲得最多，其他人只是插话。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等肯定或否定的评语。

　　最后，读书活动收获很大。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的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时国内的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后来，由邓力群整理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上下册）。毛主席的这些读书谈话，对我们有很强的教育指导意义，这里只能挂一漏万，举例二三。

　　关于教科书编写问题。1960年12月9日，在全部读完这本教科书后，毛主席指出了该书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书中内容的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观点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如，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等；二是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从定义、规律、原则出发，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问题。要用分析法研究问题，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三是这本书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教师来如何编写和使用教科书，仍有很强的教育指导意义。

　　关于理论创新问题。1959年12月10日，毛主席在读书的第一天，就谈到理论创新问题。他指出，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以后的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谈话是无比正确的。前苏共由于没有结合本党本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造成思想僵化和混乱，从而丧失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也就丧失了生命力、战斗力和领导力。

　　关于既得利益集团问题。1959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可以说，既得利益集团在前苏联亡党亡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享有各种特权，把个人利益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反对任何有损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甚至通过假改革把他们不合法、不正当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随着苏联的演变,他们成为新资产阶级。

　　1941年5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要求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从以上可以看出，毛主席在组织读书活动时，密切联系我国实际，认真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现实问题，是带着问题读的，是认真分析思考的，做到了学以致用，为我们组织读书活动树立了榜样。

　　2022年8月12日

      【文/韦保新，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