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才是教员的接班人 - 怀念追思

　　1976年9月9日，教员逝世，至今已有50年。

　　如今再回头看教员的一生，他在青年时代立下的志、革命年代形成的生死观、以及晚年对青年学生的嘱托，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

　　一个人的生命终究有限，那么没有完成的事业，应该交给谁？

　　他知道自己不能万寿无疆，便希望后继有人，革命事业能够万古长青。

　　年轻时候，教员便开始思考立志的问题。

　　1915年1月，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交“二十一条草案”，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有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特权、聘用日本人做政治军事经济顾问等等。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旨在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草案，但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而改制称帝，便同意了草案中的大部分条款。

　　听闻此事，正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教员，随即在学校师生编印的《明耻篇》封面上，写下四句话——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国家受到欺凌的时候，教员没有寄希望于天降猛人，也没有相信后人的智慧，他相信靠自己、靠中国青年学生的力量，足以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

　　“在我学子”四字，恐怕就是教员最早的天下之志。

　　但，仅仅立志是不够的，到底如何才能救亡图存，那时的教员并不知道答案。

　　直到1917年，他才稍微窥探到门径。

　　那年，教员给老师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认真讨论了中国的问题和自己的求学方向，其中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前一句是教员的思考链路，即人生在世，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世界观，只有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才能提炼出改造世界的方法，并决定自己的一生往哪个方向前进。

　　后一句，则是教员在苦读苦思之后，对前一个宏大命题得出的结论，准备以改造思想为切入点，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正因为教员确定了人生的方向，两年以后，他才能在《湘江评论》里写下那段振聋发聩的话：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这是他向中国青年学生发出的第一声号召，这是他“动天下之心”的第一把利刃。

　　可以说，从“在我学子”到“动天下之心”再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教员的思想逐渐成熟，人生的道路也一步步的清晰起来。

　　他先把天下装进心里，再把自己融入天下。

　　从此以后，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他有关，人民的每一份苦难都和他有关，国家和民族向何处去也和他有关。

　　所谓的立志改变人生，大抵如此。

　　立志可以告诉教员“一生要为什么而活”，但当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以后，那么他就迟早要回答另一个问题：

　　“一个人应该怎样面对死亡？”

　　对于教员来说，这不是书本里的哲学命题，而是现实的处境。

　　自从投身革命，教员身边的人便不断离去，杨开慧、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毛楚雄、战友、朋友、同志。每一次分离，他都要直面一次死亡。

　　随着分离的次数越来越多，教员对死亡的感受也越来越深。

　　因为感受太深，他便不得不思考，人的生命到底应该用什么来衡量，人又应该怎样面对死亡。

　　1944年，教员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那年，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挖窑烧炭时遭遇坍塌事故，不幸牺牲。教员专门给他举办了追悼会，不仅写下“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还做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正是这次演讲，教员阐述了他的生死观——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活，要为人民利益而活。

　　死，要为人民利益而死。

　　如果只是为自己而活，那么等到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个人的一切便随之而去。可如果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漫长且宏大的革命事业，个体的死亡便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

　　这，就是教员在生死考验中提炼出来的生死观。

　　努力活着，但无惧死亡。

　　五年以后，教员的生死观再度升华。

　　1949年9月30日，即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随后，教员宣读了自己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目的是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因此，碑文的三段话并没有回避死亡，它回顾了历史，回答了死者到底为什么而死，同时告诉世人，不能停下脚步，要沿着死者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

　　从青年立志动天下人心到革命事业的生死，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

　　既然教员的生死观已经上升到革命事业的高度，那么他就又得考虑一个新的问题——

　　再伟大的人也有离去的一天，但中国的革命事业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才能完成，自己身后，谁能带着中国继续往前走？

　　选党内干部做政治接班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仍然不够。

　　教员认为，必须用“动天下之心”的方法，把革命事业的种子扎在每个人的心头，尤其是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只要他们能够顺利成长，便可以带着中国的革命事业滚滚向前。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教员便专程接见了数千名留学生和实习生。

　　他站在主席台前，掐灭手中的香烟，大声说道：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不是普通的青年寄语。

　　年轻的时候，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现在，他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一个我们，一个你们，中间隔着教员最波澜壮阔的三十八年。

　　说我们时，他把自己融入天下，指点江山豪情万丈。

　　说你们时，他把自己摘出来，告诉那些听他讲话的青年学生，以后的担子由你们来承担，以后的天下大事由你们来干。

　　至于他自己，教员也有考量，说：

　　“人是没有不死的。有哪一个两千年前生的人活到现在？人不断地诞生和死亡，一代传一代，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说归根结底还是你们要担负起这个担子，不是靠我，因为我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俗语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只打算再干五年。”

　　他非常坦然的面对衰老和死亡，因为，他在青年学生的身上看到了希望，犹如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我老了，但你们还年轻。

　　我会离去，但你们将来会接班。

　　从教员的毕生经历来看，此次访苏期间接见留学生，其实是他在立天下志和勘破生死之后的一次传志行动。

　　1976年9月9日，教员在北京逝世。这个历经生死但无惧生死的人，终究是走到了个体生命的尽头。

　　至今，已是整整五十年。

　　五十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格局也和当年截然不同，甚至那些在莫斯科礼堂听教员讲话的青年学生，也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把位置交给了更年轻的人。

　　但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相继成长起来，教员曾经寄予希望的“你们”，一直都在。

　　只是那个“你们”，现在变成了我们。

　　而从我们到你们再到我们，便是教员希望看到的，生生不息。

　　虽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和教员一样，以一己之力改变这个国家、影响这个世界，但我们身处的时代，必然有很多前一代人无法回答的难题。

　　这些时代难题，终究要由我们来回答。

　　能和教员一样，立一个志、选一条路、研究一个时代难题，再把没有熄灭的希望交给后来者，足矣。

　　如此，天下才是我们的天下，国家才是我们的国家，社会才是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