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亚平：毛泽东江西七年的文化形态、精神气象和历史意义

　　一、毛泽东江西七年的历史分期

　　毛泽东江西七年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走上井冈山（1927年9月9日至9月29日）。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0天后，9月19日，起义部队到达文家市。毛泽东在里仁学堂召开前委扩大会，做出了起义部队先“向萍乡退却”的正确决定。26日攻克莲花县城，毛泽东在莲花宾兴馆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引兵井冈”。29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永新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第二阶段：井冈山斗争时期（1927年9月29日至1929年初）。经过三湾改编，起义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革命事业暂时转危为安。但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到肖家璧所率地主武装“靖卫团”的伏击后，经过艰苦斗争，毛泽东率部先后在茶陵（1927年11月28日）、遂川（1928年1月24日）、宁冈（1928年2月21日）三县建立红色政权，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形成。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民起义军1万余人上井冈山，朱毛在宁冈会师，组建“红四军”。红军实力大增，6月取得“龙源口大捷”，工农武装割据的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1928年8月，红28团、29团冒进湘南，遭受损失很大的“八月失败”，28团团长王尔琢牺牲。与此同时，井冈山留守红军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12月，彭德怀、滕代远等率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余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此时正值严冬，敌人又开始第三次“会剿”，红军面临巨大困难和严重危险。于是，1929年1月4日召开的“柏露会议”做出决定，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下山，彭德怀等率红五军等部留守井冈山继续斗争。

　　第三阶段：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的过渡时期（1929年初至1930年初）。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山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月1日，红军暂时摆脱追兵，来到寻乌圳下村，休整一天，又身陷险地，伤亡惨重。随后，在瑞金附近的大柏地打了大胜仗，这才改变了下山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2月17日，毛泽东率领红军抵达吉安东固，红军得到补充和休整，然后经广昌、石城等地转战福建长汀。对此，史沫特莱曾描绘道：“一九二九年华南早春时分，集结在东固山区的这支小小的‘穷人队伍’——农民就是这样称呼红军的——看起来根本就不象一支军队；但它就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萌芽，二十年后它踏遍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军回师江西，攻占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等县城。12月召开“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对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1930年2月，对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井冈山根据地彻底失守。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共坚守了2年5个月。这期间胜利与失败交替，但广大党员和军民始终初心不忘，信仰不丢，信心不灭。

　　第四阶段：中央苏区创建期（1930年初至1931年10月）。这一阶段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沿着井冈山道路，开始创建中央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伟大斗争的时期。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一战略方针的确定，揭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930年3月，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红军力量也得到快速发展。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浏阳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全军共3万余人，占全国红军1/3以上。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召开有10万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宣告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选举曾山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从而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全国苏维埃区域工作计划，决定以江西的赣西南苏区为中心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并称之为“中央苏区”“中央区”，并将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赣南根据地。1930年10月底至1931年9月，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三次“围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居民人口、地跨28个县境、占有15个县城的大块革命根据地。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奉命到瑞金同中央局会合，并于10月下旬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阶段：中央苏区正式形成与鼎盛发展时期（1931年11月至1933年10月）。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有了“毛主席”的称呼。至此，中央苏区正式形成。12月，国民党军第26路军官兵1.7万多人在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随即加入红军，主力红军发展到近6万人。1933年2—3月间，红军歼敌3个精锐师，粉碎了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使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到1933年8月，苏区版图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居民人口达453万。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等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1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个行政县），党员总数超过13万人（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44%），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七军团，近10万。中央苏区和红军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同时，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革命也遭受很多挫折，比如：1932年春，强令红军攻打赣州，造成红军重大损失。撤围赣州后，毛泽东建议红军东路军东征龙岩、漳州，取得漳州战役的重大胜利。期间，毛泽东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离开红军指挥的领导岗位，回后方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

　　第六阶段：中央苏区的浴血坚持与长征开始时期（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全国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与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阵地战中，根据地越战越小，特别是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苏区其他几个重要战略支点也随即失守，在苏区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希望非常渺茫，仅剩下突围转移一条路。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提议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9月底10月初，原有60个县的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会昌、长汀等少数几个县城之间的狭小地域。此时，红军总部获悉国民党军即将总攻瑞金的情报，原定11月初突围转移的计划，被迫提前实施。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等中央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组成的中央第一、第二纵队也离开瑞金梅坑、田心、九堡等地，开赴于都河北岸集结。10月17日，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先锋、红三军团为右路先锋，红八、红九军团跟进掩护，中央纵队在中间，红五军团殿后的队形，分别从于都的八大渡口及于都河上游渡口，跨过于都河，踏上突围长征的道路。为确保红军主力顺利突围，长征前夕，还先期派出了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调敌；派出红六军团为主力探路，并与广东军阀在寻乌罗塘进行谈判，达成了借道经过等协议；留下项英、陈毅等组成中央分局，率领留守红军接替主力防务，掩护主力长征。

　　对这六阶段的划分，有几点需说明：一是毛泽东江西七年，从井冈山到瑞金，既有阶段性的特征，又有连贯性的态势。我们要坚持大历史观，用统一视角来整体把握和系统梳理，避免把“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与“瑞金”时期的毛泽东说成“两个毛泽东”，不能碎片化，更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二是关于第一阶段（1927年9月9日至9月29日），是中共党史上方向性转折的关键20天。秋收起义部队开始时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向长沙进军；20天后却来到了井冈山，完成了“三湾改编”，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现在党史学界更多关注“文家市转兵”，但对江西莲花“引兵井冈”的研究还不够。三是关于第二阶段井冈山斗争时期（1927年9月29日至1929年初），本文把井冈山斗争的时间起点定在1927年9月29日，而不是工农革命军抵达茨坪的1927年10月27日。秋收起义部队一到三湾村，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已经开始。一方面，三湾改编、古村前委会议、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见、水口建党、雷打石宣布“三大纪律”等，都是井冈山斗争的重要内容与标志；另一方面，三湾在地理上也是井冈山的核心地区。

　　二、毛泽东江西七年孕育形成的文化形态

　　这种新的文化形态，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人民群众。“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在井冈山和苏区时期，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剥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权和其他特权，解除了封建社会族权、父权、夫权、神权对民众的束缚，赌博、懒汉、偷窃等旧社会的恶习陋俗一扫而空，泥腿子当了县苏维埃主席，当家作主人了。老百姓抬起了头，挺起了胸，有了理想，有了想法，想法决定做法，大家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共同努力奋斗。

　　第二个层面是广大党员、红军战士。有了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党内民主，士兵不跟当官的倒洗脚水了，官兵一致；当兵的不拿群众一颗红薯，军民一致。董振堂的部队1.7万人，宁都起义后，由白军变成了红军，昨天领工资打败仗；今天不领工资了，却打胜仗。

　　第三个层面就是党、政、军的领导干部。这些“关键的少数”，一是在思想文化上，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有远方。二是有初心、有情怀、有使命、有天下：坚持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三是在政治文化上，襟怀坦白，忠诚老实，服从组织，听党指挥。四是党内政治空气健康：大家也会争论，但都是在党内会议上讨论，都是为了革命利益，而不是拉山头，不是为私利。这些中共早期革命者，纯粹而高尚。五是在道德文化上，情操高尚，人格伟大，不为名、不为利，为党为民，坦荡无私。六是作风优良、纪律严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文化不是地主文化、土豪文化、军阀文化、地盘文化，拥兵自立，称霸一方。这种文化不是江湖文化、山寨文化、帮派文化，不是绿林好汉、呼啸江湖，哥们义气、聚义山头，你一个山头、我一个山头，打家劫舍、打抱不平、两肋插刀。这种文化不是残兵败将的流寇文化，走府过县，苟且偷生、得过且过。这种文化不是小农文化，小富即安，井底之蛙、目光短浅。这种文化还不是那种传统士大夫的儒家文化、士绅文化、精英政治。比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虽主张民为政本、教民化民、为民请命，字里行间却总是居高临下、充满伪善，其真正目的指向的是巩固君主集权统治。

　　三、毛泽东江西七年的政治品格、文化自信和精神气象

　　（一）对待前途，毛泽东江西七年是执着信念、忠于理想、勇往直前的七年

　　井冈山时期，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用真理的力量、历史的事实、革命的实践雄辩地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宣告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是，广大党员、红军战士、人民群众就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坚定是毛泽东江西七年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广大军民文化自信的精神脊梁。刘仁堪在牺牲前用脚趾蘸着自己流出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几个大字，从容就义；“共和国第一军嫂”陈发姑等丈夫归来等了整整75年。他们身上都体现了坚信革命成功的坚定信念。

　　（二）对待强敌，毛泽东江西七年是敢于斗争、敢于冲锋、不怕牺牲、血战到底、视死如归、接续奋斗的七年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敌人对红军进行了四次“进剿”、三次“会剿”、五次“围剿”。从井冈山到瑞金，敌人的进攻十分频繁，敌我的战斗十分残酷，我们的牺牲十分惨烈，我们的斗争也十分顽强。据统计，江西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达26万余人，占全国登记烈士总数的1/7。井冈山斗争仅2年4个月，竟有4.8万名烈士长眠于这块土地，平均每天牺牲56人。赣南苏区的革命烈士数十万，其中有名有姓的达10.82万人，分别占全国、江西省革命烈士总数的7.5%、43.8％。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里讲得很沉重：“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泽东的话穿透力很强，直指人心，一下子打开人的灵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讲：上井冈山，来瑞金，追思革命先烈，心灵会受到震撼，灵魂会得到净化，精神能得到洗礼。

　　（三）对待艰苦，毛泽东江西七年不怕吃苦、敢于坚守、艰苦奋斗的七年

　　这七年里，敌军进攻无数次，围困万千重，形势十分险恶，条件十分艰苦。井冈山斗争与苏区斗争，都让人想起一个“苦”字。革命先辈艰难探索的同时，还有艰苦卓绝。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当年给中央写报告，说：“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毛泽东的“好在苦惯了”这句话，说得似乎不经意、很平淡，我们听来却心头不由得一颤。苏区斗争也是异常艰苦，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这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期，苏区群众生活的艰苦程度可见一斑。瑞金时期，所有公职人员没有薪水。但是，广大党员、红军指战员艰苦奋斗，“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从军长到伙夫，官兵平等，苏区干部好作风，不要公家伙食费，自带干粮来办公。比如说，1934年3月1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为四个月节省80万元而斗争”的号召，“政府方面节省行政经费，节省粮食，自带伙食等运动都在进行着，特别是中央政府各部，在三月份及最近半个月的节省运动，得着更伟大的成绩，行政经费一般的做到比二月份减少百分之四十以上，普遍的实现了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分菜钱又一个铜板（有的是二个铜板）”。这一时期，领袖和领导更是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经常晚上工作，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可他始终点一根灯芯。毛泽东带头执行纪律，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至今保留一册记载毛泽东主席照章交纳伙食费的账本。这就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品格、风骨与担当。现在，革命胜利了，国家发展了，条件好多了，但是井冈山艰苦奋斗的传统和苏区干部好作风永远不能丢。

　　（四）对待困难，毛泽东江西七年是不畏艰难、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勇克难关、卓绝奋斗的七年

　　毛泽东江西七年不但苦，而且难，“苦到极处”，难到极点。但是，毛泽东江西七年在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中前进，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要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服的决心和勇气。现在，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我们设置了重重难关：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关税战、舆论战……花样百出，层出不穷。但是，共产党员不怕难，越是艰险越向前。习近平总书记说：“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我们共产党员就是永远要有一股子劲，要有一种精气神：知难而上不言难，迎难而上不怕难。

　　（五）对待个人，毛泽东江西七年是不怕吃亏、不计得失、对党忠诚、为民谋利、无私奋斗的七年

　　毛泽东在这七年中，屡受指责，屡遭撤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毛泽东每次蒙受冤屈、受到错误批判、处分免职时，都是“服从组织”，从不申诉自己如何委屈，要求平反、官复原职，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心灰意冷，从不发一句牢骚。他总是“忍辱负重，照顾大局，相忍为党”，总是照常工作，信仰不变，信念不动，信心不丢，不屈不挠，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信马列，精研马列，总结经验，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开拓创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是令人景仰、崇敬的。

　　（六）对待真理，毛泽东江西七年是坚信马列、坚守信仰、敢于担当、敢闯新路的七年

　　党从成立之初，就面临两大课题：思想上，以何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行动上，从何处入手开展革命。理论和行动的这两个问题一直贯穿了毛泽东江西七年。作为幼年时期的党，面对危机，勇于担当，敢闯敢试，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新路。这是很伟大的。后来，党在各个时期，不断地遇到危机，面对挑战，在危机与挑战面前，能不能勇于担当，敢于胜利，这始终是我们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还要不要革命，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怎样坚持革命，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忆道：“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左”倾思想，面对教条主义，敢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机械照抄共产国际，更不盲从硬套西方道路，而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实际问题，在结合上下功夫，在发展中用力气，破除思想和观念的禁锢，在如何建党、如何建军、如何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等方面有了一系列创造创新，杀出了一条血路，闯出了一条新路，即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新路。

　　四、毛泽东江西七年的文化建构与历史意义

　　以大历史观来看，毛泽东江西七年的新的革命道路和新的文化形态，在毛泽东的伟大人生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最具全球视野、世界眼光的领袖和政党，第一次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进行了主动、积极的应对。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人对世界变局的应对来看，很长时间内中国人都是被动的、消极的、无措的，可以说，毛泽东和共产党是第一个主动应对、积极应对的，而且，事实证明是应对对了的。现在，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世界变革之中完全处于主动。

　　第二，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最具实践精神、实干能力的领袖和政党，对当时实际斗争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一次精彩回答。面对敌人一次比一次凶残的“围剿”，面对党内严重的“左”倾错误，面对党内、红军和群众普遍存在的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犹豫怀疑的观望情绪、束手无措的等待主义、急躁盲动的“左”倾主义和机械教条主义，正是毛泽东和党的自觉自信，启发和鼓舞了广大党员、战士、人民群众，使得中国革命有了强大的政治定力和精神支柱。

　　第三，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最具文化自信的领袖和政党，对近代以来的自信丢失和文化自卑是一个精神反拨和文化重建。在古代中国自信不存在什么问题。中国古代长期居世界前列，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时清海宴，“强大而可亲”，自然不存在需要复兴的问题。可是，自明朝中叶以来，中国落后了。特别是1840年以来，中国挨打了、挨揍了。中国人不服，一波一波地反抗，结果，屡战屡败。就是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国家仍然风雨飘摇，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最后，日寇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古代极其辉煌、近代极其悲惨的历史际遇对比中，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就有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同时，1840年以来不断挨打和屡战屡败的历史，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消极的心理：一是殊死反抗、以命相搏，悲壮大于自信；二是全盘西化和全盘否定；三是急躁上火、火急火燎的情绪；四是卑怯认怂，感觉事事不如人。上述种种，都有不自信的成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从什么时候开始转为主动、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象的呢？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既肩负着政治使命，也肩负着文化使命。党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极其自信地站在人民面前，率领中国人民探索前行的路。只有解决了靠什么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人民才会有自信。正是有了共产党这个领路人，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这杆旗，正是有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这条路，中国人民才开始觉醒，才有了主心骨、方向感，广大党员干部、红军官兵、人民群众才有了政治觉悟、精神解放，格外自信。井冈山和苏区的斗争实践正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的体现，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也孕育了党、红军和人民的坚定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出现了光明的前景。

　　第四，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最接地气、最通民心、最懂国情的领袖和政党，对中国人民及其利益与心声第一次有了准确和完整的表达。毛泽东江西七年，不但讲人权，人民当家作主，分地分田，使耕者有其田，而且最讲民主，群众路线，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从人心上、根基上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毛泽东和共产党从人心上把中国人内在的革命性、积极性、政治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了。毛泽东江西七年，把一盘散沙、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单打独斗、患得患失的农民群众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中国讲究以德治国，强调道德感召力。共产党不是靠对艰涩的大部头经典的讲解来赢得人心的，而是像列宁说的：“工人阶级是从切身利益当中领悟革命真理的。”江西的农民、工人和群众正是从自身的命运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伟大，所以才“跟着领袖毛委员，走上雄伟的井冈山”。毛泽东江西七年所做的事业是为中国人民的事业，正像《共产党宣言》所说：“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毛泽东江西七年的革命斗争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内在道义性和道德感召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共产党就是全民族的道德模范。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感召力，正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巨大革命动员能力的内在原因。

　　第五，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最具民族意识历史感的领袖和政党，对中国传统文化最为贯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次唤醒和发扬，是一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有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无论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强不息、奋斗不已……”的人生格言，还是“钻木取火、大禹治水、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神农尝百草、刑天舞干戚……”的英雄事迹，无一不是舍生取义、慷慨献身、牺牲自己、造福民众的中华文明精神。有人比较过：西方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而中国神话里，火是钻木取出来的。面对大洪水，西方人躲在诺亚方舟里避开；中国人却是迎难而上，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越是在看似不可战胜的困难面前，越是在历史转折的大关头，中国人的精神力量越是强大，人的自信价值越是伟大。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伟大之一，就是在江西七年斗争的那种极端艰难困苦之中，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把一盘散沙的穷苦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教育人民的思想，唤醒人民的觉悟，“从最落后的农村与农民中看到了建设一个新社会最磅礴的力量”，这种自信的力量，就是中国人民精神世界里代代薪火相传的光亮、时时自我更新的活力。毛泽东江西七年的革命斗争和文化重建，培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传承着中华文明的强大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因而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增强了广大党员和军民的自信。

　　第六，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最具有现代感的领袖和政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次开创。毛泽东江西七年的革命斗争、文化形态和精神品质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民族性、现代性，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时代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闪耀着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光辉，奠定了我们成为现代政党、成为现代国家、成为现代军队的基础和基因，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次伟大开篇和胜利起点。

　　总之，毛泽东的江西七年所孕育的新文化是一种以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为灵魂，以共产党的党性为核心，以革命自信为标识的文化，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正像毛泽东所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具有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具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