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主题阐释及其思想继承

　　一、引言：文献背景与问题提出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泽东1934年1月2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结论的一部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开篇即指出，同志们在讨论中有两个问题“没有着重注意”：一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二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这一文献的诞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语境。1933年至1934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同时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妄图使苏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苏区内部又存在忽视经济建设和脱离革命战争中心任务两种错误倾向。正是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基于对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的系统调查研究，提出了组织革命战争与改良群众生活两大任务并重、以正确工作方法保障任务完成的重要思想。

　　重温这篇文献，不仅有助于把握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源头，更有助于理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理论谱系。本文即围绕“主题阐释—辩证关系—方法启示—当代继承”四个层面展开论述。

　　二、“真正的铜墙铁壁”：人民主体地位的主题阐释

　　（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论断到原理

　　文献中最具穿透力的论断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这一论断的提出有其明确的针对性。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在江西遍筑碉堡四千余座，一些人误将这些“乌龟壳”视为不可摧毁的“铜墙铁壁。毛泽东以中外史例反诘：无论是拥有坚固城池的历代封建皇帝，还是看似不可一世的俄国沙皇，“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这一对比深刻揭示了一个历史规律：政权的稳固不在于物质装备的强大，而在于民心向背。

　　从理论渊源看，这一论断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列宁强调“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毛泽东的独创性在于，他没有停留于原理的一般表述，而是将其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判断：在敌强我弱的特殊国情下，党要生存、革命要发展，唯一出路就是把中国革命的希望“牢牢建立在广泛动员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由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哲学命题，获得了“铜墙铁壁”这一形象化的政治表达。

　　（二）赢得铜墙铁壁的路径：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毛泽东进一步回答了“如何筑就铜墙铁壁”的问题。他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这一路径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要求把群众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等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苏区的实践给出了生动注脚：长冈乡贫农马荣海房屋失火，乡苏维埃三天内发动群众捐钱捐料帮他盖起新房；毛泽东在沙洲坝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挖井，留下“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佳话。正是这些“琐碎小事”的解决，使群众发出“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的由衷感叹。

　　由此，毛泽东揭示了领导权的生成机制：党对群众的领导不是靠强迫命令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个党好、跟哪个党走才有出路。当群众从切身利益的解决中认识到共产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就会“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铜墙铁壁由此铸成。

　　（三）从“铜墙铁壁”到“江山就是人民”的思想谱系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这一论断，构成了后续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历史源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重大论断，被学界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思想谱系看，这一脉相承的红线清晰可辨：“铜墙铁壁”论断揭示了人民是革命胜利的决定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对其的哲学概括；新时代“江山就是人民”则进一步阐明了国家政权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统一性，把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动力和目的归宿。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人民至上”确立为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大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这条思想脉络，正是从1934年那篇文献发端的。

　　三、党的中心工作与群众生活问题解决的辩证关系

　　（一）一个长期被误解的“二难命题”

　　一个流行的误解是：中心工作与群众生活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抓中心工作就无暇顾及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生活就会冲击中心任务。苏区时期就存在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另一种则把经济建设视为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脱离革命战争搞经济建设。毛泽东在文献中同时批评了这两种倾向。

　　（二）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

　　毛泽东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可从三个层面把握。

　　第一，中心工作规定群众生活问题的解决方向，群众生活问题的解决支撑中心任务的完成。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其他工作必须围绕这一中心而紧密展开；但正因“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所以“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这构成了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革命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人民解放，而战争本身又必须依靠人民才能进行。

　　第二，二者相互成就、互为条件。历史经验表明：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是动员群众的前提——群众连自身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就不可能拿出全力支援前线；而革命实践的推进又为生活问题的根本解决创造条件——没有政权保障，分田分地、合作社经济、扫盲教育都无从谈起。赣南苏区的统计有力印证了这一逻辑：当年仅240万人口的赣南，有33万余人参加红军、60余万人参战支前、10.8万余名烈士有名可考。数字背后，正是“解决生活问题—赢得政治认同—汇聚革命力量”的因果链条。

　　第三，这种辩证统一在新时代获得新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民生也是抓发展”，指出“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要求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从革命战争与群众生活的关系，到发展与民生的关系，辩证结构一脉相承：中心工作提供解决问题的物质基础，民生改善又为中心工作凝聚主体力量。

　　（三）方法论的启示：以群众切身需要为政策出发点

　　这一辩证关系的当代意义在于政策逻辑的确立：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指标模型，而是群众的切身需要。苏区时期关心的是“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今天聚焦的则是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育等“急难愁盼”，落实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七有”目标。问题清单随时代而变，但“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这一根本立场始终未变。

　　四、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从“过河与桥船”到治理现代化

　　（一）“桥或船”之喻的方法论意蕴

　　文献的另一个重点是把工作方法问题“严重地摆在面前”。毛泽东用了一个经典比喻：“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这一比喻揭示了任务与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任务是方向，方法是路径；方向错误必然南辕北辙，方法缺失则任务沦为空谈。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同样落实党的政策，有的地方苏维埃敷衍塞责、强迫命令，导致与群众关系僵化；有的地方却与群众打成一片、成绩卓著——差别正在于工作方法。

　　（二）方法问题的具体指向：反对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汀州市苏维埃政府“只讲扩大红军、推销公债，其他事情不讲也不管”的做法，同时表扬兴国、赣东北的模范经验，明确要求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并以“造成几千个长冈乡”的先进带动落后的工作方法推广经验。

　　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深层意义在于确立了领导权的实现方式：党对群众的领导，“不是靠强迫命令实现的，也不是由法律规定的，只能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靠做群众的服务工作和思想工作”。这实际上为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确立了“服务—认同—领导”的良性逻辑。

　　（三）工作方法的当代传承与转化

　　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在新时代获得制度化的发展。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传统，转化为今天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制度安排；“四下基层”制度、新时代“枫桥经验”多次写入中央文件，成为全党的工作遵循；“八项规定”第一项就是“改进调查研究”。在政绩观层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的重要论断，把实践检验具体化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

　　同时需要辩证看待的是，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群众诉求更加多元、分层、复杂。这既意味着“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的内涵从生存型扩展到发展型、品质型，也意味着工作方法必须与时俱进：面对面、村村户户走访的传统方法，需要与数字化治理、网络群众路线等新手段相结合。传家宝不能丢，但用法要随时代而变。

　　五、结语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篇幅不长，却蕴含着中国共产党赢得政权、巩固政权、长期执政的底层逻辑。其思想贡献可概括为三点：

　　第一，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哲学。“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的论断，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转化为革命战略，构成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重要论断的思想源头。

　　第二，揭示了中心工作与群众生活的辩证统一。组织革命战争与改良群众生活两大任务并重的思想，确立了“解决生活问题—赢得政治认同—推进中心工作—更好解决生活问题”的良性循环，这一结构在当代转化为发展与民生的辩证关系。

　　第三，奠定了科学工作方法论的范式。“过河与桥船”之喻所确立的反对官僚主义、坚持调查研究和耐心说服的方法原则，经由群众路线的制度化，成为党的领导方法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苏区干部“夜打灯笼访贫农”到新时代干部“脚下沾泥土、心中装百姓”，从“关心群众痛痒”到“解决急难愁盼”，变化的是时代课题，不变的是那个根本立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也是这篇文献跨越九十余年依然熠熠生辉的原因所在。

　　【文/臻於正觉，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