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作为社会学家的毛泽东

　　作为社会学家的毛泽东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研读毛主席著作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具有其方法论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源于其将社会科学精神，特别是社会学学说引入对中国社会内部复杂性的分析。社会学本质上并非抽象理论，而是一门经验性科学。其核心要求在于把握社会问题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或西方理论的宏大概念进行概括，否则将丧失分析力和科学性。

　　毛泽东同志的早期工作，在无形中为新兴政治力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国理政工具，即实证主义工具。这使得循证科学得以进入国家治理活动，并且是从最底层架构开始的深刻改造。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性政党，其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先进的组织和代表人类解放前途的意识形态，更在于其方法的先进性。其社会调查研究看似朴实直接，却是在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中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可概括为“典籍治国”。文人士大夫主要依据经典典籍，并结合个人生活经验进行治理。一位好县官的评判标准，往往在于其个人品德、同理心及对民众的同情心，而非其社会调查能力或专业技术知识。他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对百姓诉求的理解，将国家政治诉求落实于实践。

　　然而，近代中国面临异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社会矛盾丛生。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政治集团，除了需要先进意识形态和高超组织技术，还必须具备科学的工作方法，以确保前者有效落实。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从一开始便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关键方法，其科学依据在于循证决策——任何重大决策前必先进行调查研究。

　　例如，为说服党内外继续推进农民运动，他并非依靠口号，而是通过详实的调查报告呈现证据。此举的关键意义在于引入了循证的方法与理念，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讲求科学的政党，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尽管并非科班出身，但其调查报告体现了高度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可以这么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从“文人治国”到“社会科学家治国”的转变，治国方略从单纯意识形态转向依靠科学论证。关键是，其科学论证并未丧失立场。

　　对比毛泽东早期调查报告与同时期学院派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发现前者具有独特价值。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其精彩之处在于实现了立场、观点和材料的高度统一。通常，高水平的学术报告至多能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然而，毛主席的报告实现了三者合一，关键在于其具有鲜明而统一的立场。

　　学院派报告往往受“价值中立”观念影响，刻意回避立场。但任何分析报告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立场，缺乏立场的报告犹如没有灵魂。报告需要明确解决什么问题、为谁解决。唯有具备立场，报告才有灵魂和生命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卓越，正在于它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政治性很强，却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高度统一、科学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相比之下，毛主席的部分调查（如《兴国调查》）在方法上也接近学院派风格，调查更为琐碎精细，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法对职业类型进行分类剖析。从学习调查报告写作的角度而言，这类调查亦具参考价值。撰写调查报告的难点在于将材料进行有结构的表达，这背后需要理论和工具支撑。首先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并厘清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平行关系或递进关系），而这都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及其能够开创全新实践，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是一个现代政党，拥有现代科学知识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不仅应被视为意识形态，更应被转化为一门社会科学，成为治国理政的具体原则和工具，而非完全抽象的理论指导。例如，阶级分析法不仅是一种理论观点，更是一种工作方法。借助它，可以准确把握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进行深入分析。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对于中国而言，在初始阶段都是外来学科，都面临本土化以及简历自主知识体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中的核心议题。探讨如何实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何将其转化为可供使用的治国理政知识来源和有效工具，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

　　一个反例是 “托派”。单纯看其理论文章，似乎境界很高，分析也颇具逻辑，主张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表面上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但其根本问题在于脱离实际。若按其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将变成仅依靠纯粹工人阶级的孤立团体，连农民（因拥有少量土地被视为有产者）都被排除在依靠力量之外。这在当时工业薄弱、产业工人稀少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同样，托派反对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合作。然而，当时中共力量弱小，革命是实践而非纯粹理念。在特定条件下，基于革命主要矛盾（如反对军阀或帝国主义），与包括蒋介石势力在内的力量进行有限合作是策略需要。

　　托派及早期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后者更多是对共产国际指令的机械执行），都属于未能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凸显了外来学说如何实现本土化，进而建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正是调查研究。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每到一个地方，几乎都会开展调查。这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上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的开端。若重写中国社会学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些调查实践应占据主要地位。这些调查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最为深刻，成功实现了从个案研究到一般性抽象的升华。其每个个案调查都旨在解决当时的普遍性问题，因为其问题意识源于普遍的革命实践需求，这与纯学院派研究有本质区别。

　　例如，在进行寻乌调查时，毛泽东注意到客家妇女革命积极性较高的现象，并关联到她们不缠足、体力较好等地域文化特征。从马克思主义追求平等的立场出发，妇女解放是革命题中之义。因此，瑞金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以婚姻自主为基本原则的婚姻法，旨在解放妇女。但政策实施后，通过深入调查（如寻乌调查）发现了一个尖锐矛盾：婚姻自主原则与保护贫下中农权益之间产生了冲突。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经济脆弱的贫下中农家庭，其婚姻关系也最为脆弱。若完全贯彻婚姻自主，最容易导致离婚的群体正是贫下中农，这可能造成大量底层家庭解体，反而将本应依靠的革命力量推向对立面。这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婚姻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源分配。优势阶级（如地主）享有更多婚姻资源，而底层农民（如雇农）可能面临娶亲困难。所以，不能单纯从价值立场出发，而是要实事求是，分清革命的主次矛盾，从而调整政策。

　　以笔者家族史为例：曾祖父作为小手工业主，经济状况较好。他除了盖大房子（命名为“华山别墅”，华山是他父亲的号），还从同宗贫困家庭抱养（实质是“过继”，在乡土语境中近乎“卖”）了一个男孩作为弟弟，并为其分配家业、娶妻。这一行为表面上符合伦理，背后却折射出深刻的阶级关系：只有极端贫困的无产者家庭才会“卖”儿子。对于被抱养者而言，这固然是生活安置，但在乡土社会中也可能伴随身份上的屈辱感。

　　回到《寻乌调查》所面对的政策困境，如果仅机械运用阶级概念划分，这位被抱养的“曾四祖父”应属革命依靠对象，而作为手工业主的曾祖父则可能成为革命对象。但在实际乡村社会情理中，实际情况远比理论复杂。革命若导致社会结构彻底颠倒，未必能立即解决所有个体的生存发展问题（如能否娶妻），而旧有秩序下，通过一定的经济契约（如过继）反而可能提供某种生存保障。

　　因此，苏维埃政权在发现婚姻法实施中的问题后，及时进行了政策调适。在坚持婚姻自主原则的前提下，补充规定离婚需经苏维埃组织批准。批准的原则是区分矛盾性质：对于地主妾室等受阶级压迫和人身依附的妇女，离婚予以支持；对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妇女，则重在调解教育，批评丈夫可能的不当行为，并通过权力救济保障妇女权益，而非简单鼓励离婚。

　　这体现了基于深入调查的辩证施政：只有通过科学的社会学分析，才能把握革命实践日常面对的极端复杂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深度结合。

　　这种通过田野调查实现本土化理解的方法，使得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传统中的核心基因。同一时期，中国学院派社会学（如吴文藻、费孝通倡导的“社区研究”学派）也在走向基层，其发展的“社区研究方法”与中国共产党的田野调查方法形成了共振。两者都强调个案研究（“解剖麻雀”）和类型比较，旨在从具体经验中提炼一般性认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为从个案上升到一般提供了哲学方法论；而学院派则通过江村、瑶山、云南三村、边疆民族研究等不同类型社区的对比来达成整体认识。

　　总体而言，从实证科学进入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系列农村调查，成果最为直接、显著和突出。它们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改造知识谱系的关键部分。这些调查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它们背后代表了整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走向田野”的运动潮流。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也引领了诸多学科走向田野，其影响甚至波及诸多人文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今天，重读作为社会学家的毛泽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