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过大江：毛主席、粟裕同志与“终局之战”

　　经过战略决战，蒋介石集团主力基本被我军消灭干净，解放战争进入了“终局之战”阶段。这时的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阶段。古往今来，强大的中国北方军事集团在长江边战败并造成中国出现南北分治、长期分裂的典例不少。“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的毛泽东深知，长江是名副其实的‘天’。他说:‘长江不是个阴沟，而是阳沟，过长江不容易。’在中国战争史上，对于进攻者一方来说，渡江之战历来败多胜少。”（《粟裕传》，第43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东汉曹操赤壁战败之后，出现了南北长期分治的局面，逐渐出现了“三国”分裂；前秦苻坚战败后，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对峙局面——这一局面一度持续到隋朝灭陈。金王朝灭北宋之后，南宋利用长江天堑和金朝形成了长期对峙，甚至在蒙古灭金以后长期存在。直到元朝忽必烈时期，南宋灭亡，中国才又一次实现了统一。

　　毛主席这时的责任感、使命感可想而知——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做“红色曹操”，必须实现中国南北统一！毛主席对局势的洞悉也是深刻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2日）》）正如毛主席所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了数百万人民军队，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体量已经足够强大。在当时美苏两极对峙的雅尔塔格局条件下，美国直接和中共开战，无疑要付出巨大代价，根本不利于其与苏联在欧洲的对峙。美国是不敢干涉人民解放战争的。

　　战争是最复杂多变的问题。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特别是渡长江这样在自然地理条件复杂、长期以来进攻一方败多胜少的军事行动，给守敌一分一秒的喘息时间，就给了守敌一分一秒的充分准备时间，就增加了战争的困难。当时国民党集团遭到大决战惨败。这正是我军乘胜消灭他们的好时机。如果拖延战斗，让他们重新形成气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主席直截了当的指出：“目前，我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战争是由南京政府挑起的，它犯下了滔天罪行，全国人民已不再信任它。”“现在我们有理由拒绝接受国民党和谈，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攻南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2日）》）主席的意思很清楚——迅速打过长江、迅速要敌人无条件投降，是当下最重要而且达得到的战略目标。在当时国民党已经遭受重创、中共有实力过江、美帝国主义不敢干涉的局势下，不给敌人丝毫喘息时间、迅速渡江消灭敌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毛主席的判断完全正确。美国在1948年就已经决定不再大力支持蒋介石政权。早在1948年，美国方面就认为国民党的崩溃已成定局。“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随着国民政府的消失，关于承认问题做出的决定要考虑当时的形势。”“因为中国不可预知，我们决不能对任何一种行动过程或者中国任何一个派系做出不可挽回的承诺。显然，当任何卷入可能表明是个失败的建议，我们必须情愿舍弃我们的损失。”（《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1948年10月13日）》）“国民党军队的快速崩溃表明，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有组织的抵抗很有可能在几个月内结束。”（《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中情局关于中共领导全中国能力的报告（1948年12月10日）》）可见，面对国民党政权灭亡已成定局，美国并没有敢直接干预战争。对于中共强大的力量，美国也是非常忌惮的。“由于共产党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临时’政府的非法问题将主要是学术性的，且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障碍，立宪政府的成立将会消除这一障碍。”（《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政权变更的研究报告（1949年2月14）》）“目前，阻止共产党政府在整个中国的建立是不现实的方式。”（《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中情局研究评估署对台湾可能的发展趋势的评估（1949年3月14）》）根据美国档案来看，毛主席对国内外局势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美帝国主义根本不敢直接干涉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战争。美帝国主义的胆怯和蒋介石集团遭到重创之后元气大伤，都是我们迅速渡江的有利条件。

　　无论是国际局势的有利性、决战后国内战局的有利性、战争特别是渡江战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都是毛主席必须做出迅速渡江统一全国的重要现实依据。无论是和平谈判还是提前组建联合政府，都会给国民党准备、喘息、恢复元气甚至发展势力的时机，都会给解放军即将进行的、本来就在中国历史上难度系数超高的渡江军事实践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困难，对中国人民、对祖国统一来说是后患无穷的。所以，一向做最困难准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的毛主席，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有利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军事实力对比条件，决定像指挥平津战役时决策东北我军迅速入关一样，不给敌人充分准备的时机、尽快解决这一难题。“他还向斯大林说明：我国革命已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迟取胜时间。在这一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以坚定的决心，粉碎了国民党想划长江而治，分裂中国的图谋。”（徐焰：《热血长城:写给年轻人的解放军史》，第140页。）毋庸置疑，主席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中共在国内外的合作力量却都表示了不同意见，为中共统一中国带来了压力。

　　当时由于蒋介石集团的腐朽统治，在民不聊生的国统区，人民群众强烈希望国民党集团早日灭亡、无条件投降。最担心美帝国主义干涉的就是中共国内外的盟友——国内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与国外的苏联。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展现了推动“国共和谈”的高度积极性，“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毛泽东传》：《第39章、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斯大林也起草好了苏联愿意担任调停国的回应国民党政权的稿件，并强烈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和谈，与主张和谈的国内“民主人士”们不谋而合。

　　毛主席目光如炬、精细过人，明确告诉斯大林：“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义务（苏联参与调停是应当的），导致国民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2日）》）之后，斯大林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至于说我们对南京方面调停建议的答复，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愿来起草。”（《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4日）》）面对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即将成为必然，为了在和美国的斗争中争取有利地位，斯大林放弃了曾经的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意见直接拒绝了国民党，也是必然的。

　　国内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苏联方面的逻辑实际上有一个严重漏洞。即使中共接受和谈，如果美帝国主义真相干涉国共战争，照样能以中共的和谈条件“过于苛刻，缺乏和平诚意（我们不可能提出符合他们意愿的反革命的条件）”为理由出兵干涉。所以“和谈”是既严重耽误战机、有利于敌人准备又在美国有干涉之意的情况下不可能阻止其干涉意图的无利有害之举。后来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了毛主席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完全正确，证明了美帝国主义不敢干涉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

　　一方面，毛主席绝对不会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统一战机，必然坚持迅速渡江推翻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这一战略底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中共与国内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合作关系的巩固，特别是、主要是为了联苏抗美、给新中国政权创造足够安全的国际环境，毛主席也不得不考虑批判性的、部分的采纳国内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苏联方面的和谈建议。当时表示和这两大国内外必须联合力量的团结合作诚意、展现中共对他们的尊重是有利的。于是，毛主席在拒绝了苏联建议的、存在严重错误的、有利于国民党的四项条件同时，亲自制定了敌人不可能接受的八项谈判条件，并科学指出：“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9年，五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的“八项条件”，与要求国民党必须无条件投降无任何区别，为的就是促使“和谈”早日破裂、给我军早日渡过长江提供有利条件。

　　当然，如果没有苏联方面和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顾虑，中共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有利的国内外条件、把握分秒必争的战机，从而更迅速更顺利的推翻国民党政权。主席根据国内外同盟特别是国际同盟的巩固的需要，不得不采取了既照顾国内外合作力量又尽可能减少了战机损失量的有力措施，这显示了他无比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粟裕在前线解释和谈原因时意味深长的指出，和谈为了“进一步分化敌人，使我们更好地团结争取各方面力量以孤立主要敌人”（《粟裕传》，第4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粟裕所讲的“分化敌人”，通过之前瓦解敌军或与地方实力派谈判的方式也是可以做到的，不用“北平和谈”也可以解决，并非“北平谈判”的独特之处。粟裕说的“更好地团结争取各方面力量”，则准确概括了毛主席团结、尊重国内外同盟力量的战略目标，概括了北平谈判的独特之处。这样，才可以让“民主人士”不认为“共产党拿我们的意见不当回事儿”，才可以让苏联不认为“中共这时候就这么和我们叫板，把哥们的意见不放在眼里”，有利于以苏制美。在此之前，邓小平、陈毅、饶漱石、谭震林“到济南看望治病休养的粟裕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讨论渡江作战问题。”（《邓小平年谱》1949年，四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粟裕的讲话，与邓小平等人传达的中央意见有很大关系。

　　为了增强战争的突然性，粟裕对中央军委提出的“攻打浦口，炮击南京，迫使李宗仁政权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实现国民党政权无条件投降”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粟裕与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张震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再三考虑结果，认为攻击浦口与炮击南京与夺取一切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施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其中间隙不宜超过七天以上，以三四天为最好”“因此建议: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四月一日(卯东)开始，以便与十号(灰)渡江作战相含接”（《粟裕年谱》，第282-28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毛主席回电表示同意。粟裕的这一建议，为增加进攻突然性、增加渡江胜利的因素提供了重要保证。

　　宣传上，粟裕虽然和毛主席一样强调北平谈判的“有利性”。思想上，他和毛主席一样深知和谈导致的战机严重损失。自然地理条件——特别是季节条件的问题、应付敌人准备的问题，粟裕考虑得都非常充分。他亲临前线、对前线实际情况掌握的极其充分，于是多次向中央提出了早日渡江、迅速渡江的建议。当时，“粟裕当即召集三野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他们认为，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稻田放水，渡江将发生许多困难，江阴下游则无法渡江。粟裕在电报中提出:‘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粟裕传》，第447-44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之后，“4月12日，粟裕再次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22日以后，以20日前后为最好。”（《粟裕传》，第44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之后，毛主席回电表示同意。粟裕为减少和谈带来的战机损失、实现毛主席迅速渡江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目标，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毛主席所料，和谈迅速破裂，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军对战机把握基本做到了迅速性、实施战役计划也基本做到了突然性。

　　渡江大战最重要的不是占领地盘，而是消灭长江以南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只有迅速消灭敌人在长江以南的有生力量，敌人在长江以南才无法立足。毛主席在解放战争初期就指出：“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7年，五十四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渡江之后，粟裕和总前委的意见出现了不同。总前委要求“在战术上仍应稳扎稳打，有组织有准备进行战斗，防止轻敌乱碰”。“粟裕认为，如果动作迟缓，将会失去歼敌良机......他们认为，‘我全线渡江后，定将造成敌之紊乱，尤以南京上游机动兵力既少又弱，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如此不仅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且将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粟裕传》，第45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按照粟裕的部署，我军迅速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粟裕这次临机决断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

　　综上所述，在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一辉煌壮丽的历史进程中，毛主席迅速敏锐把握了战机、确定了迅速推翻长江以南国民党反动派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积极抵制了苏联和国内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错误，并为增强与这些国内外同盟力量的团结制定了尊重他们意见的必要措施，成功做到了“把握重点，统筹兼顾”。粟裕在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时，保证了战役的突然性、减少了和谈带来的战机的损失、指挥我军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战争这个问题是最复杂而且瞬息万变的问题。战机可以说是稍纵即逝，战场可以说1分1秒都在变化。土地革命时期成功做到迅速干脆利落先打垮张辉瓒而足以不受其他敌军部队的束缚、解放战争时期南渡黄河进行战略反攻、决战阶段在东北攻克锦州等等，都是毛主席对稍纵即逝的战机的精准把握的典例。像渡江这种战役，必须注意高度的突然性、必须注意季节的合适。越拖延，越可能导致敌人的部署和准备越来越充分，就有曹操那种打不下江南导致南北朝的危险。接受苏联方面和国内民主人士的错误建议，老人家很可能变成“红色曹操”。然而老人家比曹操厉害得多、伟大得多，粟裕也比曹营的将军们厉害的多。每当笔者回顾这段历史，都对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比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