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理解毛泽东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在传统中国，如果只选读一本书的话，那就是《论语》，这是传统中国人人必读之书，关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在当代中国，如果也只选读一本人人必读之书，那应该就是《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新时代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下，中国人将会对此有更真切、更深刻的体会。

　　《易传》谓“易者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论语》与《毛泽东选集》一古一今的两本书，都体现了简易而易知、易从，从而有“可大久之道”，能行之后世千年而不坠。

　　一、以三千年的文明史视野看中国革命的千年意义：中国革命是新文明、新政治、新社会的起点

　　中国从晚清开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才成功应对这一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中国革命的目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意味着对于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意味着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功应对。

　　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功应对，是通过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方式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进而在胜利后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之子武王革命胜利后，通过武王之弟周公制礼作乐，集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大成，建立了西周礼乐文明制度，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文明基础与政教秩序，影响了中国后世三千年。所以晚清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时才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震撼。从文明史的大历史视野来看，中国革命胜利后创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影响中国后世千年。

　　毛泽东主席和各族青年在一起

　　今天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明秩序、新政治秩序、新社会秩序的起点。中国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中国革命的领导、组织、动员者中国共产党和动员对象中国人民共同建构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以及以其先锋队的觉悟带动广大人民的普遍觉悟构成的德性政治、德性社会，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精神以及中国革命的政治原则、政治原理。

　　中国革命的精神，中国革命的新政治原则、新政治原理，全都内含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如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中国革命的精神，丧失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原则、政治原理，中国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中国社会主义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完全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之中，二者完全是一体的，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具有千年文明意义。

　　西周的礼乐文明确立了“五经”作为文明原典，《周易》被认为是“五经”之首。《周易》作者被认为是周文王与周公，他们分别是卦辞、爻辞的作者。《周易》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周文王被商纣王关于羑里时写下《周易》卦辞，体现了周文王的忧患意识以及在忧患中历练、增进自己的德行。

　　《周易》等“五经”是周武革命、西周礼乐文明的经典，也成为中国文明的最核心经典，一直影响后世至今。中国革命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无疑是《毛泽东选集》，《毛泽东选集》被认为是“血的著作”[1]，其性质、意义可与《周易》之为“忧患之书“等同，同样也具有千年文明的意义。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离不开对于《周易》等“五经”的诠释，其中最早、最系统、最重要的诠释者就是孔子，周公、孔子也由此被合称为“周孔”。记录孔子与其弟子对话的《论语》被认为是对孔子思想最直接、最直观的记录，《论语》也被认为是“五经”之统辖，是孔子诠释“五经”思想的博而返约之书。

　　《周易》因其难解而被认为是三玄（另外两书是《老子》《庄子》）之首。《论语》之平易、深入浅出，提供了人人可学的下学上达之道，即通过下学人事而达到对于天道的理解。《周易》根本上是天人相应之道，即人道取法天道，如大家熟知的《周易》乾卦的大象辞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大象辞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地势坤都是说天道，“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则是说人道取法天道。

　　《论语》是对话体、语录体，《毛泽东选集》不仅在语言的平易、通俗易懂上接近《论语》，同时在对于中国人精神的影响上也类似于《论语》。

　　二、《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

　　1.《论语》关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

　　在传统中国，所谓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乃是文化意义上的，即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乃是对于中国文化之认同。这种认同可能是自觉的，尤其是对于士大夫而言；也可能是不自觉的，尤其是对于广大普通百姓而言，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化的制度安排，即生活方式，中国文化由此潜移默化为百姓的日常行为习惯。

　　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对话的《论语》，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探讨的正是关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之所在，即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价值、人生意义，这就是传统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语录体的《论语》，因其日常语言之平易而易懂，但这种平易乃是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日常人事之下学中而上达超越、究竟之天道，此人人可学，可通过学习而成为君子，并有可能最终入于圣贤之境。

　　《论语》的背后，是作为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的西周礼乐文明之文献记录的整个“五经”系统。因此读《论语》这本薄的书时，要把它读厚了，即读出《论语》背后孔子删削、整理的“五经”的文明系统。

　　《论语》这本薄的书要读厚的第二层意思，是读书时要把自己摆放进去，以自己的人生经验、社会政治经验来与《论语》进行深度的对话。

　　《论语》要成为“为己之学”，即与自己的安身立命联系在一起来阅读《论语》，领会孔子所言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下学上达的智慧的累积与飞跃，并不断温故而知新，在不同生命阶段对《论语》有不同体会。人生阅历愈丰富，历练愈多，则对《论语》孔子合仁、智之为圣之大智慧有愈深的体认，对古人所说的孔子之“圣之不可及”有真实的体会。

　　2．中国革命的代表性经典《毛泽东选集》这部“血的著作”，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理解毛泽东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理解了《论语》关乎传统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之所在，则能通古今之变，在大历史的历史纵深中，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对《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有着深刻的理解。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说过，《毛泽东选集》是一本“血的著作”。他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记录了中国在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这三重困境时[2]，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历史忧患中产生并成长、壮大，如何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国家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并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这是对于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克服。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最终对于文明困境的克服。

　　王阳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毛泽东选集》作为一部“血的著作”，就是一部用牺牲、奋斗的中国革命实践写就的党史。1945年毛泽东在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24年来的牺牲奋斗时说：“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3]

　　从《毛泽东选集》这部“血的著作”，可以最直观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由小到大、由弱胜强，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锻造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而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锻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

　　《周易》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周易》中有十几个卦体现的是如何在忧患中锻炼、增进德性。中国共产党在忧患中产生、成长、壮大，《毛泽东选集》则是对此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选集》作为“血的著作”，与《周易》作为“忧患之书”完全贯通，从《毛泽东选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锻造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自我觉悟的过程，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实践何以具有“道”的原理性高度。

　　《毛泽东选集》在根本上乃是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之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同时是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革命本身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革命所造就的新的社会地基上的建设。

　　理解《毛泽东选集》就是理解我们自身，对《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愈深，对于我们自身的认识就愈深。对《毛泽东选集》的学习应该是长期、终身的过程，《毛泽东选集》是常读常新的，如同历代对于《论语》的经典诠释一样，对于《毛泽东选集》也要有经典诠释的自觉意识。

　　中国文明传统通过历代对经、史之经典的不断诠释而得到传承，从而保持文明的连续性。传统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中国革命形成的新传统也需要有对经典的不断诠释而保证其传承性，《毛泽东选集》就是中国革命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它既是“史”，也将成为新的“经”，成为中国文明传统的新发展。《毛泽东选集》这部代表中国革命的“血的著作”，与“忧患之书”《周易》一样，将影响中国后世千年。

　　注释：

　　[1]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谈到《毛泽东选集》时指出：“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2]谢茂松：《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主体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开放时代》杂志2023年第3期。

　　[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