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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毛主席说:“警卫员去调查农业合作化!”

2022-04-17 09:36:31  来源: 红色文化网   作者:长安小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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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得从1955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迎接一九五五年的任务》说起。当时的新中国人人赶超,积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实力有所恢复,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又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搞农业合作社的目标,正是举国上下勠力同心,顽强拼搏的时候,奈何天公不作美,1953年和1954年还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尽管在各地党委领导下,农业生产依然是上升的,但都还没有达到原定的增产指标,没有了农业提供资金和原材料,也就严重的影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所以在这一年的元旦社论中提到:在1955年办好六十万个社,不但能够带动全体农民更好地完成农业生产计划,而且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国农业在1957年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因此1955年这个年头,就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农业合作化计划的关键。

  路线是正确的,并且在开年之后就会被坚决的执行,但毛主席依然不放心,元旦之后的1月3日早晨就乘专列离开了北京,去往河北、山东、天津、安徽等地,了解过去两年自然灾害下农业发展情况以及农业合作化进展,听取各地实际工作汇报。专列上听到的消息有好有坏,暂且不说,但合作化运动进展到3月份,开始传出一些不好的声音。

  由于运动刚刚开始,缺乏上级党委有效且正确的指导,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粗暴、一刀切等做法,有地方报告许多农民不是自愿入社,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影响,农业发展有危险了!于是3月份毛主席同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谈到:“五年实现合作化的步子太快,粮食征购也已经到了极限。合作化要放慢,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停一年半。”

  不好的声音继续传来,地方上有人报告,有的农民觉得农业合作社就是要交公,自己要吃亏,所以纷纷杀猪宰羊,为的就是自己不吃亏。于是3月中旬又找来邓子恢等人,说到:“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要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同时下发农业发展三字经:“一曰停,一曰缩,一曰发”。

  读者朋友看到这里,肯定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这农业合作化政策怕是不太好,不能执行下去了,“停缩发”也是对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能随便乱搞!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但毛主席何许人也?毛主席心里一直是有疑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党中央采取的政策是坚定地团结贫农和下中农,因为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是最高的。为什么现在各地传来的消息都是负面的,难道没有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表示支持?

  毛主席决定亲自去下面看一看,4月9日,乘专列到达杭州。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调查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如汇报所说,农业合作化已经搞不下去了呢?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而专门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的著名论断。任何事情,你不去调查,光听别人说:听下属说,听身边人说,听网上说,听书上说,就是不自己亲自去调查,去了解实际情况,那么你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指导别人的资本。这句话,笔者希望也能和广大读者共勉,任何事情都要去调查,哪怕限于实际情况的限制,不能亲身去调查,也可以采用主席“开调查会”,阅读调查报告等手段,综合的间接的去调查,千万不能偏听偏信。

  4月19日晚上,离开杭州,到达北京。

  十天时间,当然不是全部都花在调查上,但毛主席心里已经有了底,列车停靠在火车站,毛主席踏上北京的土地,身边围绕着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这次,毛主席要刮一阵阳风,烧一把阳火,把北京的阴风阴火给斗倒。

  几天之后的5月1日,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期间同谭震林谈到:“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我前段时间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很高。但是,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合作化有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的领导不无关系。”

  惊雷初响

  5月5日晚,毛主席在听取邓子恢汇报后警告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7月11日邓子恢再作汇报后,毛主席直接批评其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立即作了检讨,并称自己没有说过要砍掉合作社。但毛主席结合自己的实际调查,终于确认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大方向是好的,只是在执行过程中有偏差,就好像新修的坝一样不坚固,只是需要加工修筑。

  毛主席还说:解散合作社,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解散合作社,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最终,在7月31日下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笔者过去的文章有提到过),不点名的批评了邓子恢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此次会议摆正了思想,农业合作化运动终于逐渐走上正轨,并最终在我国小农经济条件粮食不足以支撑工业化的条件下,通过搞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初期宝贵的资金、原材料和广阔的农村市场,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成,为如今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全的工业门类,领先的工业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样一件有关农业合作化政策制定、改动和最终执行的事情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任何人的发言总是站在自己的思想立场上,你如果想了解一件事情的真实情况,就不能偏听偏信这种带有预设立场的言论,而是需要自己去调查研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思想有没有站在最广大贫民和中农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农业合作化总体到底好不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件事也让毛主席开始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整天都在中南海,围绕着的都是各级部门官员,如何保证自己接触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如何保证自己的发言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何接触到最广大的工农群众?

  毛主席的答案之一就是靠自己的警卫员。

  毛主席和他的警卫员们像家人一样

  散作满天星

  1955年5月14日在丰泽园的院子里,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的全体指战员们整齐地坐在小板凳上,毛主席开始讲课。

  毛主席说:三国孙、刘破曹操,采用火攻。万事俱备,就缺东风。我们也缺东风,缺什么东风呢?缺工业,缺现代工业。有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器和各种机器。现在我们只能造不大不小的工业产品,要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就差不多都能造啦。搞工业化,目的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工业化,一个改造,搞它15年,基本上达到目的。15年以后还要继续干。到50年后,也许我们就赶上美国啦!

  紧接着,毛主席给警卫员们又加了一项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搞调查工作。毛主席激动的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见解见到了农民。我通过你们,你们通过农民,把情况了解上来,这就是搞调查研究!”

  毛主席还提到:“现在有的地方叫缺粮的不少,有一个是真的,两个是假的。粮食部有五个干部下去了解,说老婆骗了丈夫。家里存着2000斤粮食,还说没有粮食吃。结果煮了几天后,发现有粮食。就问他:为什么哭穷呢?回答说,第一叫穷可以不露富;第二明年可以少卖粮;第三人家都叫,我不叫也不好,怕受孤立。不要相信那些都叫的人是饿肚子了,顶多有百分之十是真叫的,没有粮食的,其他很多人是有粮食的。”

  鲜活的例子摆在面前,让战士们深受教育,也让我们广大读者深受教育。通过调查研究才能获取最真实的实际情况,再结合上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才能帮助我们破除迷雾,看到事物发展的真正本质。

  毛主席的警卫员不少,为大家熟知的也有几个,比如李银桥、汪东兴等。李银桥就曾给毛主席汇报过他老家不远处的南王庄村。由9户农民率先成立了合作社,其中6户由于富农、中农出身的农民认为和贫农一起办社吃亏,不久退出,最后只剩下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人称“老三户”。但是“老三户”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依靠组织的力量实现了增产增收。最终这个事迹还没毛主席写到了报告里,赞扬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5亿农民的方向。

  毛主席和警卫员

  调查研究就是既要调查好的也要调查坏的。1955年初,毛主席派李银桥到老家河北省安平县搞调查。当时正值搞农业合作化之际,李银桥回到家乡发现那里的农村干部工作简单化。为了让农民入社,村干部把村民召集起来后,插上两块牌子,一块挂着毛主席像,一块牌子上写着蒋介石,然后让村民根据各自的心愿站到牌子下面。这样简单化的工作损害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情和入社的积极性,毛主席听到汇报后立即说道:“这怎么行!不能这么简单嘛!中国农民很苦,过去在地主的剥削压迫下没有土地,新中国分给了他们土地,现在一下子要他们交出土地走合作化的道路,思想很可能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做工作的同志要给他们讲道理,讲合作化的好处和意义,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站站队就能解决问题的事。

  1955年7月间,正值农业合作化问题激烈大辩论时期,毛主席为了进一步确认实际情况,又密集多次的派自己的警卫员回家调查研究。例如在河南兰考县就调查得知,由于连年水灾,加上统购统销,该村缺粮户达到了50%。又如河南延津县则调查得知,农民对统购统销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但开始建社时确实存在速度过快问题。

  有的地方传来的调查结果令人揪心,也有的地方传来的结果令人振奋。例如广东南雄县一个村,合作社成立一年以来,战胜了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了30%,被评为全县二等模范社。

  毛主席通过自己五湖四海的警卫员,获得了大量的实际调查结果,帮助主席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过程中作出了最终的决策。这项政策甚至还一直持续了下去。

  后来的1958年至1962年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决策上确实存在部分失误,国家面临重重困难,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变得极为困难。为此,毛主席日夜焦虑,警卫员们又被不断派下去了解情况。一天,一名卫士探亲回来,带了一个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糠皮的窝头,含着泪水对毛主席说:“主席,我讲实话,乡亲们就是吃的这个……”毛主席两眼怔怔地盯着那个窝头,双眉紧锁。主席接过窝头时双手直在发抖,费了很大劲掰开一块放入嘴里。老人家嚼着嚼着,流下了眼泪。毛主席一边流泪,一边掰开窝头分给我们几个卫士:“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食人吃的口粮……”他吃着说着,最后哽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学习毛主席,认真搞调查研究

  毛主席在短短几十年内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具有坚实基础的工业国,扫盲、除害、建造堤坝等等,一代人干了几代人的事。在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也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了解实际情况,不被预设立场的言论蒙蔽,毛主席也是在苦苦思索之后才想到利用警卫员去帮助自己调查研究。客观地说,刚刚建国的十几二十年来我国的整体环境一直是内忧外患不断,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不容易,都受了许多苦,遭了许多罪。但今天的我们应该坚信一点,毛主席始终是站在最广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他的心一直同我们连在一起。今天的我们,也要学习毛主席的做法,真正地去调查研究,去分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还是都没有问题无奈遇到了人力无法影响的天灾?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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