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政治利益说”解读

　　近日收到微友“紫气东来”发来的一整套电子版毛选，十分珍爱，迫不及待学习起来。开卷读到的第一篇便是1967年版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据有关资料，毛泽东这篇文章于1925年12月在《革命》半月刊上原创首发，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革命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真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一、毛泽东精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1、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2、中产阶级

　　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3、小资产阶级

　　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

　　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

　　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

　　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4、半无产阶级

　　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

　　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

　　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出卖一部分劳动力。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

　　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

　　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5、无产阶级

　　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旨在分清敌友，找准中国革命可以依靠的同盟军

　　文章开篇指出分清敌友的重要性：“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首要问题”。

　　随后分析了过去革命不成功的深刻教训：“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认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通过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的分析为中国革命找准可依赖的同盟军清晰地指明了方向，具有非常现实的可操作性，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注入了非常稳定的确定性。

　　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政治利益说”解读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非常精准地抓住了革命与“政治利益”的根本关联性，各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的利益诉求，决定了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参与度。

　　“革命”是用武力手段进行“改朝换代”的政治暴力现象，“是政治系统的一场全面的暴力变革，不仅改变社会的权力分布，还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是“新的统治者或政治组织通过武力取代旧的统治”。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泰德·罗伯特·格尔在《人们为什么造反》一书中指出，集体利益满足上的“应然”和“实然”之间的错位所产生的张力导致了暴力倾向。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的“政治冲突理论”认为，未经组织的个人不可能发动革命，革命是在权力的竞争者或竞争者联盟显示他们拥有满足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的资源，而政府军队没有镇压反抗者的能力或意愿时发生的。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肖志夫的“政治利益说”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政治的本质是“利益”，一切政治制度是调节利益的“工具”，一切政治活动是争夺利益的“手段”。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恰恰是运用这一逻辑的经典范本——它正是通过解剖各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态度”，来解决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解读：

　　（一）理论内核的契合：政治的本质即利益

　　“政治利益说”指出，利益是政治活动的原始驱动力，阶级、政党、国家等政治现象均围绕利益诉求展开。毛泽东开篇即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本质上是在追问：哪个阶级的利益与革命目标一致？哪个阶级的利益与革命相冲突？文章通过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即他们如何获取财富、占有生产资料——来推断其“政治态度”，这完全符合“政治利益说”中“利益构成政治生活的物质基石”的判断。

　　（二）方法论的对位：利益决定政治立场

　　“政治利益说”强调：政治主体为维护自身利益，必然发生冲突，这决定了政治斗争总是为某种利益而进行。毛泽东对五大阶级的剖析，就是一幅清晰的“利益决定论”图谱：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利益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生产关系，因此“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这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反动联盟。

　　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受外资和封建压迫因而有革命要求，但又在经济上与两者有联系因而不敢彻底革命，毛泽东将其描述为“对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这种“动摇”正是利益纠结在政治上的投射。

　　半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根据“政治利益说”，利益被剥夺越严重的群体，其变革现状的愿望越强烈。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低下，两手空空”，因此“在革命中比任何阶级更坚决、彻底”。这印证了“政治利益说”中的核心逻辑：生存需求的极端匮乏，催生了最彻底的革命动力。

　　（三）理论功能的实现：透视本质与揭示矛盾

　　“政治利益说”理论具有“透视本质”和“揭示矛盾”的功能，能帮助人们穿透意识形态迷雾。《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是对当时党内“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或“只注意工人运动”两种倾向的纠偏。从“政治利益说”的角度看，这两种倾向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们没有看清“利益”的分布：国民党右派的利益与买办阶级绑定，不可能代表工农利益；而若忽视农民，则忽视了最庞大的利益受损群体。毛泽东通过分析指出，无产阶级虽然进步，但人数少；农民虽然分散，但利益受损最深、数量最大。只有把这两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工农联盟，才能形成足以推翻旧制度的政治力量。

　　（四）对“权力来源”的界定：利益同盟的构建

　　政治利益说指出：“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服务方向。”毛泽东写作此文，本质上是在为中国革命党（共产党）寻找权力的“来源”。如果革命党服务的对象是少数学生或单纯的城市工人，权力基础就薄弱。通过阶级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贫农等）是“最接近的朋友”。这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正如“政治利益说”强调的，政权要存续，必须维持绝大多数民众根本利益的优势地位，毛泽东的分析正是为了确保未来的政权能够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众利益之上。

　　用“政治利益说”解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正是对中国社会各政治主体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利益解剖”。他证明了：政治态度的亲疏，不取决于口号，而取决于阶级在生产力体系中的位置；革命的成败，不取决于激情，而取决于能否找到并团结那些利益受损最深、变革愿望最强烈的群体。这篇文章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正是因为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法，转化为具体的革命战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最坚实的“利益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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