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他在信中指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一个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这田归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己出卖，得了钱来供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
毛泽东认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这样，就解决了从“八七会议”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1936年2月27日， 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李克农，通报了东征军战果，电文中说： “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200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李生达等部队共3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永和等县广大地区。”
1937年2月27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说：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1938年2月27日，王明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明、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3月1日才结束，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
王明在会议上作主要发言。王明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王明在军事上提出了7个统一：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主张八路军、新四军要进行正规战。就在这紧要关头，跟着王明一起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康生，却反对王明的意见，他当着王明的面说： “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呢?还不和张国焘一样断送了红军?这个历史的错误，我们再也不要犯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1953年2月27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讲话中说到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的谈话。他说： “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10到15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1时才结束。
1956年2月27日 下午，毛泽东听取地质部汇报。毛泽东说：地质部主要搞普查，但其他如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等也应搞些详查细测，门门要学整套的，否则学不会本事。各部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分部是对的。最后说：今天汇报很好，收获很大。
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下午从3点到7点，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的讲话共分为12个部分：1、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肃反问题。3、农业合作化问题。4、工商业者问题。5、知识分子问题。6、少数民族问题。7、统筹兼顾、适当安排。8、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10、坏事能否变成好事?11、关于节约。12、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1959年2月27日上午，毛泽东和吴芝圃及4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3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的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3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
2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第2次郑州会议。第一天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审阅公安部关于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报告中说：“拟给释放的每名战犯发15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13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他在批示中写道：“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是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送审的特赦在押战犯的名单——笔者注)?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13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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