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普遍“磨洋工”的时代吗？

　　昨天在【共产主义读书】群里，笔者又看到同志们在讨论“毛主席时期，是否普遍存在磨洋工、养懒汉等现象。”，不禁想起笔者之前写过的一篇短文，正好回应同志们讨论的话题。

　　今天重新把那篇文章修改和补充，以便更能回应同志们的疑问：毛主席时代，磨洋工、养懒汉等等，是不是普遍现象?

　　对于这个问题回答，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写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学和企业管理》这篇期刊论文和毛主席一九六〇年亲笔批示的鞍钢宪法。

　　再次仔细阅读两份资料，一份来自改革开放前，一份来自改革开放后。我会有一种被打了一巴掌的恍惚感，原来我们这几十年挂在嘴边的“国营企业养懒汉”，是一个被反复重复、从未被严肃论证过的弥天大谎。

　　下面，我想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桩被遮蔽了几十年的“思想公案”，从头到尾给同志们掰开了讲清楚。

　　壹

　　一个被反复重复且灌输给人们的所谓“常识”。

　　你随便上街拉一个人问他：你怎么看毛主席时代的国营企业及其工人?

　　十个有九个会脱口而出：“吃大锅饭嘛，养懒汉嘛，磨洋工嘛。”

　　而剩下那一个，可能是因为没听清问题。

　　这就是过去四十多年最成功的一个“舆论工程”，即把一个从未被严肃论证过的命题，反复重复成“常识”，再用这个“常识”反过来论证改开后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合法性：砸三铁、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企改制等等，每一刀砍下去，背后都有一句“为了解决磨洋工”在垫底。

　　可问题是，谁说毛主席时代普遍磨洋工?什么时候说的?拿出过什么样的实证研究?

　　奇怪的是，这个问题几乎从未被认真追问过。这个“常识”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越被重复，就越没人去查它的源头。就像一句谣言一直传了几十年，最后所有人都以为它是史书。

　　而当我们真的回到那个时代亲历者留下的文本时，会发现一个让人坐立不安的事实，即当时最有发言权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根本不是这么说的。

　　贰

　　费孝通是谁?他凭什么有发言权?

　　要讲清楚这件事，必须先把费孝通这个人的特殊性摆出来。

　　费孝通生于一九一〇年，江苏吴江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在四十年代抗战时期，他就钻进昆明新办的工厂里，和工人同吃同住，搞出了那本著名的《昆厂劳工》，研究的就是“中国农民怎么变成工人”这个根本性命题。

　　一九四三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跟着当时全世界企业管理学的顶级权威、哈佛商学院的梅岳教授一起工作了三个月。梅岳是谁?就是搞出“霍桑实验”、提出“人的因素”理论、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引入企业管理的那个人，西方现代管理学的开山鼻祖之一。

　　换句话说，费孝通这位老先生，既懂中国乡土的底层逻辑，又了解西方管理学的最前沿理论，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在工厂里蹲过点、做过田野调查。他不是书斋里的书呆子，是真正下过车间、跟工人打过交道的实证派。

　　到了198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国企磨洋工”叙事还没来得及成型的那个历史窗口，而这位七十岁的老先生写下了《社会学和企业管理》一文。

　　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怎么样呢?

　　费孝通在论文简略提到，他说“一机部几位领导同志曾同我谈过，我国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确实是大有潜力的。可是，现在还缺一点东西，欠一点东风，这就是劳动积极性还有点问题。所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们又觉得社会学里也许有些道道可以试试看。研究怎样提高人们劳动积极性问题，这本来就是社会学的任务。”

　　这里有一个关键信息，员工劳动积极性出现了问题，这与毛主席时代的形成了剧烈反差。这就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领导不去继承并发扬过往的优势，如鞍钢宪法里面的管理模式。而是舍近求远、千方百计去找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方法。

　　这才是值得同志们深思的问题。

　　通篇阅读下来，而费孝通在文章里说的话，和后来被反复灌输给我们的“常识”，恰恰是相反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费孝通是怎么说的。

　　叁

　　费孝通的第一刀，即资本主义企业有一个“突不破的限度”

　　费孝通在文章里干的第一件事，是把西方管理学的几大流派系统梳理了一遍：泰罗的科学管理、梅岳的霍桑实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麦克格里戈的X-Y理论等。

　　梳理完之后，他甩出了全文最锋利的一刀，他说“对于在企业里的工人来说，其实就是要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事业，要当家作主。说到底就是工人有志气要当世界的主人。可是这一个需要在资本主义企业里是无法满足的，因为工人当不上企业的主人。这决定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个企业管理人员是改变不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总是有个突不破的限度。”

　　这句话的分量，必须细品。

　　费孝通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绞尽脑汁折腾了一百年，从泰罗的秒表到梅岳的霍桑灯光，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到日本的“视厂如家”，所有这些花活儿，都顶在同一个天花板上撞不破——工人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

　　只要工人是被雇佣的，他的劳动就永远是异化的;只要劳动是异化的，那么所谓“自我成就”这种最高层次的需要，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心灵鸡汤的层面，无法转化为真实的劳动热情。

　　这是制度决定的，不是管理技巧能解决的。

　　紧接着，笔锋一转，他写道“可是社会制度改变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个限度不应当再存在了。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同志们，请把这句话在心里多读几遍。

　　一位真正懂西方管理学的中国顶级社会学家，在八十年代初，在改革大幕刚刚拉开、还没人来得及给国营企业的员工扣“磨洋工”帽子的那个清白时刻，他就明确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在调动劳动积极性这件事上，先天具备资本主义企业永远不可能具备的制度优势。

　　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吹嘘，这是从企业管理学的内在逻辑里推出来的硬结论。

　　肆

　　鞍钢宪法是怎么把“主人翁”三个字落在实处的?

　　费孝通讲的是理论，毛主席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把它落实成了制度，并在全国进行推广试行。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毛主席亲自批示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的报告，确立了后来被国内外管理学界称为“鞍钢宪法”的一整套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则。

　　它的核心内容是五条：第一，坚持政治挂帅，把工人的觉悟、阶级意识放在首位;第二，加强党的领导，企业是党领导下的生产组织而不是雇佣劳动场所;第三，大搞群众运动，技术革新是全体工人的事业;第四，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第五，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最有创造性的，是第四条“两参一改三结合”。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所谓“干部参加劳动”，就是厂长、车间主任、技术员必须定期下车间参加生产劳动，破除官僚主义和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等级隔阂。所谓“工人参加管理”，就是生产计划、定额制定、奖惩规则、技术方案，都要听取工人意见，由工人直接参与制定。所谓“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一切束缚生产力、压抑工人主动性、维护少数人特权的规章制度，都必须由工人群众参与改革。所谓“三结合”，就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生产问题上，都要组织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方共同攻关。

　　这套东西的厉害之处，是它从根本上消解了资本主义企业里那三重难解的对立。

　　第一重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通过全民所有制消解：劳动不再是被剥削的对象，而是劳动者自身的事业。

　　第二重对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通过“两参”消解：干部下车间，工人上管理岗，干部不再高高在上，工人也不再被动执行。

　　第三重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通过“三结合”消解：工人的实践智慧进入技术决策的核心环节，而不是被排斥在图纸之外。

　　这三重对立一旦消解，磨洋工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

　　因为“磨洋工”本质上是一种异化劳动者对异化劳动的消极反抗，即是“我在替别人干活，所以能少干就少干”的心理动机。当劳动不再是为别人干，而是为自己、为阶级、为社会主义建设干的时候，磨洋工的动机在根源上就被瓦解了。

　　费孝通讲的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理论上可以突破限度”。鞍钢宪法回答的是“具体怎么突破”。

　　而这两者一拍即合，严丝合缝。

　　伍

　　真实的历史现场，请问毛主席时代那是一个磨洋工的时代吗?

　　我们先把理论放一放，回到历史现场看一看，毛主席时代的工人，到底是怎么干活的?

　　先说一个耳熟能详的案例，即王进喜跳泥浆池。

　　一九六〇年大庆油田，井喷险情发生，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王进喜带着工人往井里倒水泥，水泥不化，他直接跳进泥浆池里用身体搅拌。这不是宣传虚构，是有大量同时代证人的真实事件。

　　请问，在一个“普遍磨洋工”的体系里，会出现一个用身体搅拌泥浆的工人吗?

　　再说群众性技术革新。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全国工厂里“小改小革”、“五小工业”、技术革新小组遍地开花。仅上海一个城市，工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数量就以百万计。

　　请问，一群“养懒汉”的人，能搞出这种规模的群众性创造吗?

　　再说义务劳动与夜战会战。

　　那个年代的工人主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加班加点搞会战，且不要求额外报酬。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纯粹“物质刺激”的体系下都解释不通，而它只有在“工人确认自己是企业真正的主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最后说大三线建设和两弹一星。

　　数百万劳动者，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长期投入完成了人类工业史上最艰巨的几项国家工程。如果建立在“养懒汉”的劳动伦理之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现在，甚至还有人更过分地说，毛主席时代是“普遍徭役”的时代，奴隶、徭役等可以进行如此多的——如青蒿素、人工胰岛素、氢弹等等——科学发明吗?因此，就正常人的思维而言，都知道这简直是对那个时代最恶毒的污蔑之词。

　　恰恰相反，用马斯洛的话讲，这正是工人的“自我成就”需要被充分激发的状态。用费孝通的话讲，这正是社会主义“突破了那个限度”的明证。用鞍钢宪法的话讲，这正是“工人当家作主”的真实写照。

　　陆

　　费孝通对于“懒汉论”态度是怎么样呢?

　　最让人拍案的是，费孝通在那篇文章里，亲自正面驳斥了当时刚刚开始抬头的“懒汉论”调门。

　　我把原文一字不改地抄给同志们，费孝通在文章中这样驳斥道：“有人认为现在工厂里有不少工人，特别是年轻的，就是不讲理想、不负责任。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许多人的表现表明，他们是有理想的，由于有理想而得不到支持，才愤世嫉俗，牢骚满腹。那是对现实的反感。一个心理上有内伤的人可以做出一些不正常的行为来的，这些不正常的行为正说明需要我们去做工作，把它们改变过来，怎能把它们视作这些人的本性呢?”

　　请注意三个细节。

　　第一，这话是费孝通1980年说的，也就是说，“工人懒”的论调当时已经开始在某些圈子里冒头了。但这个论调一冒头，就被一位最有发言权的社会学家当场打了回去。

　　第二，费孝通用的是实证语气，“许多人的表现表明”。他不是在搞辩论，是在陈述他在工厂调查得出的判断。

　　第三，他点出了问题的真正症结：工人不是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得不到支持。换句话说，如果出现了消极行为，那是制度环境出了问题，不是工人本性出了问题。

　　这是典型的Y理论思维，即出问题先从管理本身找原因，而不是把锅甩给“人性懒”。

　　可惜的是，费孝通这一刀砍出去的方向，恰恰是后来几十年舆论建构的反方向。他越是反对“懒汉论”，“懒汉论”反而越被放大。

　　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同志们深思的事。

　　柒

　　经过仔细剖析后，我们会发现有三个被偷换的概念。

　　当今主流叙事之所以能把“国营企业磨洋工”塑造成所谓的“常识”，靠的不是论证，而是三次悄无声息的概念偷换。

　　第一次偷换，是把“平均主义分配”等于“养懒汉”。

　　“大锅饭”在改革话语里通常指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但分配平均是否必然导致积极性低下吗?

　　何况毛主席时代，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例如在大寨村，陈永贵在1960年代带领村民改造梯田、提高粮食产量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称为“标准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办法，用大白话说，就是你干多干少，你敢虚报吗?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而费孝通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原话是：“物质刺激是用物质奖励来刺激生产，不是刺激其他东西。发放了奖金而并不提高生产率，怎能说是物质刺激呢?”

　　反过来同样成立，即没有奖金差距就一定没有积极性吗?

　　显然不是。当工人的“自我成就”需要被制度性满足时，物质刺激的边际效用就会下降。这不是“懒”，是动机结构的转变：从“为奖金干活”提升到“为人民、为自己阶级、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干活”。

　　把这种高层次动机贬低成“养懒汉”，是一种典型的概念矮化。

　　第二次偷换，是把“改制后的现象”倒推到“改制前”。

　　这是最阴险又隐晦的一招。先描述九十年代国企困境，即亏损、效率下降、人浮于事等等，然后把这些现象前推到整个毛主席时代，作为“必须改制”的论据。

　　但这在历史和逻辑上都站不住脚，这正是历史宜粗不宜细的体现。

　　首先是时间错位。八十年代以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力军，承担了“两单一星”、完整工业体系建设、大三线建设。一个普遍“养懒汉”的体系，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

　　其次是因果倒置。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国企出现的问题，更多源于承包制、放权让利、双轨制、管理层激励扭曲、社会保障责任剥离失败等改革过程中的具体政策，而不是全民所有制本身。

　　再次是样本偏差。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过渡性混乱，描述为“全民所有制的本来面貌”，这是一种典型的归因谬误。

　　第三次偷换，是把“管理者抱怨”当成“客观事实”。

　　改制之后，许多企业管理者抱怨员工“磨洋工”、“没有责任心”、“只看钱”。这些抱怨被媒体放大，成了“国有企业个人本性懒”的“证据”。

　　可是有没有人想过，而这恰恰是费孝通在几十年前就预言过的?

　　当工人不再是主人，当“自我成就”的需要被堵死，劳动积极性就回到了那个“突不破的限度”之内。这不是工人变懒了，是制度变了。

　　讽刺的是，改制后出现的“磨洋工”，反而被当成了“改制前就磨洋工”的证据，令人愤怒的是，这在逻辑上简直是耍流氓。

　　捌

　　那真正的“磨洋工”普遍现象，是什么时候出现呢?

　　它恰恰出现在改制之后。

　　我们沿着费孝通的逻辑往下推，会得出一个被当今主流叙事长期回避的结论：

　　工人磨洋工的真正大规模出现，恰恰是在工人不再是企业主人之后。

　　让我们对照来看。

　　在鞍钢宪法时代，工人的身份是企业的主人，他的最高需要即自我成就、当家作主，被制度性地满足，激励来源是主人翁责任感加上物质和精神鼓励，管理逻辑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典型现象是技术革新、义务劳动、忘我工作。这背后站着的是Y理论的人性假设，即人是主动的、有创造力的、能够为更高目标献身的。

　　而在国营企业改制之后，工人的身份从主人变成了被雇佣的劳动者，最高需要重新被堵死、陷入了那个“突不破的限度”，激励来源蜕变为主要依靠物质刺激和失业威胁，管理逻辑回到了泰罗制、绩效KPI、绩效OKR、末位淘汰，典型现象变成了应付差事、计较得失、消极怠工。这背后站着的是X理论的人性假设，即人是要被鞭打的、要被监控的、要靠奖惩才能动起来的。

　　后者描述的画面，这难道不是当下社会的现状吗?是不是和你今天在某些公司看到的场景，惊人地相似?

　　例如，996、内卷、躺平、摸鱼、整顿职场等等，这些今天令无数打工人心力交瘁的现象，本质上就是“突不破的限度”在当代中国的复刻版。

　　当一个工人意识到自己只是“被雇佣的劳动者”，当他知道自己干得再好也分不到企业增长的果实，当他发现“奋斗”只是老板用来榨取剩余价值的话术，而他的最优策略，就是费孝通在四十年前预言过的那种消极抵抗。

　　这不是他的本性懒，这是他被制度逼到了那条线之内

　　玖

　　一个尖锐的对照：日本企业为什么搞不出鞍钢宪法?

　　费孝通在文中专门提到了日本企业的“视厂如家”模式，即大企业像个大家族，工人对企业有归属感，“一生依靠这个所属的企业”。

　　这听起来是不是和毛主席时代的国有企业，看上去好像有点相似?

　　但费孝通敏锐地指出，两者有一个根本区别。

　　日本企业的“家族化”，是建立在资本所有权不变前提下的温情主义包装，而工人本质上仍然是被雇佣者，只不过被一层东方文化的糖衣裹着，赤裸裸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

　　这就是我们当下经常听到雇佣劳动者常说的，我们公司老板的管理方法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而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人翁感，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真实基础上的，即工人在所有权和管理权两个层面都是企业的主人。

　　一个是糖衣，一个是真实地基。

　　这个区别看似细微，实则是天壤之别。

　　日本企业的家族化在九十年代以后逐渐瓦解，终身雇佣制崩溃，因为资本一旦遇到危机，温情主义的糖衣就会被无情撕掉，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

　　而毛主席时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理论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的地基不是温情，是所有制。只要所有制不变，主人翁地位就不会被一阵经济寒风吹走。

　　可惜的是，在改制之中，这个真实的地基被作为“包袱”甩掉了。

　　结果就是：失去归属感、失去管理权、失去所有权的中国工人，比日本工人更彻底地坠入了费孝通所说的那个“突不破的限度”。

　　拾

　　写到这里，我想把开头那个被反复重复的“常识”再拿出来过一遍：毛主席时代的国营企业，普遍是吃大锅饭、养懒汉、磨洋工的。

　　经过费孝通的验证和鞍钢宪法的对照，这句话的每一个词都该被重新审视。

　　关于“吃大锅饭”，即使是平均分配，也并不必然导致积极性下降，何况以按劳分配为主。因此，当工人的最高需要被满足时，物质刺激的边际效用本来就会下降。把动机结构的转变贬低为“吃大锅饭”，是一种概念矮化。

　　关于“养懒汉”，费孝通明确说了，工人不是懒，而是有理想未被支持。同时代的王进喜、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群众性技术革新、两弹一星，都是对“懒汉论”最有力的反证。

　　关于“磨洋工”，真正大规模的磨洋工，恰恰出现在工人主人翁地位被剥夺之后。把改制后的现象倒推到改制前，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历史伪造。

　　关于“必须改制”，改制要不要搞，这是另一个问题。但用“磨洋工”作为改制的合法性论据，这本身就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伪命题。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一定会显示出它真实的岁月痕迹。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鞍钢宪法，重新审视毛主席时代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真实图景，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出于对一个朴素事实的尊重。

　　当亿万劳动者通过全民所有制真正拥有生产资料，通过“两参一改三结合”真正参与企业管理，通过群众路线真正把企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时，而他们所迸发出的劳动热情，是任何“物质刺激”都无法企及的。

　　这不是抒情，这是一位在工厂里常年观察调研的社会学家，用他的学术良知写下的判断。这是一份在西方管理学最前沿淬炼过的眼光看到的真相。这是被埋没了几十年、却从未失效的一句实话。

　　费孝通先生在文章的结尾说：“我本人虽则年已老迈，还有这种雄心，很想有机会到工厂里去，和工人同志们交朋友，和他们一起研究上面所提出来的问题。”

　　七十岁的老人，还想下车间、交工人朋友。

　　这位老先生不是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后的种种新现象，他只是用他几十年的学术功力告诉我们：不要在抛弃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时，把它说成是缺陷;也不要在引入资本主义管理的局限时，把它当作进步。

　　磨洋工不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常态，而是它的反面。

　　它不是产生于工人当家作主的时代，而是产生于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时代。

　　离毛主席逝世，今年恰好半个世纪了，那个“突不破的限度”，犹如紧箍咒，早已重新套在我们头上。

　　而那个曾经被我们突破过、却在叙事中被污名化的时代，是时候，还它一个清白了。

　　愿历史的归历史，事实的归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