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毛泽东怎样看待和对待错误？

　　错误和犯错误，本是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不少人一听到有人犯错误，尤其是犯了严重错误，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认为大逆不道。这就有必要了解一下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对待错误的。

　　毛泽东曾引用列宁的话说：不要怕犯错误，“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人类社会就是从错误中走来的

　　不仅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从错误中走来的，推而广之，纵观历史，整个人类社会实际上都是从错误中走来的。

　　毛泽东说过：凡是犯了大的错误的，都与违反了唯物辩证法有关。人们常犯的错误，除外动机不良，如谋私类的错误，就是因为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往往是，人们头脑里想的是一，而客观实际是二。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建设中，包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中，都会发生认识脱离实际的问题。

　　以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为例，开始，科学界认为，燃烧是因为可燃物质里有一种“燃素”，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才认识到，燃烧是因为大气中有氧气助燃。对于太阳系认识的错误就更大了。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的，中国古人所谓的“天圆地方”也是这个意思。后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提出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结论。然而这个正确的理论一时不能被多数人所接受，特别是宗教界极力反对，以至于哥白尼差点被绞死。直到伽利略用数学计算的方法准确证明了的时候，人们才逐步接受。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平静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斗争中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阵地。

　　对于人类是从错误中走来的问题，毛泽东从理论上做出过概括。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像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其他各种自然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毛泽东论述的实际上就是人类的认识史，这种认识也就是在不断地纠正错误中向前发展的。这些错误包括，“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必然王国”就是不断犯错误的“王国”，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这种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去我们在建设问题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这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同错误路线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是否认对立统一规律的，是形而上学。”（《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页。）但是，从中国2000多年来历代的皇帝到如今，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犯过错误，而且多次作了自我批评，这就不正常了，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不符合辩证法。

　　一个党，一个组织，一个人，当回顾历史，或回首往事时，就会发现有许多错误，只是说与不说罢了。所谓“一贯正确”，那只是一种幻觉，或是一种掩饰，是绝对没有那回事的。

　　“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

　　“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毛泽东这个话代表了他对错误最基本的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应该是圣贤了吧，孙中山应该算圣贤吧，他们也有过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许多新的情况不断地调整他的观点。为什么调整？就是因为有错误，同时他们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公开承认。孙中山也是犯过错误的。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我在上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还说过，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347页。）

　　错误，包括成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带有时代的特征，不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尽管个人也有责任，但是，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作出客观地分析，把个人的情况放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总结并吸取教训，以鉴后人。那种只有一句话“彻底否定”，既作具体分析，也不总结教训的态度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

　　对错误要进行分析、正确对待

　　怎样分析和对待错误，有马克思主义和主观主义两种不同的态度。

　　对错误要分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这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态度。

　　做出这些分析，不是原谅当时的领导人，更不是为个人推卸责任，而是为了吸取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应以效果检验动机。否则就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如果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人都是不管的。试问，这样的良心也是好的吗？”绝不能认为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就可以不顾效果，或者认为动机可以代替效果。对任何错误，无论多大的错误，一定要分析，要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全盘否定或一概肯定，都是形而上学的。毛泽东说过：形而上学最省力，而辩证法是需要费力气的。

　　犯错误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一定社会环境之下的，不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分析，也不做人的思想状况的分析，就是一“抓”了之，省力是省力，但这是对革命事业有害的。这样，就不会避免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简单化的做法，损害同志，损害事业，对党、对个人都是不利有害的。

　　以错误的态度对待错误，比犯错误更糟糕

　　毛泽东认为，对于犯错误的人要出于公心、“好心”，助人之心；“坏心”，就是出于私心，或是妒忌之心、幸灾乐祸之心或者报复之心，也就是把人“一棍子打死”之心。对犯错误的人，为了“把人整死”，这就会采取“痛快一时，乱打一顿”，“全盘否定”的“鲁莽态度”，甚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样，不仅于解决问题无益，还会把思想搞乱，进而把队伍搞散，比犯错误本身效果更坏，其结果也更糟糕。因为以错误的态度对待错误，引不出应有的教训，无论对本人还是对广大党员，不会起到教育的作用，因而失去了犯错误应有的反面价值。

　　毛泽东还认为，出于公心，正确对待犯错误的人，认真地批评其错误，诚恳地帮助改正错误 可以得人心。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往往会整到自己头上。须知，正确对待别人“不谋私”类的错误，是对革命真正负责的表现。

　　毛泽东对于犯错误的人，一贯采取分析的态度，分析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他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是我们如何正确对待错误问题的典范。他在《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文中说到：“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错误“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古人云，“错误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意思是说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正视错误，正确地对待错误，是关系到是否能够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看错误，也是取信于民的大问题。人民群众总是绝大多数，众人的眼睛是瞒不过去的。任何一级领导干部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或某些错误。譬如一个县，一般有几十万人。县委书记也好，县长也好，就一两个人，有了错误，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甚至书记、县长身边的人也看得很明白，但他们是不会说的。错误存在着，自己不见，大家“见之”，自己成了事实上的孤家寡人，成了瞎子和聋子；承认了，不仅不会降低威信，反而会提高威信；改正了，就会受到全县人民的尊敬，即“仰之”。而书记、县长最悲哀的是，大家都看得清楚，都明明白白，唯有自己迷迷糊糊。这并不完全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中“为尊者讳”的问题，领导干部往往太“顾面子”，采取鸵鸟政策，把头埋在土里，就以为是么都不存在了。西晋时期的最后一任皇帝即晋惠帝，周围大臣们都不向他说真话。一次，某个太监向他讲了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很多人饿死了。他说：老百姓为什么不吃肉呢？西晋王朝就是从这一任皇帝垮的。

　　古今中外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待错误的态度比错误本身还重要。有错误，也许大家会理解、原谅，但有错不承认，也不改，就不可理喻，不可原谅了。

　　对错误的态度比错误本身更重要

　　对待自己的、别人的错误取什么态度？这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出于公心的试金石。

　　判断一个人，一级领导干部是否对人民的事业负责任，以什么做标准呢？不是犯不犯错误，而是对所犯错误采取什么态度。

　　对错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公开承认错误，分析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及时改正错误。一种是对错误采取回避、掩饰的态度，甚至诿过于人或将错误说成正确。毛泽东曾说过：“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页。）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这里，毛泽东讲明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中的“随时”一词说明，工作中经常会发生错误，甚至随时随地会犯错误，出现了错误就应该及时修正。二是判定是否犯了错误，有一个标准，就是看是否违背了“人民的利益”。

　　实际上，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真正坚持真理，也必然真心实意地修正自己的错误，当然也要帮助别人修正错误。毛泽东不仅对自己的错误是坦诚的，而且对自己的估计也是清醒的客观的。直到晚年，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不相信我的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申通。”

　　率先垂范，多次为自己的错误做自我批评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错误的应有观点，不是犯不犯的问题，而是犯了错误如何对待的问题。在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错误问题上，毛泽东也是后人的典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都不仅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甚至有些时候还为别人、为下级承担过责任。早在延安时期，他为审干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做过自我批评。他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公开、坦诚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负第一个责任的应当是我。”毛泽东这个自我批评有两个背景：一是林彪在1月29日的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其中论述了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和必要的“付学费”问题。二是中央书记处编辑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指示两个本子。会议认为，毛泽东讲话没有问题，中央指示问题较多。这说明，毛泽东推脱责任是有理由的。但是，毛泽东丝毫没有推脱的意思。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还有一次插话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陈云说；“对这次会议的成绩不能低估。”究其原因，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是“不能低估”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鼓励大家讲真话，畅所欲言，发扬民主集中制，也是一个原因。

　　毛泽东在对大跃进作了自我批评后，进一步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特别是剖析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调查研究少了，官做大了”。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在纠正错误中，他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他带头下去调查了几个点。在调查的基础上，将事实上存在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就是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于大食堂，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不利于养猪，冬季不利于群众取暖，还有破坏山林等等，以后完全尊重群众的自愿。对于超英赶美，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 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四}2011年版，第1612页。）这些都是毛泽东对自己所犯错误反思后的话，当然还不够彻底，但是，毛泽东认识到什么程度，自我批评就到什么程度，他不会违心地迎合潮流。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皇帝的错误都由大臣们承担，甚至采取杀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的错误，也就是找“替罪羊”，而毛泽东则把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彻底颠倒过来了。

　　毛泽东还多次向各级领导干部推荐《邹忌修讽齐王纳谏》的文章。这篇文章说的是：邹忌修的身高、长相，在男人中都是很标准的，但他自认为还赶不上北山一个叫徐公的人。可是，他的妻妾和仆人，都说他比徐公更美。于是，他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妻宠于我”、“妾畏于我”、“仆人有求于我”，他们都没有说实话。邹忌修将自己的这件事说给齐王，从而使齐王恍然大悟，于是齐王从谏如流，对恭维自己的话不再全信，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反思自己。无论是从毛泽东向大家推荐这篇文章的动机来看，还是从毛泽东对自己错误的态度来看，他都希望大家说实话，他也希望能听到批评的话。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在查处腐败案件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但是，当今社会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人的思想觉悟、品质倒退。长期以来，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愈演愈厉、诈骗盛行，“全民互欺”，让人防不胜防。所谓“全民互欺”，指农民饲养的畜禽，自己不吃，到市场上卖给别人；一些食品加工企业将加工的畜禽肉自己也不吃，卖给包括农民在内的消费者。为什么？“买的不如卖的精”就是了。老百姓认为，我们离共产主义“人的觉悟极大提高”的标准似乎南辕北辙，越来越远了。

　　其次，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多年来我们注意并宣传分子，忽视了分母。这个分母就是付出的代价。一个是食品、饮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一个是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有人说，我们吃了子孙后代50年的饭。几十年不好说，污染问题也无法计量。但如果从现在真正终止污染和浪费资源的问题，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复，确实值得研究。重要的是，这是不可持续的。不仅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人民生活质量也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思想混乱问题。现在基层老百姓心里存在着众多疑问或不解的问题，因而有种种猜测，思想混乱，众说不一。譬如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改什么？改革的任务、对象是什么？改革的前途是什么？改到什么结果？一句话，像当年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那样，把改革的基本问题讲清楚。还有开放，是不是越开越好，有没有度？度是什么？无论改革还是开放，是方向还是手段？是目的还是过程？

　　总之，思想混乱，社会是不稳定的。理论上不明确，单靠“维稳”不是治本之策。

　　毛泽东不仅对错误，即使存在的不足或短处也不回避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到现时止，在这些（指生产力——作者注）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毛泽东讲的是实话，28年的时间，都是搞革命，进行战争，只有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进行过经济建设，那时的经验是不全面的。

　　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不仅不隐瞒自己的错误，而且对自己的弱项和不足也公开说明。1960年，斯诺要毛泽东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毛泽东说：“不晓得”。斯诺说：“你讲话太谨慎。”毛泽东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11年了吗？是干了11年，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

　　毛泽东借用孔子的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反对以不知为知，主张“不装”、不充，他说：我们要靠老实吃饭，靠科学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毛泽东只要是认识到的错误，就公开承认，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及时改正。但是，他没有认识到的，也不会为了迎合某种心理而违心地承认某种错误。毛泽东认为，“千秋功罪”，需要由后人来评说。认识到错误就公开承认，就改正；没有认识到的错误，不违心地承认错误，这就是毛泽东。

　　正确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

　　什么叫正确对待？毛泽东曾提出八个字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他还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0、845页。）

　　对待他人错误的出发点有两种：一是为了“救人”，这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说理”的方法进行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一是为了把人整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借口批评错误，或者挟嫌报复，或者“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与错误路线和各种错误思想做过多次地艰苦卓绝地斗争，他自己也由此多次受到了错误的处置。但是，他对于所有犯错误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并已被历史证明确实错了的人，不仅“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而且没有放弃他们，诚心诚意做工作促其改正。对于有名气的人，还保留他们的职务。如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费尽心力做工作，要李立山、王明当中央委员。

　　我们看问题不是看表面，而是看实质。“一进了门，就立即抓住问题的实质。”

　　这一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8页。）

　　正确与错误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人类的认识往往是错误先行。有了错误，有了比较，才知道什么是正确；犯了错误，找出失败的原因，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的过程，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必由之路。

　　由此，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毛泽东有句名言：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是用他们的错误，用他们的罪恶，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听到了，什么是正确的、正义的。这个反面的教育一是不可或缺的，二是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正确地看待和对待错误，是关系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大问题，很有必要弄清楚。

　　2023年2月22日

　　作者：李瑞昌。原沧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原中共河北省委研究室主任。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为政德识谈》（警官出版社出版）、《警示明鉴（上下册）》（研究出版社出版）、《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等书，大型刊物《今日河北》主编。共约4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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