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两弹一星”工程组织者眼中的毛主席

　　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参观上海新技术展览会，观看了我国首次发射成功的试验型探空火箭。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大会，表彰23位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技专家。2020年1月15日，纪念核工业创建65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会上表彰了71位功勋人物。与1999年那次表彰不同的是，这次除了科技专家以外，还有几位党组织的负责人和一位技术工人。比较全面体现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南征北战的军队领导干部，脱下军装投身建设事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还有核潜艇)的重要决策。多名年富力强的干部被调到承担“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部门担任党组织负责人。刘杰、宋任穷和张劲夫就是其中3位。

　　名列核工业71位功勋人物之一的刘杰，是我国核工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临终前一个多月，刘杰前去北京医院探望他。刘杰称赞王淦昌为我国核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王淦昌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刘杰才是全局性的贡献。王淦昌是位非常谦虚的科学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认为刘杰作出了全局性的贡献，也是出自他的内心。王淦昌在回顾他的一生时曾说过：“新中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我想做的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一份力量。”

　　“这是决定命运的事”

　　铀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核心材料，有没有铀资源，决定着我国能不能自力更生地发展高质量的核工业。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在中国寻找铀矿，制造原子弹。1954年10月，毛泽东向来访的赫鲁晓夫再次表达了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想法。赫鲁晓夫婉拒毛泽东的请求，但还是答应在核工业方面给予中国一些帮助。

　　就在赫鲁晓夫来华的8个月前，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刘杰就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专门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查工作。同年秋天，在广西发现了铀矿石。铀矿石标本带回北京后，刘杰回忆：“赶快把这一好消息报告给了毛主席办公室。第二天，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叫我带上铀矿石标本去给毛主席汇报。”

　　中国第一块铀矿石，于1954年采自广西。

　　1935年入党的刘杰，当选过中共七大代表，多次远距离见过毛泽东，但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毛泽东知道他的名字叫刘杰时，说道：“啊，刘杰，是杰出的人物嘛!”接着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革命工作经历。“主席认真听我谈了简历，又说：‘我们党进城了，开始坐江山，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只知道打仗，我们党的干部要学会做经济工作，还要懂科学技术，不容易呢。你这个刘杰不仅要有党的知识，还要争取当个科学家嘛。’”

　　核工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刘杰。

　　当刘杰手持盖革计数器进行探测，放射性物质使仪器发出响声时，毛泽东笑了。他问了其他地区勘探的情况后说，中国这么大，我就不信只有一处产这个东西。你们要好好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有了铀矿石，我们就可以发展原子能事业了。“那天，毛主席兴致特别高，还问了我有关铀的一些知识。临走时，毛主席、周总理把我们送到门口。毛主席拉着我的手说：‘刘杰啊，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工作，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要好好地干啦!’”

　　根据毛泽东“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的指示，刘杰和核地质人开始了寻找更多矿山的发现之旅。1956年，在湖南郴州许家洞的金银寨发现了铀矿。1958年正式开工建设，初期称为411矿，后改称为711矿。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刘杰欣然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

　　还有一件事使刘杰终生难忘。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刘杰就勘察铀矿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得很认真，不时提问，内容包括工作方面和知识性的问题，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是，当我讲到氘氚原子核之间发生聚变反应释放能量并生成氦时，他问‘氦’字怎么写，我说，气字头下面辛亥的亥。我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毛主席可能担心自己没有听清这个词，便特意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我跟前，用铅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个端端正正的‘氦’字，我点头表示就是这个字，毛主席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看到刘杰带了一些科技方面的资料和核物理方面的小册子，便问：“刘杰，你那些材料能不能留一些给我看看。”刘杰赶忙把所带的材料都送过去。在场的彭真考虑到毛泽东工作太忙，便只挑选了几本给毛泽东。

　　1955年1月15日，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钱三强等来到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介绍我国核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等。李四光拿出标本作了讲解并对中国铀矿资源前景作了预测。刘杰代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了我国铀矿资源勘查的情况和进展。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其中一句激励了刘杰的一生：“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源自央视网)

　　1956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作为国务院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归口管理部门，首任部长为宋任穷，刘杰、刘伟、钱三强等为副部长。1960年9月，刘杰被任命为二机部部长。

　　“大跃进”以后，1962年9月11日，刘杰以二机部党组的名义，向毛泽东提交了“两年规划”的报告，计划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是完全可行的，因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与此同时有人写信举报，称“两年规划”是头脑发热的产物，是妄图欺瞒中央。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两年规划”终于顺利实施。

　　2009年1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管理科学奖颁奖大会上，刘杰因在担任核工业部门领导任内成功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奠定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技术物质基础、基本建成中国核燃料工业体系、在组织管理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获得管理科学特殊贡献奖。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在中核集团隆重推出“核工业功勋榜”后，为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中核集团选取20位核工业功勋人物的感人事迹，汇编出版《中国核工业功勋人物的故事》。其中介绍宋任穷的标题是《开国上将，卸甲赴“核”》。宋任穷是核工业首任部长，我国核事业主要开创者之一。

　　毛泽东一直考虑如何尽快找到可供开发的铀矿。周恩来非常理解毛泽东心情，也一直在物色合适的高级干部加强地质部门的工作。1956年，周恩来对时任军委总干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说：主席下决心要从军队抽调干部，最好是中央委员，加强地质部门的工作，让总干部部提出人选。喜欢啃硬骨头的宋任穷却做了自我推荐。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早在1928年就和宋任穷谈过话的毛泽东，对宋任穷相当了解，当即决定不派宋任穷去地质部门，而是专门成立原子能委员会，负责搞原子弹。宋任穷的女儿宋勤后来回忆，毛泽东曾对他父亲说：“炸不炸就看你的了!”

　　宋任穷(中)与苏联专家合影。

　　1956年11月，宋任穷出任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部长。1958年2月，三机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后，接着担任二机部部长，直至1960年。这样，他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大规模建设时期的主要领导者。上任的时候，当时社会上还流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宋任穷决心争口气。年近半百的他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核专业知识，决心一定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他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核工业平稳有序地实现全面自力更生奠定了良好基础。1960年9月，中央调宋任穷去东北工作，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他所担任的二机部部长一职，由常务副部长刘杰接任。

　　宋任穷担任二机部部长期间，曾多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接受指示。对他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对“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重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5月16日，毛泽东在二机部党组一份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中批示道：“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5月19日，毛泽东又对一份宋任穷主持召开二机部在京苏联专家座谈会的文章作了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大会各同志。”文章的重点是一位苏联专家的意见：“发现有些中国同志在工作中不动脑筋，主动考虑问题不够，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依靠专家来解决，甚至在讨论问题时，有些同志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是只抄专家的答案，事后原封不动地去照办。这不是创造性地学习先进经验，而是机械地搬用。因此，也就容易发生偏差，不合乎中国国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50、354页)1958年6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不久，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语重心长地说道：发展原子能事业，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1993年，宋任穷撰文《历史航船的伟大舵手》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文章深情回忆了毛泽东的教诲。

　　1957年，赫鲁晓夫对中国新技术援助上出现了松动迹象。毛泽东决定派出以聂荣臻为团长、宋任穷和陈赓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联签订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宋任穷回忆道：“谈判获初步成果后，聂帅和驻苏大使刘晓让我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下飞机后，我直接从机场到钓鱼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谈判结果。毛泽东等听完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同时，我转达了刘晓大使的意见：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使馆从当时的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考虑，倾向于毛泽东接受邀请，亲赴莫斯科。”毛泽东后来去了莫斯科，受到与会各国代表团、特别是苏联方面的隆重欢迎。会议期间，毛泽东虽然批评苏联的“老子党”作风令赫鲁晓夫不快，但拥护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又促使赫鲁晓夫同意继续援助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从这件事，宋任穷感受到了毛泽东在处理“争取外援”问题上的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的那两个批示实际上也是对宋任穷工作的鼓励。因此，在1960年7月苏联撤回援华专家时，宋任穷已经组织科技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吸收消化了苏联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较快地实现了自力更生的大转变。

　　宋任穷

　　毛泽东重视学习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更重视在学习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创新。宋任穷对毛泽东强调打牢“基础”的思想，感受尤其深刻。他回忆说：“1960年，全国出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苏联的一些技术设备陆续运来后，有些同志要求对这些技术设备进行改造，而且很坚持。部领导进行了专门研究，一致认为这种意见不妥，人家的东西首先要弄明白，学到手，然后再进行改造以至创新。不研究透彻就要改，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可是，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三天后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去见他。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弹，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首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我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才结束了这场争论。二机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作出决定：对没有掌握的苏联设计‘不准改’，对苏联供应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作任何改动，都要经过上级批准。这样，及时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宋任穷回忆：“核工业建设一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明确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中国基本上建立起了完整的国民经济部门和国防工业体系。

　　“至于科学研究的具体计划，那就由科学家自己去做。”

　　宋任穷上任后，为组织科学家队伍，拜访了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请求他帮助。张劲夫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张劲夫在1999年5月的《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一文中写道：“中央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原子弹，这件事太重要了。后来又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导弹和自行研制人造卫星，统称‘两弹一星’。原子弹和氢弹是二机部负责，导弹是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负责。毛主席对原子弹研制有一个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国科学院就是按照中央确定的‘大力协同’和‘三家拧成一股绳’的精神，主要承担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中一系列关键性的科学和技术任务……至于人造卫星，则从构思到建议，都是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张劲夫是1935年12月入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员兼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1956年初至1967年1月，张劲夫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

　　张劲夫(左二)陪同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

　　他为什么从财经工作转到做科技领导工作，他觉得这与毛泽东对他的支持有关。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52年底到北京参加中央财委会召开的会议期间。开完会后，毛泽东接见了与会人员并请他们在中南海吃饭。他正好坐在毛泽东的右边。他后来回忆：“毛主席一见面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张劲夫。’毛主席记忆力太好了，他马上反应过来：‘哦，张劲夫!你不是浙江的吗?你的那个报告我批了，批到全国去了。’”当时全国搞“三反五反”，张劲夫是浙江“增产节约委员会”的负责人。他针对浙江的一些情况，给中财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的内容是讲一些贪污浪费现象，其中总结了两句话，叫作“下面无权贪污，上面有权浪费”。意思是说，你们上面有权的人用不着贪污，但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浪费，公私不分，拿公款请客等等;下面的人虽然权力不大，但他可以变着法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等等。张劲夫后来知道，毛泽东是特别欣赏这两句话，才把报告批到全国。“1954年，不知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是陈云和李富春的意思，把我调到了国家工商部工作……1956年，中央召开落实知识分子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个时候，中央又叫我到科学院抓科学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几个副院长都是科学家，唯有他是个外行，他本不想去。但既然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就顶着压力上任了。

　　上任以后，他很快与科学家们交上朋友，熟悉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了工作更有成效，他十分注意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以便及时贯彻执行。1957年3月1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张劲夫和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等科学家出席。毛泽东说：“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有一个原因是科学家中党员少。党领导科学可以通过计划来领导，把科学研究纳入整个计划。至于科学研究的具体计划，那就由科学家自己去做。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领导各项工作的阶级。至于原子能、数学等具体研究工作，那由科学家去领导。对于科学，工人阶级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将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有科学家组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10页)这段话使张劲夫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方向。

　　不久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张劲夫掌管中国科学院算是标准的“外行领导内行”了，然而这位“外行”却能得到内行们的认可。对于院长郭沫若以及副院长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等科学家，张劲夫极为尊重，举凡科学院党组的重大事情张劲夫都要亲自向郭沫若汇报，取得他的支持，彼此也建立了个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他深知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科学家的，也殷切希望党的干部能尽快熟悉自己原来不熟悉的领域。张劲夫听到“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种议论，并没有过多地在意。因为作为国家最高科学机构的领导人，他考虑得更多的是怎样“计划”好自己的工作，怎样保护和调动“科学家自己去做”的积极性。为了防止误伤科学家，他找到毛泽东汇报情况并提出保护科学家的意见。不出张劲夫所料，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张劲夫迅速落实，并通过中央发出文件落实。这样，在反右期间，北京中国科学院系统和上海中国科学院分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影响。

　　张劲夫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十年，被公认是中国科学院大发展时期。究其原因，这与张劲夫始终能够正确领会和贯彻毛泽东的一系列关于发展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指示分不开。虽然1957年开展了反右，但张的注意力主要还是在科学上。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11月到莫斯科开会时赞扬了苏联的卫星，回来后也下决心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因此，当1958年中国科学院的几位著名科学家提出“上天(人造卫星、火箭和导弹)入地(铀矿开发)下海(核潜艇)”的口号，张劲夫坚决支持。“科学家的这个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是怎样批的，可能总理、聂帅他们知道。但我感到中央对这个报告是极为重视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科学院为落实“两弹一星”研制任务，成立了管理承担国防任务单位的新技术局，局长是谷羽。“谷羽是胡乔木同志的夫人……有时候毛主席向她问起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情况，还可以当面向毛主席反映。”

　　1958年10月4日，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一万多名科学工作者，簇拥着各式各样的科学作品参加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献礼祝捷大会。祝捷大会后，“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正式开展。该展览活动过去35年后，谷羽仍对其记忆犹新。1993年，谷羽回忆说：“1958年10月，科学院举办‘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为使中央领导了解科学院情况，劲夫同志给我两天时间在家打电话，请中央领导出席。我给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打了电话，后来他们都参观展览会了。周恩来、陈毅和黄克诚是悄悄来的，我们知道时都参观完了。主席一般不大参观展览，我做了几次工作。”这次参观活动中，张劲夫也一起陪同，并留下了与毛泽东一同观看展品的照片。谷羽在回忆中还提到，毛泽东最后还接见了科学家们，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来临，对中国科学院是极大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