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今年,是抗大成立九十周年。毛主席怎样指导共产党办军校?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回顾毛主席指导抗大的战略实践,可以重温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汲取其中的战略启示,从而服务我们今后的探索。笔者认为,毛主席指导抗大的战略实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培养服务于抗日战争以及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大批军事干部;二、为人民军队传授知识文化,将人民军队塑造成“大学校”;三、改造人民军队、军事干部的思想灵魂,促进革命干部思想灵魂的革命化。
毛主席指导抗大的三大战略实践,相互作用、密不可分——革命干部是革命知识文化的载体,也是革命思想的载体,是改造的对象;革命知识文化是革命干部的革命武器,更是为革命思想载体保驾护航的不可代替的保证;坚持不坚持革命思想灵魂是一个干部是不是革命干部的标志——没有这一条,即使掌握了知识文化的干部,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毛主席正确处理了三者的辩证关系,使抗大成为了革命干部的摇篮。
一、培养大批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革命干部
1936年5月8日、9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着重提出办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他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3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红军大学服务于抗日战争、服务于西北和全国革命大局,是培养大批革命干部的基地——这就是毛主席对红军大学的战略定为。5月20日,主席进一步指出:“前方干部现可自给,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4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重申了适应时局需要、实现人才资源自给自足的战略目标。为了办好这一学校,主席和中共倾注了很大心血。“组织: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校务部主任周昆,教务部主任何涤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教育委员会,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员,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林育英、何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41-54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些成员占据了中共党史领导集体核心层相当大的部分。我们从中足以感受到主席心中抗大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培养什么样的干部?主席在1938年3月5日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5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坚持正确政治路线、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实践中注意坚持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干部,就是主席要培养的军事干部。政治路线、政治方向,无疑是主席最重视的。所以主席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第一,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1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时,主席论述了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军事方法的辩证关系。主席指出:“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是要学点战略战术。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军人是老百姓变来的,大家都不肯做军人,便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要广大的老百姓都愿意变作军人,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这里的战略战术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就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16-11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如主席所说,有了正确的作风,才能走正确的政治方向——作风是方向的载体、表现。贯彻正确的政治方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方向,也离不开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否则无法战胜敌人。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没有正确的作风和战略战术就无法贯彻正确的方向,这就是三者的辩证关系。主席要培养的干部,就是正确处理三者辩证关系的干部。

培养干部,为的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而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离不开大多数群众的力量。主席抗大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日本人口少,中国人口多,但它所以能够欺负我们,因为我们广大的人民没有很好的组织,至今也还组织得很不够。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1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培养干部,为的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将日本帝国主义打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打败帝国主义。这就是主席培养大批革命干部的重要战略目标。也如主席所说,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好群众的先生。干部调查群众实际情况、向群众学习之后,才能得出科学结论、发动并引导群众开展革命。所以,主席在1938年8月3日谈到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后前途时表示:“第一,当学生。在学校学的仅仅才开了一道门,还要在学校外面去学。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要学习一辈子。第二,当教员。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学生,要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向他们学习,同时又教育他们。”(《《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8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艺术。
在培养干部的过程中,为减轻陕北财政压力,主席决定成立抗大各个分校。1938年12月13日,主席和王稼祥同志致电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等,“说明中央决定抗大成立两个分校,是为了准备对付日军进攻西北,减少陕甘宁边区财政粮食的困难,扩大抗大学员人数和加强理论同实际的联系。开往晋东南分校人数五千左右,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在内,开往晋察冀分校人数二千左右。”(《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101-10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随着形势的发展,华北和华中等地也确实需要更多的人才资源。“华北华中形势的发展急需干部,抗大毕业学员供不应求。1939年4月12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华中要求供给军队政治工作干部,但现在缺乏。’抗大学员中老干部也少。只能从华北部队和延安部队中抽一部分老干部去华中工作。”(《王稼祥传》,第2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为适应各根据地的人才需要,“在抗大‘越抗越大’的情况下,为了切实办好各分校,1940年12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在给彭德怀等的指示电中强调指出:由于分校之分散,对各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分局及最高军事首长负责。”(《王稼祥传》,第2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延安党中央领导下、八路军以延安为轴心逐步向中原广袤地区“放射”一样推进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抗大各个分校的建立,与各个敌后根据地的建立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为人民军队传授知识文化,建设“学习型军队”
红军大学的学员们学什么?主席指出:“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并重,军事上战役战术与战略各占一半,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常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三分之一,后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4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的设计很有战略内涵:先以政治教育为重,体现了“政治挂帅”思想——先给干部树立起坚持正确政治路线的意识;后加强军事业务比重,并先以战略为、再以战术为重,这就体现了先注意全局问题和长远问题、后注意局部问题和暂时问题的战略思想。正如主席对抗大学员所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处置小的问题。”(《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6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的办学方针对我们至今有普遍的战略启示。王稼祥同志对毛主席兼顾军事、政治的教育思想理解非常到位。“1939年5月11日,在抗大总校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他号召全体干部都要学习,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军事,学习政治,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学习热忱,研究许多东西,把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水平大大地提高。”(《王稼祥传》,第2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这就是“综合学习”思想。
主席为了增强干部的战略思维,亲自为红军大学学员们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0月27日,毛主席“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41-54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亲耳聆听了毛主席讲战略科学的很多红军大学成员,后来成为了开国将帅。笔者很羡慕这些前辈们,甚至可以说带着“妒嫉”的意思。聆听亲自指挥多次以弱胜强战争、战役的兵学泰斗毛泽东亲自讲解军事战略科学,对每一个爱好军事战略的人来说都是其他很多人难以理解的独特幸福。
为了培养学员增加知识,主席不仅亲自授课,而且鼓励同志们“下决心做好教员”。1938年5月21日,毛主席出席抗大对第三期教学进行总结的干部会议。主席“讲安心当教员、编教材和军队的民主等问题。他说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下决心当教员,办好抗大,十分重要。他强调要编游击战、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教材,并说游击战争教材由他负责,战略教材他负担一部分。”(《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7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共,党的领袖、军队的统帅带头当“模范教师”,并号召各位领导同志与他一起当“模范教师”,这在历史上是独具特色的。
毛主席不仅重视红军大学的学员们对政治、军事的学习,而且很重视学员们对“三科”文化的学习。1936年8月26日,主席致信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主席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信中提出,应把文化课更增加一些,增加到全学时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定期检查时,把文化作为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7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毛主席曾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主席给林彪的信中,就体现了这一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的战略思想。
三、探索改变军事干部思想灵魂的道路
1936年1月中旬,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主席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1月21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出席并讲话。主席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4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抗大也是毛主席的“整风基地”——反对急于胜利的“左”倾盲动为代表的主观主义的基地。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共宏观意义上的“整风运动”,也许在抗大建立初期已经开始了。
为了改造同志们的思想、使同志们克服教条主义并树立起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主席在抗大曾用很大精力讲授经过他创造性发展的革命哲学。哲学虽然是知识文化,但是主席讲授哲学“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影响”(《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7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特别是通过“......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7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思想路线的核心思想路线地位。所以,我将主席在抗大的这一战略实践归于这一部分。1937年7月,毛主席在抗大作《实践论》演讲。“文章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及特征作了分析,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7-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所以,《实践论》重点谈一切从实际出发,为的是否定从本本出发、破除条文迷信。8月,毛主席在抗大作《矛盾论》演讲。“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矛盾论》重点强调“矛盾特殊性”,实际为的是强调中国有特殊国情,不能走和俄国人一模一样的路。主席讲哲学,为的是服务粉碎教条主义、树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地位的政治实操、战略实操目标,而不是为了谈哲学才谈哲学。
为了引导抗大学员提高革命觉悟,主席很注意树立革命模范。所以,1937年3月2日,主席为抗大学员题字:“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7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要求战士们学习朱总司令的度量和意志,就是要培养千千万万像朱总司令一样品德高尚的战士。7月,主席为抗大第二期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在对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学员的讲话中更是明确表示:“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已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末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17-11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不仅毛主席号召抗大学员发扬无畏无私革命精神,王稼祥同志出席抗大三分校第一期(原第五期)学员毕业典礼时也做出过相关号召。“王稼祥在讲话中以’三不怕’即不怕日本,不怕顽固分子,不怕困难勉励学员。”(《王稼祥传》,第2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正是毛主席、王稼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亲自培养的一大批勇于牺牲、破除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权思想的革命战士,才有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在指导抗大工作时,主席也注意通过抗大学员参与生产劳动工作加强干部们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促进学员们思想上灵魂上的革命化。1939年4月24日,主席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主席指出“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加革命化了。”(《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1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这时提出的关于干部参加劳动、打击官僚主义、促进干部革命化的思想,和主席在建国后预防党的变质的思想密切相关。
结论:
我们回顾毛主席指导抗大的战略实践,可以感悟到毛主席大量的战略智慧:培养干部方面,主席注意适应各种现实条件需要、注意正确处理干部的政治路线教育和技术教育及作风教育之间的关系、注意适应群众斗争需要和引导干部贯彻群众路线等等思想,都是值得学习的人才培育战略思想;知识文化教育方面,主席坚持政治挂帅、先政治后军事、先重路线教育后重业务教育、兼顾文化全面提升等等思想,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教育战略思想;思想灵魂改造方面,主席引导抗大学员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他后来不久发动的整风运动密切相关;主席引导抗大学员发扬实事求是、无私无畏、联系群众的精神,号召抗大学员参加劳动,与他在建国后探索防修反修道路的战略思想密切相关。无论是延安整风还是防修反修,都是毛主席革命战略思想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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