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诗词大家，他生前写的很多气魄雄浑、意境深远、诗句精美的诗词，至今仍然给人以精神滋养，并且在诗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毛泽东却对自己写的诗词，采取慎重、严谨、精益求精的态度，这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慎重发表
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写下了许多诗词，但他对于这些诗词的发表，一直采取慎重态度。
一开始，毛泽东对自己写的诗词，基本不发表。现在，我们没有查到毛泽东自己谈他当年为什么写下这么好的诗词却不发表理由的话，只能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当年，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抒发情怀而写下的诗词，自己没有想到发表，也没有发表的条件。毛泽东也对自己写的诗词，采取严谨态度；他写的都是古典格律的诗词，对于这种体裁的诗词是否发表，他也考虑当时的战士和绝大多数干部能否理解的问题。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毛泽东当时不发表自己的诗词，是很自然的、有道理的；这也是他自己严肃为文的性格使然。因此，毛泽东战争年代写下很多诗词精品，当时只是自己留存，没有面世。
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东诗词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而且只发表一首——《七律·长征》。这首诗写作于1935年10月，全诗仅56个字，高度概括了长征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难、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也抒发了作者大无畏精神和豪迈情怀。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到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和红军战士们坚忍不拔、不怕艰险的气概时，为了更形象更集中叙述长征经历，向斯诺介绍了他写的这首诗，目的是回顾红军长征所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使斯诺理解红军伟大的长征，不是为了发表。但斯诺作为记者，自然有发表他采访内容的自由，便于1937年在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发表了毛泽东这首诗。这是我们从历史材料中考证出来的首次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而且是用英文在国外首次发表，之后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西行漫记》，这首诗才在中国流传。它是“被发表”的，并非毛泽东主动。
毛泽东公开面世的第二首诗词作品是《沁园春·雪》。它的发表也不是毛泽东主动的，也是“被发表”的。这首词是1936年2月毛泽东率领部队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时，途中看到陕北的壮丽风光时有所感怀，在他临时住宿的一个农户家中写成的。词中抒发了毛泽东的博大胸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可以称为千古名篇。但是，毛泽东写后长达9年时间没有发表。1945年8月，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重庆谈判。在此期间他与故友柳亚子会晤时，柳亚子多次向毛泽东呈上自己所写的诗，并多次向毛泽东索诗以为留念。毛泽东谦辞不过，碍于情面，也出于团结民主人士的需要，于10月7日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题写了自己9年前写的《沁园春·雪》，并在给柳亚子回信中写道：“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请我党工作人员将录词与信一同奉送柳亚子。柳亚子收到信和诗词后，非常高兴，反复欣赏之中，发现信笺上题写的词没有上下款，也没有毛泽东的署名，就在毛泽东即将离开重庆前，去拜见毛泽东。他事先准备好了一个纪念册请毛泽东再题写一遍《沁园春·雪》。毛泽东再次题写后，加上了“亚子先生教正”的上款和“毛泽东”的落款。毛泽东去重庆没带印章。柳亚子马上请篆刻家曹立庵连夜刻了两方印盖于毛泽东落款之后。此事被当时在重庆兼任《新民报·晚刊》的著名戏剧家吴祖光所知，就到柳亚子家去看毛泽东的词与书法。他看后，深为毛泽东的词和书法所展现的大气魄所感，征得柳亚子同意后，于1945年11月14日在《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上以《毛词·沁园春》为标题，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沁园春·雪》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没有提出要发表自己的诗词。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发表自己的诗词，是《诗刊》社发起的。1956年，文艺界一些知识分子筹办《诗刊》社，原来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臧克家，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诗刊》主编，负责筹备工作。臧克家的次子臧乐安回忆说：臧克家在和一些诗人、学者讨论创办《诗刊》的诸多问题时，冯至建议在《诗刊》创刊号上刊登毛主席诗词。担任《诗刊》副主编的徐迟便把他收集到的8首毛泽东诗词找来，与臧克家商量，想请毛泽东改正传抄之误后再发表。于是《诗刊》的7位编委就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由臧克家用毛笔抄好，全体编委签名后请中办转呈毛泽东。信中还提到“希望您能将外边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毛泽东于1957年1月12日给他们回信，同意《诗刊》编辑对那8首诗词的订正并同意发表，另新附上10首诗词。二者相加，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的诗词，共18首。
笔者查到了根据毛泽东手稿收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0页的毛泽东回信。全文如下：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这个史料证明，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集中公开发表毛泽东诗词，并非毛泽东主动，也是应《诗刊》所请，才同意发表的。这说明，毛泽东对于发表自己的诗词，历来持慎重态度，从不轻易发表。
严谨选择
毛泽东对于发表自己写的诗词，是有选择的，他只发表经过自己认可的诗词。战争年代，中国百姓包括我党干部，都很少有机会读到毛泽东的诗词。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上一些报刊发表了一些号称是毛泽东的诗词，其中版本庞杂，流传到民间后，再经传来抄去，已经真假难辨，有的诗句和许多字词，差别很大，有时一字之差，就曲解了毛泽东原来的写作意图。特别是一些冒充的毛泽东诗词，既歪曲了历史，也亵渎了毛泽东的本意和情怀。对于这种情况，只要不是攻击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毛泽东本人不便于申明。
《诗刊》杂志社的编辑们给毛泽东写信时，附上了他们收集到并且订正个别错字的8首毛泽东诗词。毛泽东借《诗刊》之请，在1957年1月的回信中同意《诗刊》社对“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说明毛泽东对这8首诗词是认可的。毛泽东随复信又附上了10首他没有发表过的诗词。事实上确定了发表他诗词的原则：自己认可的诗词才能发表，以此排除一些假冒诗词。此后《诗刊》发表毛泽东的诗词，都经过毛泽东认可，这是这份杂志具有权威性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发表自己诗词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只发表那些他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抒发革命情怀的诗词。这些诗词能反映革命历程，启发人们不忘中国革命斗争的艰难曲折，激励人们积极向上。
毛泽东写古体诗词时间很早，写的诗词很多，但毛泽东只同意发表那些反映革命斗争历程、抒发革命豪情的诗词，至于反映个人情感的诗词，毛泽东生前不同意公开发表。典型的事例是：毛泽东先后写过与杨开慧有关的三首诗词。一首是写于1921年的《虞美人·枕上》，一首是写于1923年《贺新郎》，一首是写于1957年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前两首诗词，写得情真意切，诗词意境和艺术水平都相当高，毛泽东生前都亲笔重新书写过。但毛泽东生前从来不同意发表这两首诗词。《虞美人·枕上》，是毛泽东已经逝世18年后，于1994年12月26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贺新郎》也是毛泽东逝世后的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而发表的。都不是毛泽东生前亲自同意发表的。只有《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他生前同意发表的，因为这首诗词意义不同于前两首，它不止怀念作为自己妻子的杨开慧一人，而是把感情放在全部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反映的是革命年代斗争之残酷，表达的是对于革命烈士的怀念。毛泽东写这首词的起因是杨开慧生前好友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索阅毛泽东早年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枕上》，而毛泽东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在给李淑一回信附上的。毛泽东在给李淑一回信中明确不同意发表自己写的《虞美人·枕上》，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毛泽东并不是说那首诗词不好，也不是自己不喜欢，而是反映了毛泽东发表自己诗词的原则：只发表反映革命艰辛历程、抒发革命情怀的诗词，不发表抒发个人情感的诗词。1963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仍然没有发表《虞美人·枕上》和《贺新郎》。
◆《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泽东对于发表自己诗词的严谨选择，还体现在他对待自己同时间段写的诗词上。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其间，他写下三首诗词：《七律·洪都》《念奴娇·井冈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三首诗词写得都非常好。但毛泽东只发表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另外两首诗词，直到毛泽东逝世，都没有公开发表。《七律·洪都》是毛泽东逝世后，《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1周年，于1994年12月26日与《虞美人·枕上》一起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念奴娇·井冈山》是毛泽东逝世10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发表的。毛泽东生前，只同意在《诗刊》1967年1月号上发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可见，毛泽东对于发表自己写的哪一首诗词，是经过认真考虑和选择的。
精益求精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陈毅的信中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毛泽东这样说，既反映了他的谦虚精神，也反映了他的谨慎态度。
毛泽东对自己写的诗词，总是反复推敲，使之精益求精。他不仅自己经常推敲和修改其中一些字句，而且虚心听取他人意见，接受正确意见，进行修改后才发表。即使已经发表的诗词，再版时，他还要仔细推敲、认真订正后才付印。
有的诗词，毛泽东写完后，自己不满意，就不打算发表。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25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六角亭旁阅读报上这个消息时，挥毫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著名的诗篇。这是毛泽东诗词中运用典故较多较绵密的诗作之一。全诗气势恢宏，寓意深远，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但毛泽东写后并不满意，写完即扔进了废纸篓，当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在帮毛泽东清理废纸篓时，发现了毛泽东这首亲笔诗，觉得非常好，就把这首诗收藏起来。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毛泽东诗词单行本时，田家英把这首诗拿出来给毛泽东看，并提议收入《毛主席诗词》，毛泽东同意后，这首诗才公开发表。这个史实透视出毛泽东的严谨态度：自己觉得不满意的诗词，就不想面世。
毛泽东对于自己觉得较满意的诗词，发表前和发表后，也反复推敲，并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作个别字句的修订后，再发表。臧克家的次子臧乐安记述了毛泽东听取臧克家的意见修改个别诗词字句的三个事例。一个是毛泽东听取臧克家的意见，把《沁园春·雪》中原来写的“原驰腊象”改为“原驰蜡象”。一个是1962年毛泽东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六首词前，曾将六首词作寄给臧克家等人征求意见。臧克家对其中的个别字、句，提出个人看法，寄给毛泽东。毛泽东于1962年4月24日复信臧克家说：“你仔细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一个是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前，毛泽东事先印发了征求意见本发给一些中央领导人和包括臧克家在内的诗人，之后又邀请他们在钓鱼台召开会议。毛泽东邀请中央领导人，是因为他们有跟随毛泽东浴血奋战的经历，了解毛泽东写作诗词的历史背景；邀请诗人，是因为他们是诗词行家。会上大家都发表了看法与意见。会后臧克家将他写的23条修改意见交给田家英。《毛主席诗词》出版后，臧克家看到毛泽东采纳了他的13条意见。
毛泽东对待自己的诗词，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提的意见对，他就接受。1996年《咬文嚼字》第1期发表黄任轲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讲了他自己的故事：1957年《诗刊》1月号发表了毛泽东1927年春写的《菩萨蛮·黄鹤楼》一词。当时他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读书，见到报上转载此词中有“把酒酎滔滔”一句，感到“酎”(音Zhou)字用得不妥，应为“酹”(音Lei，意为祭奠)字之误。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用普通信件寄出，信中他讲明了他的看法。当年5月23日，他收到一封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信，信中说：“黄任轲同学：你的来信毛主席已经看过，他说你提的意见是对的，嘱我们代复。此复，并致敬礼”。1962年臧克家、周振甫合写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出增订本时，这个字已改为“酹”。《毛主席诗词》1963年版，也是用的“酹”字。还有一个故事，1952年，原东北大学历史系教师罗元贞给毛泽东写信，对已经发表的毛泽东《七律·长征》中提出了改一字的意见。他建议将原诗第五句“金沙浪拍云崖暖”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因为此句中的“浪”字，与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的“浪”字有重复之嫌。毛泽东欣然接受了罗元贞的建议，并于1952年1月12日复信罗元贞说：“元贞先生，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顺颂教祺。”1958年再发表这首诗时，毛泽东已经改了过来，并在这首诗旁作出批注：“浪拍，改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毛泽东对待普通老师甚至普通大学生的意见也采取虚心采纳的态度，既展现了他博大的胸怀，也体现出他对待自己诗词的严谨态度。
毛泽东还主动请别人改自己的诗词。他在1956年12月分别将《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抄寄黄炎培先生和周世钊先生时，附信请他们改自己的诗词；1965年9月毛泽东把他当年重上井冈山时写的两首诗抄送邓颖超时，附信说：“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抄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对于自己新写的诗词，总是反复推敲，反复修改，征求他人意见后，自己觉得满意了才发表。1959年夏季，他写了两首七律——《到韶山》《登庐山》，写后，他于9月初致信《诗刊》主编臧克家等说：“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但不久，毛泽东又撤回了自己要发表这两首诗的意见，原因是他自己反复推敲后，觉得不满意，要进一步修改，因此没有在《诗刊》发表出来。毛泽东自己对这两首诗作了一些字句修改后，于9月7日、13日先后送给郭沫若，请郭沫若修改。毛泽东也同时再进行修改，之后，再送郭沫若，“请他再予审改”。1963年1月1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满江红》词以贺新年。毛泽东于1月9日写和词时，反复思考、吟哦，才写出。毛泽东写出后，也没有发表，而是书赠周恩来。但他对这首词仍不满意。1963年12月，这首词正式发表时，他又作了较大修改，如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成“蚂蚁缘槐夸大国”，将“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改成“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泽东还曾经着意对《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娇杨君失柳”这句作改动。据毛岸青、邵华回忆，有一次，他们请求父亲把怀念母亲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写给他们作纪念。毛泽东走到桌前，缓缓抚平宣纸，悬起手腕，提笔写下了这首词的前四个字“我失杨花”。当时毛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下笔有误，忍不住提醒说：“爸爸，不是‘骄杨’吗？”毛泽东却慢慢摇了摇左手，语调缓慢地说：“称‘杨花’也很贴切。”毛泽东在这次手书时，还将“泪飞顿作倾盆雨”中的“飞”改写为“挥”。写罢，毛泽东在词末写上了“毛泽东 九月一日”的字样。由此，这首词现在有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公开发表的版本，一个是毛泽东写给毛岸青、邵华的版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总是反复推敲、修改的。
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同时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内容相同而字体、版式有别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是毛泽东亲自编定的。出版之前，毛泽东以严谨的态度，抽时间对拟收入此书中的37首诗词中以前公开发表的27首诗词，进行了反复推敲和细致校订。他为这27首诗词署明了写作日期，新发表的10首也都有写作日期，达到全书一致。这27首诗词中，原来发表时没有题目的，毛泽东补上了题目。例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原来发表时只有词牌名，没有题目，毛泽东此次加写了“和柳亚子先生”的题目。毛泽东还修改了少数诗词原来的题目。例如《十六字令三首》，1957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在转载时，误将三首认定为一首。这次出版前，毛泽东在《十六字令三首》的第二首、第三首前面补了“其二”“其三”，明确区分为三首。毛泽东还对原来发表的诗词加注了简短的写作背景，例如，他对《菩萨蛮·黄鹤楼》一词加注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毛泽东还对原来发表过的27首诗词订正了标点，并且为和诗、和词，附上了所和的原作。例如，毛泽东为唱和郭沫若的两首诗词附上了郭沫若的原作；在《卜算子·咏梅》注中写道：“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并附上了陆游的原词。
此书中新发表的10首诗词，是毛泽东精选的，分别为《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到1963年，新写的诗词很多，但他经过深思熟虑，只选诗8首、词2首公开发表，因为他自己对这10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对来说较为满意。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待自己的诗词，态度十分严谨。
毛泽东诗词的影响远播国外。许多外国人将毛泽东诗词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但有关部门发现，由于中文与外文有差别，加上一些外国人对毛泽东原诗词理解不当，一些用外文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很不准确。例如，有的将《沁园春·雪》中的“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理解为“唐宗宋祖文化修养不是太高，未能充分理解《国风》和《离骚》”，将“数风流人物”理解为“风流倜傥”等等。这种情况不利于在国外正确传播毛泽东诗词。1962年中央有关单位组织国内著名诗人、翻译家、外交家，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准备出版具有权威性的《毛主席诗词》英译本，防止以讹传讹。毛泽东也以严谨态度对待这件事。1983年12月23日，臧克家在自己的散文《珍贵的“孤纸”》中，回忆了毛泽东当年的严谨态度。当时，臧克家和袁水拍等人向毛泽东请教了17个问题，包括“莫道君行早”“中流击水”“枯木朽株齐努力”等诗句中涉及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回信，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作出了回答。出版毛泽东诗词英文版的许多疑难问题和翻译问题也迎刃而解了。这件事也证明，毛泽东对待自己的诗词，态度极为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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