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3日，毛泽东命令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十三团由枫香坝奔袭驻遵义县第十二上区西安镇(今泮水镇西安村)、泮水镇黔军犹禹九旅周相魁团、宋华轩团，佯攻黔西县打鼓新场，是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之始，目的是把固守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引出来聚歼。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配合盟军登陆问题给林平的指示。
同日，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提出解决中国战后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像中国这样大而又落后的国家，在未来的长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农民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他还指出：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宣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闭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总结共分十个问题。其中，谈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指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时指出：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谈到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胜利之后的巩固，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也是不行的。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应当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要在全国人民中、在全党中广泛宣传。
谈到人民代表会议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时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党的代表会议制度。
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这次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在全会上的总结的第二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1951年3月13日夜，一纸电文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遇刺牺牲。毛泽东十分震惊，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此案。
1956年3月13日 晚上，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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