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3日，毛主席针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分别于8月14日、20日、22日三次电邀他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主席详细分析了抗战胜利后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就中共中央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应对所面临的交错复杂内外局势，谈了自己的看法。
毛主席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对中国即将或已经面临的各种复杂情况作了详尽分析。其中，前六条尤为重要。
讲述第一个问题时，毛主席如此分析：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包括欧洲、东方，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不会爆发是肯定的。我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了。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很难打下日军占领的大城市。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大战就可能爆发，和平不能取得。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虽然现在我们对国民党还要提出受降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没有希望了。
讲述第二第三个问题时，毛主席分述了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各自有利与不利的因素。
蒋介石一方，有利的是，蒋介石具有合法国家领导人地位，便于整合利用国际国内政治资源。不利方面，他面临着中共领导下的广大解放区和不容小觑的人民军队；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复杂矛盾；亟需解决的国计民生问题。
中共一方，有利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立下的显赫抗日功劳，蒋介石不能抹煞也抹杀不了。中共目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地位之高前所未有；有广大的解放区存在，蒋介石无法进行封锁；中共有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是，中共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讲述第四个问题时，毛主席分析了中共之所以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军队的原因。一是中共没有外援，再就中共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没有做好。同时，毛主席客观分析道，即使这些工作做好了，得到了北平、天津，由于缺乏稳固措施，很有可能得而复失。但是，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因此不能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大城市的行动。
讲述第五个问题时，毛主席很费了一番心思，他详细分析了中共能不能为国家和人民争取来抗战胜利后和平发展的局面。为此，他针对抗战时期中共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六字方针，随着抗战的胜利，必须加以变化，灵活予以改进。鉴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根本解决不了抗战胜利后国家民族面临的经济发展、和平稳定、人民生活等问题及其可能实施的进一步限共灭共图谋，毛主席及时提出了此阶段中全党新的策略与方针，也即新六字方针“和平、民主、团结”。
讲到第六个问题时，毛主席的分析可谓高屋建瓴，振聋发聩，犹如给全党同志敲了一记响亮警钟。针对个别党内个别同志在抗战胜利后可能因看不清蒋介石反动本质，误以为国家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所有人完全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过一过无忧无虑的太平日子的麻痹思想，毛主席严正告诫全党：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
众所周知，蒋介石发迹于上海滩上的青红帮，身上沾染着旧时代浑浊肮脏的传统习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排斥异己歇斯底里，打压对手不遗余力，出尔反尔人格卑下，凡此种种，是蒋介石一贯的本性、一致的行为、一成不变的作风。不要说抗战胜利后他必然要挖控心思铲除共产党，即便全民抗战岁月里，他也每时每刻都在做着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勾当。中共党内所有人不会忘记。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突遭国民党上官云相、顾祝同部围剿。除少数人员突围外，其余人员尽遭屠戮。军长叶挺谈判时遭受扣押，政委项英等主要领导人不幸牺牲。1943年6月，在蒋介石授意下，胡宗南集结60万军队试图闪击延安，一举捣毁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全赖中共打入胡宗南身边的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得知消息后，不顾生命危险将此消息传递给延安，才使得中共中央机关免遭涂炭。
一直以来，毛主席对蒋介石反动本质及心思行为的判断，洞若观火，入木三分。他的谆谆告诫，无疑一剂良药，彻底治愈了党内少数人对蒋介石心存不合实际幻想的痼疾，为随后到来的人民解放战争注入了强有力的清醒剂。
综上所述，作为才智卓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总能在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敏锐捕捉到时局变化中已露未露的端倪，依据自己特有的正确分析判断能力，给全党以拨云见日、醍醐灌顶般启示、
这里着重谈谈抗战胜利前后，毛主席为全党制定的两个六字方针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及非凡意义。
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懈努力与巨大付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顺利形成，即便暂时形成，在蒋介石心怀鬼胎与频繁破坏之下，早就土崩瓦解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毛主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与坚守陕北剿共的西北军与东北军建立了友好关系，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促使他们劝和蒋介石，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毛主席不计前嫌，丢掉党仇、家仇，以民族大义为主任，极力劝说张、杨二将军释放蒋介石，促其放弃兄弟阋墙的错误做法，带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终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历经波折后得以建立。
在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长期斗争中，毛主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知道，蒋介石始终不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必会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与机会，铲除共产党，铲除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抗战期间发生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对蒋介石判断的高度正确性。惟其如此，抗战期间，毛主席才对症下药，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此六次方针，看似是对党内提出的要求，毋宁是说对蒋介石集团提出的规劝与约束。
抗战，在特殊历史时期，不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也是全体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有了这样举国一致、同仇敌忾的前提，任谁都不能够公然违逆，任谁都不能够公然破坏，任谁都不能理直气壮地公然排斥自己曾经的异己力量。将“抗战”放在最前面，无疑具有统领万方、威慑一切之功效。何以顺利抗战并取得彻底胜利？那就必需全民团结。没有了举国上下的一致行动，没有了团结互助的大好氛围，没有了同心同德的坦诚互见，所谓的全民抗战，随时都可能毁于一旦。只要抗战取得彻底胜利，中华民族即会一扫百年来饱受外强欺凌的一切耻辱，就能谋求来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发展与建设、繁荣与昌盛、进步与强大。因此，对于抗战来说，团结是前提。进步是期望，更是期望之下的必然行动与结果。
抗战胜利后，侵略国家的民族敌人已不复存在，全国人民唯一希望的就是再无战争、再无流血牺牲，再无你争我斗，再无颠沛流离，再无民不聊生。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关键不在他人，唯在身为一国领袖的蒋介石，唯在执掌着国家合法统治权的国民政府。然而，人们又无不担心，这样的期待能否顺利实现？蒋介石是否愿意摒弃政党成见，海纳百川，虚心接纳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民主党派？是否愿意为国家、民族、人民谋求自由、幸福、光明的未来？这是作为最大在野党中国共产党及其全体中国人民不得不考虑也不能不考虑的头等大事儿。
身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主席，总能时时走在时代最前沿，他目光如炬，洞悉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与未来。他深知，蒋介石不会轻而易举地把和平生活赐予中国人民，他势必会挖空心思铲除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然后，一以贯之地走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历史旧路，构筑只代表极少数人利益的独裁统治大厦。这与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衷与目的大相径庭，势如水火。尽管如此，能够争取到的和平，毛主席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决不轻言放弃，必将全力以赴争取。不到万不得已，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违背全民意愿，继续将国家拖入战火。
于是，毛主席与时俱进，灵活机动，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新六字方针。新六字方针的提出，无疑是对蒋介石集团释放的全新炮火，直击要害，没有余地。
和平，对经过十四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来说，无比渴望、无比珍视、务必重要。将其放在前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亲和力与时效性。这让来不及调集军队抢占敌占区的蒋介石集团心惊肉跳，夜不能寐。蒋介石同样知道，时下再无任何东西刻比和平更令全国民众心驰神往了，再无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民众心中熊熊燃起的和平欲望了。即便他老蒋心里一千个一万个痛恨和平，起码也不能不能公然表示反对。那样的话，何异于将自己置于全民对立面，生生与民众唱起了对台戏？
如何维护和平？时下中国唯一能维系和平的妙方唯有实行民主。何为民主？简而言之，就是凡事由人民来做主。民主二字对人民来说自是求之不得，而对独裁者来说，何异要了他的老命。试看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的蒋介石，何曾有过一时半刻在其党内外军内外实施过分毫民主？独裁是其本性，贪婪是其实质，党同伐异是其惯性，唯我独尊是其不二法则。因此，民主对蒋介石而言，从来就没进入过他的思维范畴。毛主席偏拿蒋介石最忌讳、最反感的词汇刺激他、制约他，逼使不得不在贸然行大逆不道之事时有所顾忌，有所收敛。
至于团结，其意与抗战时期六字方针中的团意涵相同，是新六字方针内在逻辑下的必然结果。有了和平，有了民主，自然就有了团结。一旦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何愁民族不兴、国家不强？当然，毛主席制定的新、老六字方针，不惟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同时也针对党内全体同志。其意应为，和平固是人心所望，但和平的得来绝不会一帆风顺，它需要全党同志付出艰辛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民主固是人心所向，但真正的民主不会从天下掉下来，而需要我们身体力行，努力实践。尤其蒋介石，他绝不会轻而易举让全体人民得到真正的民主。至于团结，一直以来，是共产党人取胜的法宝。唯有团结才能集聚力量，唯有团结才能克敌制胜，唯有团结才能确保实现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
由此看来，毛主席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新、老六字方针，完全是因事因时因斗争需要提出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时效性、辩证性、逻辑性、战斗性。
正是有了毛主席与时俱进、机制灵活的斗争方针与斗争策略，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任何历史危急关头，避开历史陷阱，跟上时代步伐，满足国家民族需要，以不懈努力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逝世48周年
2024.9.9
【伏牛石，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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