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2年真实的毛主席——北戴河会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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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炮击金门：战略博弈中的主动出击

　　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最终决策。这个决策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往往被研究“大跃进”的学者所忽视。

　　炮击金门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可能招致中美直接军事对抗。据叶飞回忆，毛主席在决策前夕曾反复询问会不会打到美国人，在得到“无法避免”的回答后，沉默无语，没有立即作出决定。这说明毛主席对战争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

　　但是，毛主席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他在会议期间批示：“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八个字概括了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同时向美国表明中国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

　　更深层的考虑是，主席要通过这种方式同美国进行一场“战略性对话”。他在9月6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解释说：“你美国人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我们不打，它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它感觉到痛了，它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它就不谈。

　　他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撤退金门、马祖，但是他说：又不撤。你不撤我就打，你一撤那我就可以不打了，你全部撤走我可以一炮不打。这对蒋介石也是一个难事，他怕一撤，影响人心士气，又丧失了这两块土地，他的土地也就不大了。听说美国人也劝过他撤，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你现在不撤，我们反正老是打，我可以隔几个星期或者隔几天打那么一次，或者隔个把两个月打一次，一打就是几万发炮弹，或者每天打点零炮，打个什么一百发两百发炮弹。

　　（笔者注：毛主席这段看似随意、口语化的谈话，实则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战略辩证法。他将金门、马祖问题置于中美蒋三方博弈的复杂格局中，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精准把握了各方利益诉求与行为逻辑，创造性地提出了“绞索政策”——把金门、马祖作为套住美国的绳索，使其陷入进退维谷的被动境地。）

　　（《毛泽东传》：《第61章、炮击金门。》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毛主席这个判断的准确性。炮击金门后，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中国掌握了中美对话的主动权。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十分敏锐地察觉到美国企图以沿海岛屿换台湾、用海峡把两岸永远分割开来的阴谋，决定把金门、马祖暂时留在蒋介石手里，实行“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待今后条件成熟时台、澎、金、马一并解决。这就是著名的“绞索政策”——用长期化、经常化的炮击金门，套住美国并扩大美蒋矛盾。

　　笔者认为，仅此一例，就足以证明北戴河会议决策的高超战略水平。在国际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毛主席和党中央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既坚持原则又灵活策略，成功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把这样的会议说成“冒进”，是对历史事实的无视，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战略智慧的亵渎。

　　第三部分，批驳“冒进论”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脱离实际”还是“基于实际”？

　　“冒进论”的核心论据是：北戴河会议的决策“脱离实际”，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困难。这个论据能否成立？让我们从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要看什么是“实际”。1958年的“实际”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际上面临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和封锁包围；国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建设热情空前高涨，迫切希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积累了初步的建设经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实际”。

　　北戴河会议的决策，正是基于这些“实际”作出的。面对美国的军事挑衅，必须坚决回击，这是政治上的实际；面对“一穷二白”的现状，必须加快发展速度，这是经济上的实际；面对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积极性，必须加以组织和引导，这是社会心理上的实际。

　　其次，要看“决策”与“执行”的区别。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070万吨钢的目标，从决策层面看，是基于上半年工业生产增长情况作出的判断。问题主要出现在执行过程中：层层加码、强迫命令、弄虚作假等现象严重偏离了中央决策的本意。黑龙江的史料记载，有的地方为了达到打井的数字，在地头挖了一些干井；有的积肥只是在地头堆起一些土堆；有的少报亩数多报产量。这些问题是基层执行中的偏差，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央决策。

　　（笔者注：需要说清楚，“赶超”本身并不等于“冒进”。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六亿人口的意志，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

　　1960年1月9日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高速度发展你不信？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是一个大飞跃。资产阶级能够实现飞跃，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飞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建国后23年的历史（到1972年）不能超过他们呢？”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60年，六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毛主席1960年1月在上海讲的这段话，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和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坚定信念。他以资产阶级三百年的发展史为参照，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无产阶级不能实现比资产阶级更快的发展？这个问题背后，是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对制度优势的自信、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深刻思考。

　　再次，要看“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思考，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关于供给制问题等。这些思考及其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不能因为实践中遇到困难就全盘否定其理论价值。

　　笔者认为：“脱离实际”的说法既过于简单化了，也不符合历史真实。如果把决策过程中对群众积极性的信任、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都视为“脱离实际”，那才是真正的脱离实际——脱离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真实情感和真实愿望。

　　第二，到底是“破坏生产力”还是“促进生产力”？

　　另一种说法是：北戴河会议后的“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造成了巨大浪费。这个说法同样需要具体分析。

　　从当时公布的数据看，195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2.2%，其中工业增长54.8%，农业增长2.4%。钢产量从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实现了翻番。粮食产量从1.95亿吨增加到2亿吨。

　　当然不能否认，这种高增长确实付出了不小代价。福建省档案馆的史料记载，1958年全省钢铁产量比1957年翻了十来番，但炼出的钢和铁有相当一部分质量低劣，不能使用；小高炉和土法炼钢成本高得惊人；大面积的乱砍滥伐使山林大为遭殃。

　　福建省档案馆：激情炼钢铁《记录·见证——档案中的福建党史》

　　黑龙江的情况也类似：1958年全省共建设各种小高炉6114座，但有些根本没有炼出铁来，炼出的铁也是“蜂窝铁”，吨成本高达800元，当年炼铁亏损3358万元。

　　（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第二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黑龙江省志）

　　笔者认为：以上可见，确实在一个时期里造成了很大浪费，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这更多的是执行中的偏差与错误。例如：在某些地方某些地区，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不切实际地套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层层加码、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弄虚作假等现象严重偏离了中央决策的本意。这些问题同样属于是基层执行中的偏差。

　　这些数据中的数字确实是触目惊心的。但是，笔者今天想尝试着从另外几个方面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要付出代价。英国的工业革命经历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长达几十年的工人贫困和环境污染。美国的工业化伴随着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黑人的奴隶劳动。苏联的工业化也经历了农业集体化的阵痛。相比之下，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付出的代价，是在没有对外侵略扩张、没有对内残酷剥削的前提下发生的，其性质完全不同。

　　第二，“浪费”与“积累”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大炼钢铁运动中投入的大量劳动力，本身就是一种积累——通过劳动实践培养了大批工业建设人才，积累了管理经验，建立了工业体系的基础框架。黑龙江的史料记载，虽然1958年炼铁亏损严重，但“结束了黑龙江‘手无寸铁’的历史”。这为后来东北工业基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问题的认识和纠正是及时的。1960年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就明确提出了调整所有制关系、保护农民利益的问题。随后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信》，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经过几年的调整，国民经济很快恢复了活力。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

　　笔者认为，评价一段历史，不能只看问题而忽视成就，不能只看代价而忽视收获。1958年到1960年，正是中国工业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大庆油田的开发、“两弹一星”的起步、三线建设的展开，都奠基于这个时期。没有当年的艰苦奋斗，就没有后来的工业基础。

　　第三，到底是 “自然灾害”还是“人祸”？

　　关于1959-1961年的经济困难，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主要原因是“人祸”而非“天灾”。这个说法需要结合史料认真辨析。

　　事实上，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1960年，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

　　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 ，

　　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相当1949-1959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

　　（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和缺粮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00万。集中地区、集中年份的灾害打击，使其力度比数字所能反映出的更为严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

　　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对此周恩来总理有个说法：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金冲及：《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这些数字是冷冰冰的，但背后的含义却是沉重的。三年间，旱灾、洪涝、台风、霜冻、风雹、蝗灾等多种自然灾害交替发生、轮番袭击，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的灾害是在1958年丰收之后发生的，1960年的灾害又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的，其危害程度远大于单年灾害。

　　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当时少奇同志的认识。但需要指出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湖南一个地方农民的说法，笔者认为：一位老农民的话实际上并不能说明当时全国的情况。刘少奇明确说“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

　　（笔者注：毛主席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并不这样认为，对于当时困难局面与形势的看法，毛主席与刘少奇有分歧 这一点确实是事实。）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7页。）

　　毛主席认为：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笔者认为：这段话首先解决的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场亿万群众参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从个别地区、个别领域来看，问题可能相当严重，有的地方“共产风”刮得群众一无所有，有的地方浮夸虚报导致粮食征购过头。毛主席从来不否认这些局部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确承认“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以局部代替全局。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条基本原则：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从总体上、从相互联系中去考察事物，而不能满足于罗列个别现象。

　　毛主席还强调：“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尽是缺点了，而优点、成绩那方面的材料就记得少了，甚至没有了，就否认大跃进了。这也是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就是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方法问题。”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毛主席讲：我“周游”了全国，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工作上犯了错误，搞了“五风”、高征购、几个大办，看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因为大办，城市人口一下增加两千多万人。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62年，六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在笔者看来：毛主席的判断是正确的

　　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还说过：去年的确在跃进中有很大的虚名。中央和地方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笔者认为，把经济困难简单归因于“人祸”，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经济困难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是客观因素（确实极其严重）；指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观因素；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是外部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困难局面的形成。把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单独抽出来，说成是“主要原因”，都会导致认识的片面性。

　　（笔者注：更重要的是，不能把后来的经济困难倒推为北戴河会议的“错误”。北戴河会议召开于1958年8月，当时的粮食生产形势是好的，工业增长是快的，国际斗争是主动的。1959-1961年的困难，是在此后几年多种因素作用下逐渐形成的，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次会议的决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