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
毛主席“十大”思想，造就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
战争需要武器，更需要思想。毛主席是中国抗战的精神领袖，被陈嘉庚先生颂为“中国的大救星”。从新的视角来研究探讨抗日战争，我们看到，毛主席的“十大”思想，犹如茫茫黑夜中的灯塔，为中华民族的抗战指明了方向，统御了抗日战争的总体进程，武装人民发挥了弥补中国武器落后的天然缺陷，造成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巨大思想优势。
“一、中国必胜思想；二、全面抗战思想；三、持久战思想”（见【相关阅读】）
四、主要矛盾转化思想
毛主席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他认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更是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成是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于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可以看出统一战线的重要，历史也确实已经这样证明了。
然而这里需要问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说，不是别的，正是毛主席的主要矛盾转化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点，就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加剧，中国的矛盾由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中日民族之间的矛盾为主。
我们知道，在1927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内的阶级矛盾是尖锐地存在着的，是主要矛盾，那么为什么转化了呢？毛主席说：“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作者注）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毛主席的这一主要矛盾转化思想，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统统收集起了一切的抗日因素，汇聚成了最强大的抗日力量。
资料显示，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时，毛主席就开始了对于中国主要矛盾转化的观察和思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变，毛主席就联名朱德、贺龙等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号召国民党军队士兵加入红军共同抗日，这显然是基于对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而提出的。如果说，这还只是分析的话，那么再看看1932年1月中旬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就非常清楚了。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讲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然而，毛主席这种超前的政治视野，其时的中共领导人并非都有。一些领导就认为日本主要是要进攻苏联，指责毛主席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通过选举中止了毛主席的会议主持人，使得毛主席只有休病假的份了。
可毛主席的民族责任感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执着。他1月下旬又抱病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要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我们看，这个民族战争的含义，还是把民族矛盾凸显出来了。民族矛盾的战争上升为主要矛盾，那就必须要联合抗日。
【1932年1月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
从有关史料看，在其后的毛主席起草的几个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中，也都显露了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的全面的阐述，则是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认为，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在中国面临着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时刻，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或即将发生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花大力气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同时，毛主席还分析了地主买办营垒。毛主席认为，这一营垒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地主买办阶级也分成依附于不同帝国主义的利益集团。当日本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时候，帝国主义之间及它们各自支持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明争暗斗。
毛主席分析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国内的汉奸卖国贼。在这一革命中，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农民、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但是又是必要的同盟军；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结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抗战胜利近80年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抗战史，联系抗战中的诸多系列事件再来看毛主席的这些分析，真是不能不从内心敬佩他的精辟、精准、精彩，犹如读心术大师，透彻了中国社会本质的脉动。
我们知道，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实际领导地位，所以，尽管后来王明回国后有过干扰，但主流是在毛主席为主的核心决策层领导下实施了抗日战争，这就确保了主要矛盾转化思想的一贯执行，坚持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作用是无比巨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抗战路线以及政策策略，盖由此具出。
【由毛泽东与彭德怀以红军领导人身份共同署名致张学良的团结联合抗日秘密信函】
在这一思想下，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的抗战同盟军——国民党。1936年8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指出，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所以，共产党实行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政略的转变。西安事变，当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捉蒋问题上的时候，毛主席明确说，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介石）个人的问题。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但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共产党不能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不能仅从党的私仇出发，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所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力主不杀蒋介石，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由此基本结束了蒋介石发动的10年内战，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拉开了中国抗日大剧的序幕。
我们说，西安事变，张杨留名，其实个中的关键，是和平解决。毛主席看得明白，西安事变有“黑暗”和“光明”两种前途。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争取了光明前途，使得西安事变有了光彩。如若不然，则是内战大爆发，而此时的内战，定是中国的灭亡之战。如是，那发动西安事变的张杨也就另说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14日周恩来等乘飞机回到延安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机场欢迎】
毛主席的主要矛盾转化思想，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为主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如何对待中间势力。我们知道，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有着灭顶之灾的。1933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博古等指挥失误，导致中央红军迭次失利，损失惨重，身处危难。就在这时候，国民党第19路军广大官兵由于厌恶内战，要求抗日，在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公开宣布抗日反蒋。10月22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这可是天赐良机。毛主席听到消息十分兴奋，认为这是打破蒋介石第五次 “围剿”的机会，几次找到博古等陈述作战指挥建议，但均遭到拒绝。他们的理由是，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福建人民政府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就这样，中央红军失去了这最后打破敌人围剿的机会，接下来就是广昌失利，红军损失五分之一。其后接着是湘江惨败，中央红军的86000人只剩下30000多人。
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毛主席有过两次打破敌人“围剿”的建议，这是第二次，之前还有一次。如果按照毛主席的建议，敌人的“围剿”是可以打破的，可惜中共临时中央领导弄不懂毛主席建议的高妙之处。这里的差别，就是思想的差别。研究你会发现，毛主席是一个高维思考的人，无人比肩。
抗日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抗日的同盟军，共产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统一战线，彻底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现在我们一眼便看出，这是完全正确的抗战思想。但这一思想，在当时也并非是轻松为人接受的，博古就曾与毛主席激辩过，以至于其后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耐着性子反复提及历史，循循善诱地讲道理，那番心境跃然纸上。
在这里可以做个联想，如果还是博古等人，那西安事变就还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或是像苏联认为的是日本造成的。如此一想，就会明白，中国幸亏有了毛主席。聂荣臻元帅说，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就遭殃。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带来的变化和应采取的策略，例如：若干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降为次要地位，它们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我们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与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建立统一战线；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使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是一致对外的。
历史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主要矛盾转化思想，最大地孤立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最有效地调动了最为广大的抗日力量，最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像“山西王”阎锡山等军阀，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下，为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大的贡献，像黄炎培等持中间路线的民主人士，不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还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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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领导力专委会专家，中国动画工程促进会红色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泰山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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