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1961年，毛泽东在读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素有治史学史、以史资政、以史育人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早在1920年12月，他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没有“汲取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他劝大家多读历史，并且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加自觉地运用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重视历史，总结历史，借鉴历史的经验智慧，是党的品格特征之一。毛泽东强调：“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毛泽东大多数著作都是在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光辉文献和不朽著作。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工作，都是必要的。”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对历史的比照与分析，提出开辟、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思想。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受挫，毛泽东率领保存下来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谭震林回忆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到挫折的部队，坚决制止了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进军。毛泽东曾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大家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1929年12月，毛泽东反复提出要克服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义”思想。他在为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正式提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强调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必须首先树立“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观念。由此，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毛泽东再次把“建立根据地”作为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加以强调。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为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提供了牢固的后方基地保障，形成了重要的力量依托，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在全党倡导大兴学习、研究历史之风，率先垂范研究历史。1937年1月，毛泽东初至延安即致信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1939年12月，毛泽东亲自动手与几位历史学家合作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内广大干部的必修教材。延安时期，第一次对中共党史进行了集中研究和系统总结。1941年春，中央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3年10月以后，毛泽东等分别作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报告。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负责组织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毛泽东等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反复组织干部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研究、修改，前后易稿14次，终于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对自己24年的发展和奋斗史作出了全面、客观、公正的分析与评价，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全国性抗日战争刚刚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发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把该文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他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这一时期，出版了很多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编写的一部“供干部学习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科学的著作了。还有许多重要史学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作或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向秘书胡乔木提出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以向党内外、国内外讲清楚党即将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已经取得的历史经验。胡乔木将文章提交后，毛泽东并未采用，而是自己亲笔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雄文中，毛泽东系统回顾了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我们党的奋斗史，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不仅向世人阐释了我们党及其领导下新中国的前进方向，而且向各方展现出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政治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怎样领导国家建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而艰巨的任务。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戒”，中共领导人尝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执政地位也在不长的时间里得到巩固和加强，充分说明借鉴先进历史经验之正确。

　　毛泽东倡导领导干部读史懂史，以史为鉴，借史育人。关于毛泽东读史与治国，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曾评价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又是一位热爱历史、熟悉历史的领导人。他善于总结历史，善于从读史中得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之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中华民族也迅速摆脱贫困走向富强。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毛泽东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善于运用历史经验来解决当前问题的才能分不开的。”1952年，毛泽东藏书中增加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从这一年开始直到逝世，毛泽东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读这部书。毛泽东“自己爱读《二十四史》，还鼓励一些同志去读这部史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工作的借鉴”。“1958年，毛主席再次提出全党都要学一点历史的号召。可见，毛主席把学习和研究历史，放到了何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他常说：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

　　毛泽东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1956年9月，回顾历史，他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我没有经验。史沫特莱曾说：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为代表的一系列党史研究作品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共党史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而《三十年》也正是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写作完成的。1951年3月，胡乔木曾致信毛泽东“近日宣传部忙于准备开会，写党史提纲(七一用)和整党读本，很多应做的事都没有做，希望多给指示”。胡乔木信中所提及的“党史提纲”正是后来以他名义发表的《三十年》。事实上，在《三十年》的写作过程中，胡乔木曾与毛泽东就一些党史问题交换过意见，并留下了书信史料：1951年6月，胡乔木致信请毛泽东将《人民日报》排好的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对于文中涉及陈独秀的评价、中共一大代表人数问题及相关文字表述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批示与答复。这些记录足见毛泽东对党史写作编纂的关注，同时体现出他对当时历史宣传教育功能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特别强调历史的育人功能，激励领导干部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反复向各级领导干部讲到三国时的曹操和郭嘉。陶鲁笳回忆：“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毛主席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1959年4月上海会议，毛主席更明确地向到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再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周小舟等谈话时又讲起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事：“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毛泽东多次谈论这些历史人物，就是希望党内同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能出现一批郭嘉式的领导干部，提高领导水平。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1月30日全体大会上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为此，他讲述了刘邦、项羽的故事。他说项羽“不爱听别人的意见”，而刘邦“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毛泽东从历史人物的成败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育领导干部要切实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