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于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7年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还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谈家桢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7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20世纪5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该专业后发展成国内高校中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改革开放后，又在遗传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晚年，他上书中央，对中国遗传资源的保护及人类基因组研究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1999年，国际编号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
“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谈家桢在晚年回顾他的科研历程时，曾深情地说道：“我可以说，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就没有中国遗传学的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生物学方面，中国的学术界独尊苏联的李森科学派，对孟德尔（奥地利人）-摩尔根（美国人）学派的批判甚嚣尘上。谈家桢因是摩尔根的弟子而落选第一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里顺便简单介绍一下两个学派的根本区别：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本文中的“孟德尔遗传学”“摩尔根学派”等系指同一学派）在遗传进化问题上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现代“基因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学派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而李森科学派则强调外部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李森科在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失势。
毛泽东非常重视当时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出现的这种情况。他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出现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56年8月，中宣部、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个学派的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作为会议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谈家桢后来回忆：“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1957年3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谈家桢率先在他担任主任的复旦大学生物系，恢复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课程。
谈家桢曾经10多次在各种场合见到过毛泽东。其中有四次进行了直接交谈，有一次还是长谈。这些谈话，不但对谈家桢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鼓励，而且给他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在1958年1月6日杭州的那次长谈中，谈家桢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对他讲的这句话：“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谈家桢后来感叹：“主席当年在百忙中，不辞劳苦，抽出时间，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的生活和工作，谦逊有礼、热情可亲，真是叫人心服，令人感动！谈话时又是幽默豪放，博古通今，令人敬佩！伟大出自平凡，我想毛主席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谈家桢时再一次鼓励：“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1961年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成了国内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遗传学原理（即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为指导的遗传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攀登。到1966年，中国在医学遗传领域的研究水平可以与当时的国际水平并驾齐驱。
“文革”期间，谈家桢受到冲击，夫人含冤去世。1968年底，毛泽东点名解放了包括谈家桢在内的8位教授。毛泽东当时还特地说道：“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后来，毛泽东派参与国务院业务领导工作的王震两次联系谈家桢，鼓励他把遗传学继续研究下去。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的领军人物，一方面在国内积极组合队伍，加快与国际遗传学接轨的步伐；另一方面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声望，出访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他还积极推荐了许多国内人才到国外进修学习。这些人才学成后陆续回国，在科研和教学中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国际遗传学界的声音越来越响。其标志性的事件是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于1998年在北京举行。这是遗传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后，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大会。年近90岁的谈家桢担任大会主席。54个国家的200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遗传学———为民造福”主题，聚焦人类基因组研究。英文“GENE”的汉译名“基因”，就是谈家桢引进并确定的。
敏锐关注国内外遗传界动态的谈家桢，在国门大开的情况下，对当时中国人类遗传资源严重外流表示深深的担忧。他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并提出相关建议，获得了首肯。在此基础上，我国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得以大踏步前进而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谈家桢在其自传《生命的密码》中写道：“毛泽东去世后，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这种思念随着岁月的消长，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我同时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在几十年的经历中，不但谈家桢，还有谈家桢的同行们，心中有一个难解之谜：毛泽东为什么对自然科学中的遗传学这门学科情有独钟？我国著名遗传学家叶文虎教授与谈家桢是老朋友，在谈家桢的晚年，他经常到谈家桢的住所拜访、畅谈。有一次，他向谈家桢提出了这个一直想问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多次出手挽救遗传学事业？你多次会见毛泽东，在你看来他从内心是否拒绝摩尔根遗传学观点？”
谈先生答：“依我看，他在内心是赞赏摩尔根遗传学派的，尤其是对于当时苏联李森科等人的唯心主义遗传学观点把环境的作用无限夸大，否定存在基因这个事实是十分不满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叶文虎回忆说：“后来，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委托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志撰写中国优生优育发展史，我们检索到一批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优生学工作者在《优生季刊》上写了一些文章，当时对于遗传因素的描写虽然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为了说明遗传因素是内因，环境因素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共同决定一个人的发育成长。他们选用的例子则是：‘鸡蛋只有通过温度的作用才能变成小鸡，但无论如何石子再加温度也是不可能孵出小鸡的。’读到这篇文章，我欣喜若狂，立即去见谈家桢先生，并拿出了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给谈先生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内因与外因的论述和20年代一批优生学家们所说的完全一样，可见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已读过遗传学者们的书了。所以，他不能接受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谈先生说：“原来如此。我和他应当是观点相同的学友啦。”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是由一个引言和六个章节组成。第一章节为“两种宇宙观”，从宇宙观的高度入手，阐述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并举了多个例子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纵观整篇文章所举的例子，只有这个关于鸡蛋的例子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因此，谈家桢后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的《矛盾论》与遗传学100多年的发展史是一致的。”
推动孟德尔遗传学在中国传承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毛泽东“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哲学著作的科学性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性，在毛泽东推动孟德尔遗传学在中国传承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的确可以说是谈家桢的“学友”，他们先后都受到了达尔文学说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的契机。
1926年，谈家桢作为东吴第三中学的优等生，被学校免试保送进入苏州东吴大学。此时，中国知识界由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兴趣进而扩大到对孟德尔遗传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很多学者都认为，孟德尔遗传学说的出现，标志着“达尔文以后时代的新世纪开始了”。对达尔文进化论表现出极大兴趣的谈家桢，在进入东吴大学以后，经过一番思考，在平时基础较好的数学专业和生物学专业之间，选择了后者。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博览群书之际，曾发愿在“而立之年”之前，要基本掌握人类社会的“普通知识”，然后专攻“专门学问”。在这段读书生涯中，他印象最深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许是知道毛泽东特别重视这本书，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到中国访问时，特意带给毛泽东一套关于达尔文的文献，包括达尔文后人提供的第一版《人类原始及类择》以及有达尔文亲笔签名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他们都十分重视达尔文的进化论。恩格斯不但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提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在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时，留下了著名的论断：“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读了4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谈家桢的老师）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后批示：“送乔木同志，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毛泽东将文章的原题《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作为副题，重新拟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为《人民日报》起草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5月1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对谈家桢的鼓励和支持，使中国的孟德尔遗传学的研究一直能够在排除重重干扰中前进。因此，中国的孟德尔遗传学的研究大体上能与国际同步。外国的有关资讯和文献在中国国内的很多科研院所的图书馆或者资料室都能查阅到。更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其中在杂交水稻研究方面，最终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两论”科学性和指导性的生动体现
2021年5月22日，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去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他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袁隆平取得成就的因素很多。华国锋在《袁隆平口述自传》的序言中说：“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给予关注”，“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袁隆平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中也回忆说：“我认为杂交水稻有今日的辉煌，华老起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就科研方向而言，正如专家们所言：“袁隆平的研究传承了孟德尔的科学，应用了现代遗传学。”
1956年，在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初任教师的袁隆平开始做研究。他按照李森科的理论搞了三年，一事无成。1958年，他重新对在西南农学院就读时接触过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进行研究。1960年，他开始研究水稻，1961年至1962年在水稻研究过程中以自己获得的数据验证了孟德尔遗传学的正确性。1962年，袁隆平到北京请教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鲍文奎教授，后者于1950年博士毕业于摩尔根创立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鲍文奎不仅指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正确性和李森科学说的谬误性，而且帮助袁隆平在农科院的图书馆看文献，了解国外研究的新进展。这对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此后，袁隆平更加坚定信心，沿着这个正确的研究方向前进。
值得一提的是，鲍文奎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研究和应用在粮食增产上，同样取得了出色的成就。1976年，在威宁召开了第一次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八倍体小黑麦）现场会。1978年，这种高产小黑麦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达40万亩，鲍文奎于同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鲍文奎的研究成果，开拓了我国植物多倍体遗传育种工作，解决了结实率、饱满度等一个又一个世界性难题，使四倍体水稻和八倍体小黑麦的科研工作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取得了出色成就。1978年，鲍文奎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后第六届连任），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就像其他科学研究一样，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也同样遇到了不少难题。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袁隆平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功能的高度认识。他认为学习哲学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很有指导意义。在遇到最难啃的硬骨头的时候，他反复咀嚼毛泽东《矛盾论》中阐述的一个原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于是，他便依此想道：稻田里偶见的个别优质水稻天然杂种，以及试验田中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并非毫无缘由，而是水稻内部的矛盾性使然。经过不断探索，他确信通过长期自交提纯的水稻品种完全可以产生优势。因此，他决定大胆试验，毫不动摇。
袁隆平的工作得到了当时在湖南主持工作的华国锋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华国锋1971年初调到中央工作后，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后通过全国通力协作，在两年时间内，袁隆平就育成了一批“野败”型不育系。
2012年，袁隆平在与首都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进行交流时，讲述了他如何用哲学指导水稻科学研究，如何让哲学与自然科学结缘的事迹。他告诉同学们，他在学生时代和开始投身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时，就通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在杂交水稻试验过程中，他反复多次思考《矛盾论》中关于事物“内因”和“外因”的论述，因而想到植物和动物的单纯增长及数量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于内部的矛盾所引起的。他还认为，任何一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入细致的实干和苦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在学习《实践论》后认识到了实践的真谛。
通过对毛泽东的“两论”特别是《矛盾论》与孟德尔遗传学的关系这段历史的回顾，不难看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是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种学说的精华，加以提炼，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很多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尽管或多或少地使用了这个“锐利武器”来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但并不一定了解这个“锐利武器”的锻造过程和深远的指导意义。如果袁隆平生前能够知晓毛泽东“两论”与孟德尔遗传学的关系这段历史，他或许会有更多的感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今天，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毛泽东“两论”的重要价值依然在放射璀璨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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