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新经济政策设想未见实现原因探析
及对当今的启示
王星智
摘要: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出于有利于生产,满足社会需要考虑,提出允许开私营工厂的政策设想,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未能实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在当今新时代,回顾毛泽东当年的有关谈话,对我们理解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有启发的。
一、形势比人强—新经济政策设想无果而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五四宪法》中明确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宪法序言中同时提出“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并且中央领导层考虑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时期。由于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条件的促进,50年代中期,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出现了,形势发展甚至出人预料。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举行一届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和告全国工商业界书。要求各级工商联组织在当地中共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学习和讨论,为推动私营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而努力。12月上旬,据上海等城市和江苏等3省的不完全统计,私营工业中有30多个行业、2000多个工厂,商业中有10多个行业、3000多家商店经政府批准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日,北京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1月15日,北京市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宣告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月21日,上海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此后,其他各大城市纷纷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之前在1955年12月上旬,毛泽东是设想到1957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公私合营达到90%,手工业合作化达到70%一80%,然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热潮来得如此之快,毛泽东也感到搞得太快、太急了。1956年1月25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①即使如此,他也对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实现感到喜悦。他多次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但在实际上,我国是落后国家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但又是还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本质上也是先进的,但同时又还是弱小的,这决定了落后的社会生产不会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立即得到改变。甚至会因为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受到一些不如预期的影响。毛泽东清醒的看到了这一点。12月7日,毛泽东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座谈。毛泽东说:现在做衣服三个月,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它作对;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工厂,100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作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②毛泽东的这一谈话,放在他之前坚定的领导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实现,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背景下来看,是非同寻常的。但这也正是表明,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只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和剥削,同时也注重于是否有利于生产,滿足社会需要来考虑问题。
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也得到其他党的领导人的呼应。12月底,人大召开第五十二次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多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和社会主义作比较。但后来的历史却是,允许开私营工厂、华侨投资工厂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此事无果而终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随便说说,又不当回事了吗?显然不是;是思想左倾了,又改变主意了吗?这样认识是浅薄的,这样严肃的问题我们只能历史的认真的进行思考。历史的角度看,之前敲锣打鼓的进入了社会主义,公私合营后,资本家以企业员工的身份工作了,只是领定息,一时也难以重新去办厂,这是社会大变革的惯性;尚存的小商户也缺乏办厂的能力,更遑论其他普通人。客观方面,毛泽东说的“有原料、有销路”的条件也存在问题。为了适应从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中财委于1952年10月10日颁发了从1953年起对电力、原油、钢铁等35种重要物资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办法试行草案,由于国家建设规模不断增大,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不敷需要的紧张状况存在,这样也难以顾及私人办厂。从国际条件看,我国处于美国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封锁的局面,进出口极困难,更难想象华侨投资工厂。所有这些原因,使得毛泽东设想的允许私人办厂以满足社会需要的经济政策未能实现。
1957年在中共开展的整风中,一部分资产阶级猖狂向党进攻,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严重局面。在随后有必要开展的反右斗争中,又产生了扩大化,这种起伏变化的阶级斗争,影响了党内对中共八大会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私人办厂再未提及,至此,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经济都是在几乎单一公有制的状况下运行。
二、必然存在还是容许存在——私有资本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我国迅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共党缺乏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唯一可以借鉴的是苏联。苏联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列宁力主下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新经济政策,但到1929年,就被斯大林取消了,苏联开始实行几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这一体制固然存在“社会物资还是不足”民生问题,但其实践并不是失败的,而是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经济发展迅速超越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位居世界第二,其工业化的成就奠定了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工业基础。战后冷战时期,50年代苏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第一个将宇航员送上天,这些耀眼的建设成就鼓舞了中国人民,也是促使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迅速到来的国际因素。虽然毛泽东在当时清醒的看到大变革后社会物资不足仍存在,国营、合作企业还不能完全滿足社会需要,提出了允许私人开厂,开大厂,华侨投资办厂等的政策设想(这已超过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放开程度),但由于前述原因,设想并未实现。
更重要的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新课题,缺乏经验和对一些问题认识不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认识不足。在50年代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中,不仅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改造,还对个体手工业甚至相当多个体商户进行了集体化改造,我国所有制结构开始趋向单一。虽然70年代毛泽东还讲不赞成割资本主义尾巴,《七五宪法》中还有允许个体劳动的条文规定,但个体经济从50年代到70年代还是不断萎缩的,这造成一些民生问题长期困扰。即使如此,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仅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建成为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同时,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后期也越见明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就业不足。当国家终止上山下乡,700多万知青大返城。为了安排他们的工作,采取了所谓“自己的娃自己抱”的办法,即由各企业单位开办“大集体”来安置,这使得原本就负担沉重的企业更加不堪。并且此时的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虽然已经开办了一些社队企业,安排了一部分社员上班,但远远不够,农村的富裕劳动力也急需出路。而另一方面,随着城乡人口的增加,人们对衣食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巨大,在这种形势下,放开个体劳动已是势在必行。1978年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14万户,到1986年就发展到1211万户,从业人员1846万人,极大的解决了就业和滿足了群众日常生活需要。邓小平讲,个体经济是必要的补充。70年代我国为解决人民吃饭穿衣,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建设大化肥、大化纤厂。如果一直沿用这种模式,那么必然会受到有限的外汇限制,难以更快扩大。如果允许港台及国外资本直接办厂,当然会涉及雇佣劳动、出现剝削的敏感问题,但如果实行,生产会有发展,国家会拿到税收,会解决一些就业。于是就办经济特区,境外资本直接办厂,外资经济也发展起来了。80年代中期,我国已确实存在一部分经营有道的个体工商户进一步发展问题。是加以限制还是放开允许开办私营企业,这又是如何选择的问题。既然我们从有利于生产发展,解决就业考虑允许外资办厂,那么允许国内开办私营企业又为什么不行呢?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与着眼点与当年毛泽东的考虑应该是相同的,只是此时是可能实行了。于是就有试点,并于1988年7月1日颁布施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国内私有资本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私有资本经济与个体经济同属于私有制范畴,但又是有重要区别的两种经济形态,其地位、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同的。个体经济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经济主体,只能依附于主体经济。私有资本经济虽然从企业层面,要讲生产社会需要产品,也讲社会责任,但私有资本的本性是营利,是要不断扩张,因为如果亏损,企业就做不下去了。私有资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其发展必然与公有制经济形成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而不会仅仅只是共同发展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当初是认识不够的。因此我们看到,当时为减小负面影响而在条例中作的若干限制,诸如经营范围的限制(如禁止从事军工、金融业)、组织形式和融资的限制(不能成立股份制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规模的限制(公司投资者2~30人),均在私有资本经济迅速发展中早以突破。据统计资料表明,1989年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这里是不包括个体企业)9万余户,截止2017年底,已发展到约400万户。从业人员从1993年的372万人增加到2017年底约6700万人。1995年国企还有职工7000多万人,到2017年减少到3600万人,私有资本企业员工总人数己超过国有和集体企业员工总人数。联想到90年代国企“抓大放小”,这清楚的表明在共同发展中也同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状况已远超出当年毛主席、刘少奇的设想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预想,事实上在我国形成了二元化的生产关系。之所以称二元化,是因为如果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那么私有资本经济就会成为主体。而个体经济则既依附于公有制经济,也依附于私有资本经济。对于这一演变状况,有人就认为“私营经济是个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论点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得通的,用以表明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没错,但如果引伸到认为私有资本经济在我国是必然产生和存在的,就有问题。因为这忽视了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毛泽东允许私人办厂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党出台的各项允许私有资本经济发展的政策,都是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民生和就业考虑的,决不是要恢复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是从这一角度看问题,邓小平所讲的“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③才有意义。从国际上看,同为落后状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如朝鲜、古巴,国情不同,也就不会采取放开利用私有资本来发展经济的路,但个体经济也是存在的。因此,与个体经济自然的、必然的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我国私有资本经济是党的政策允许产生的,是党的政策容许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有资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极分化,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两极分化是与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背道而驰的。事实上形成的二元化的生产关系,也使我国出现类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矛盾造成的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影响问题。但不论怎么说,经过近7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经济已快速的赶超上来了,成为GDP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计第一)的强大国家,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改变,证明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正确的,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私有资本经济的作用也是无可否认的。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2018年,一位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在网上发布一篇《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这个标题内容,不符合国家对私营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实践上,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改变,正是在有私营经济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下实现的,怎么能应逐渐离场?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批评都变成批“民营经济离场论”,这与吴小平所提私营经济是有区别的。现在都在谈民营经济5、6、7、8、9之重要,民营经济离场论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民营经济”是个笼统的概念,在最近出台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中也没有明确的概念表述,以至于多年来,在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上,难以统一认识。在新时代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问题上,很多提法都好像是只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亟需深化创新,在这里,回顾和体会毛泽东当年的那一政策设想的讲话,对我们认识和厘清当前的一些思想理论问题是有启示的。
三、倒退还是深化——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
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并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因为这里去掉了初级阶段的时期限制。该如何理解这一理论的变化?有的人以为,这意味着私有资本经济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长存,有的左派人士也感到疑惑,觉得这样提法有悖于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初心。前一种论点不过是自以为是的认为,因为哪有不变的事物。而后一些人的疑惑和担忧,是没有或难以理解这一理论深化。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多种所有制存在吗?50年代我国胜利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存在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户经济多种所有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国又发展了外资经济、私营经济,更是多种所有制了。现今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因此讲私营经济离场是错误的。讲民营经济离场就更是离谱了,1.2亿个体工商户离场去那里?难道要从回理发也排队的状况去吗?左派人士需注意这个话语“陷阱”。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要向前发展的,走过了初级阶段也还是多种所有制存在,难以想象把单一所有制作为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条件。但所有制结构总是要变化的。毛泽东当年讲可以开夫妻店;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工厂,100年不没收。这里讲到了三种所有制类型,对后两种设了不同期限,这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可以理解的,也体现了毛泽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初心。现今,我国已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不会去设什么退出期限,而是一以贯之的提“两个毫不动摇”。然而,正因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正因为要推进共同富裕,所以在共同发展中,所有制结构是要变化的。变化的趋势,应是公有制经济不仅绝对量增长,而且相对量也增长。但这种增长,不是依靠限制非公有制经济来实现,而是在共同发展中、市场竞争中来实现。这里也许会有人讲,不对,国企效率不如私企(或民企),市场竞争不过。这种公有制经济效率低已是老生常谈了。实际上,不论国企私企,发展都是要靠创新支撑的,华为,互联网大厂平台,胖东来无不是靠创新发展的。中国的电力建设、高铁、航空航天、舰船制造、军工行业等无不显示出国企的创新,即使在竞争和高度竞争的行业,如汽车制造、金融、工程设计与施工、大型超市等等,国企也具有主要地位或一席之地,这充分表明国企的效率性。公有制经济要进一步发挥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来竞争发展,这正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应有的。
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新的分配基础性制度,这在当前时期是正确的。不应否定私有资本经济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所有制对初次分配的决定性作用。我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十九大提出的第二个阶段目标,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综合国力世界领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所有制结构不可能不发生相应的变化。看看三年疫情期间公有制经济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吧。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会面临解放台湾、东海、南海、朝鲜半岛冲突等艰巨复杂的斗争,这些斗争有可能成为促使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的因素和节点。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总要逐渐成为着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现在还不能准确预计,但对比较贴近的历史时期作出设想还是有必要和可能的。本世纪中叶,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后,从逻辑上讲,我国应是进入建设全面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国际方面,当前处于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主要的就是通过各种复杂艰巨的斗争,取得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霸权的胜利,世界和平得到保障。国内,在建设全面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越来越多提高,奋斗创新越来越不是追求个人先富的目的,更多的是体现人生的价值。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公有制经济逐步达到绝对多数的地位,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彰显,成为世界各国进步的引领。由此,邓小平曾指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将历史性的改变,和平与发展由时代的主题演变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向更高阶段过渡。在这个更高阶段,私有制还没有完全消灭,还是啇品生产,货币交换,但公有制经济达到绝对多数地位,按劳分配达到绝对多数地位,可能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制度,全面共同富裕实现。经过这一设想的发展时期,创造条件,我国和世界各国最终实现向商品货币消亡,实行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这是一个宏大的议题,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但值得理论上的探讨。因为,既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不再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也应在与《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党章中“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上有理论及逻辑说服力,否则,社会上所谓“悬在民营企业家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说法就还有市场,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真正具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注释
①贾章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上卷)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64页
②《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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