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朝琦 侯鑫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探索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通过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深邃思考，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明确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途径，确立了“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新目标，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引领发展实践的新阶段，积累了领导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新经验。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取得的独创经验和卓越贡献，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弥足珍贵的智慧结晶和理论指导，对于我们在新征程新阶段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图伟业，具有强劲精神感召和重要现实镜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怀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为开辟中国现代化正确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实践探索和坚定信念，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非常有必要从源头上认真总结毛泽东对现代化道路的开拓性、独创性贡献，从而获得彰显“本和源、根和魂”的宝贵智慧和经验启迪。

　　一、明确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道路和现代化的方向，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后，才找到这条通往人民幸福、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近代以来，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运动，封建中国被迫裹挟其中，开启了“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纪元”。于是，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等方面对现代化道路的不断求索，但最终都黯然离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实践伟力，毛泽东深刻洞悉历史发展规律，认清历史趋势，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主张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扫清了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政治障碍，为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推进现代化建设、为将来“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国家基础和制度形态。

　　（一）主张“用革命的方法”实现民族大翻身和人民大解放

　　安定、理性的政治环境，是推进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反帝反封建双重革命任务的叠加，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始发语境是围绕“革命”的叙事方式而展开的，必须首先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冲决罗网”的彻底解决方式——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世界上被动挨打的处境，恢复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自主独立。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指出，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对于后发国家启动现代化建设尤其具有关键意义。

　　“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思路。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曾自问自答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使中国人民获得经济幸福。这就是说，只有通过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能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寻找独立发展的可能。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正确处理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把革命视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手段。对此，他指出，“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才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从而“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这一时期，毛泽东深刻地把握了“俄式革命”和“中国国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历史必然规律与民族价值目标的张力中探寻到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此后，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破除了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势力，使一盘散沙的旧中国“被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国现代化登台亮相创造了有利环境和基本氛围，为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提出建设政治自由、经济繁荣和文明先进的新中国

　　对于绝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启动越晩，国家的作用愈突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持续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并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一系列艰辛探索，为中国现代化事业设定了“建设一个政治自由、经济繁荣和文明先进的新中国”的明确目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积极领导并参与筹建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现阶段的任务是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未来任务是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系统性思考，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仅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擘画了壮美蓝图，也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框定了基本格局。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治层面上，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此时，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现代民主政治架构，开启了以民主化为核心的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初步探索。经济层面上，毛泽东指出，经济现代化建设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避免私人资本操纵国民生计。但同时要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强调必须合理使用“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使其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获得发展。对此，毛泽东创造性地作出了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独特设计，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革命的、进步的，“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应该继续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文化层面上，毛泽东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了民族特色在文化中的根基作用，为中华文化的科学化、大众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所谓“民族的”就是指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价值信仰，建立起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所谓“科学的”就是主张实事求是、开放包容、推陈出新的进取精神，既不颂古非今，也不菲薄历史；所谓“大众的”就是树立民主的文化旗帜，使民众成为“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阐明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坚持中国特色，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创建了独具特色的“民主主义制度”

　　现代化就是“从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于民主的愿景与希冀，始终致力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奋斗目标，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而不懈努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高扬人民民主旗帜，团结带领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创建人民政权、引领民主实践，探索建立人民民主主义制度，使得劳苦大众真正主宰起国家、社会和自己的命运，“彰显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亲民’特质”，为建立新国家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和基础。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就不断思考着未来国家制度建设的问题。1927年9月，对湘赣边界的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要求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开始了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初步尝试。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提出工农民主的政治主张，将人民民主以工农民主话语呈现于宪法性文献之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工农兵和一切劳苦群众享有一系列民主权利。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和解放，真正成为政权的主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后，要“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要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并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目标。此外，毛泽东提出，在全国范围实行民主改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把抗日战争和建立民主制度结合起来，把民主贯通在“三三制”政权建设、民众组织、官兵关系等各个方面，使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国内复杂环境和政权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深刻把握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内涵，提出要建立和采用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自此，全国各解放区按照指示要求，普遍以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取代参议会制度，并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48年1月，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可以看出，在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既成功地完成了“铲地基”的伟大使命，为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坚实基础，又接续奋斗，开启了“起房子”的第一阶段，为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制度前提。

　　二、确立了“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新目标

　　生产力发展是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共同表征。 在毛泽东看来， 中国的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发展先进生产力， 实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束缚， 中国工业化的程度非常低， 其中“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 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 面对如何能在一个人口众多、 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大国中推进现代化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基于深刻的历史反思、审慎的现实考量和科学的未来预期，把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以及持续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不同组成部分，不断破除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困局，并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试验和示范，指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依靠发展生产力奠定坚实经济基础，逐步实现由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一）明确了“工业化”是建国和强国的柱石

　　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因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起点，并且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之中。实现工业化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柱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支柱产业且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度里，毛泽东把握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要求，逐步认识到“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工业化无疑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和重要基础”，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也就没有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因而，实现工业化既是使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历史场域中摆脱落后挨打命运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愿景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基础。

　　20世纪20年代， 在国内思想界关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问题分歧不断的时代背景下， 毛泽东开始了对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大革命时期，他敏锐认识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明确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发展中国工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将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强调要尽可能发展基本的工业，以确保苏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外，他还将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主要任务之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将来向前发展过程中，它将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这一阶段，毛泽东带领党员干部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工业，先后成立了一批以军需工业为主的国有企业，还结合实际需求兴办了长汀樟脑厂、长汀造纸厂等公营民用企业，实现制烟、制药、造纸、织布等工业品的自给。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认为其症结在于“没有强大的工业”。他充分抓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号召全党必须“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在加强工业建设的同时，必须“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以此推动生产力获得发展，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一时期，毛泽东通过采用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方式，付诸实践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工业化建设之中。首先，要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及战争形势需要，中央军委在1938年3月正式成立军事工业局，统一管理边区军事工业，先后组建了多个兵工厂。其次，要重视培育民用工业。在毛泽东提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下，边区工业的生产管理逐渐步入正轨，纺织厂、皮革厂、造纸厂等民用工业企业在各地纷纷兴建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利用科技为发展工业化提供支撑，通过制定奖励办法、鼓励技术创新，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多次举办工业展览会，促进新技术的交流与推广，极大地激发了边区生产热情。此外，他还通过创办各类学校或培训班、提高技术人员的待遇、开展自然科学运动等方式，千方百计地培养、组织和使用科技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其中，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陕甘宁边区工业学校、卫生训练学校等纷纷成立，为边区的工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要求必须保护和恢复工业生产，不仅要“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还要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在重要性上，“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这些探索实践为新中国工业化的腾飞奠定了物质、技术和人才等重要基础和条件。

　　（二）阐明了农业近代化是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关键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愈演愈烈，大批由西方各国机械加工而成的产品涌入国内，导致中国传统手工业急剧衰弱，农业遭受巨大冲击，严重阻碍了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工业化发展，制约了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毛泽东指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而言，如果农业问题解决不好，工业化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识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批评“脱离工业、只要农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要求发展农业生产，解放农业生产力，改变农业的分散性和个体性特征，逐步使农业从旧式的、落后的水平发展到近代化的水平，解决农业拖工业后腿的问题，造成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重要基础。

　　具体内容为：第一，明确了土地改革是实现农业近代化的先决条件。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压迫统治，极大部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落后。毛泽东深刻指出，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不仅是中华民族被侵略压迫以及穷困落后的根源，还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解放农村生产力，从而造成“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到陕甘宁边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再到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带领广大军民通过土地革命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的社会变革，不仅解决了亿万贫苦农民最基本、最迫切的生存权问题，也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将广大农民凝聚成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巨大合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国家工业化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坚实物质条件。 此外， 毛泽东还科学预见了农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在他看来， 中国发展民族工业和建设现代城市需要经历“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而农民作为“中国工人的前身”和“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 通过土地革命获得了独立与解放， 为其转变为自由劳动力并转移到城市之中， 进而成为支撑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产业工人提供了条件。第二，提出了经过合作社逐渐集体化是实现农业近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毛泽东看来，实行土地革命，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农民所有，只是第一个革命，并没有改变几千年来农业一家一户的分散个体生产形式的性质。因此，必须找到一条正确途径，把农民从困苦中解救出来。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合作社经济蕴含的社会改造力量和社会主义意义。他认为，经过合作社是农民“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避免陷于“永远的穷苦”的唯一办法。初步实现了传统农业的现代改革，即“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使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合作社形式的集体经济模式。由此可见，毛泽东把探索农业现代化承载于农业合作化之中，促使中国农村“通过农业合作化开始显现出超越小农生产方式但又不同于西方工业化的现代性特征”。在毛泽东看来，合作社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代表了农业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努力组织、推广和发展。为此，他要求全党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采用变工队、换工班、互助组等农业组织形式，将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逐步组织起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强调了自然资源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生产力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是并行不悖的，良好的自然环境是社会再生产得以扩大的物质保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福祉。马克思曾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绝不是费尔巴哈机械的镜式反映，而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双主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认识到自然环境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独特的发展理念和持久的奋斗精神，自觉将解决生态困境同解决经济困境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对环境问题的理性关切与现实践履，不断带领人民群众在战乱与灾荒频发中开展各种生态建设，满足人民生存需要，实现生产力的跃升，推动经济向良性、可持续的方向迈进，摒弃了欧美等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大规模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的普遍模式，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探索和实践。

　　从青年时代的“新村”构想，到革命年代“从自然里得到自由”的认知，无不体现着毛泽东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克服水旱灾荒，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毛泽东进行大量社会调查，对各地的地理交通、政治、经济和生态等实际状况进行分析，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调查报告。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带领苏区群众开展了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规范林业资源等生态治理实践，在“赣水苍茫闽山碧”的环境中有效弥补了战争造成的生态破坏，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促进了苏区政权的发展和壮大。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之类的生态状况极为不满，认为其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柳、柠条，其枝叶可供骆驼及羊子吃，亦是解决牧草一法。同时可供燃料，群众是欢迎的。”1944年7月，他再次强调，要把植树作为合作社十大主要业务之一。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积极倡导开渠打井、修筑坝堰、科学耕作等措施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带领广大军民改善了自然条件，保障了生产供给，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同时缓解了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压力和发展压力。在实践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植树造林活动的制度化，在他的直接推动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规则》《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许多条例、规则，有效保证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毛泽东高度重视节约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生产需要节约、节约可以增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开展了节省运动，在红军和党政人员中废除薪饷制，实行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供给制，以“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全民族抗战时期，为了处理好“向人民要东西”与“给人民以东西”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毛泽东创造性地倡导了自力更生、精兵简政等取之于己的生产方式，同时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开展节约运动、施行节约政策，为解决战时财经困难和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解放战争时期，他明确强调，抗战时期提出的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 通过继续坚持贯彻厉行节约、 力戒滥用和浪费等方针， 为革命战争的需要和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充足的物资储备。 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也指引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源循环利用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和创造。

　　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引领发展实践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兴国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而其只有“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巨大的实践伟力。在多种理论比较和实践鉴别中，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本大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科学把握问题与主义的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把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引向胜利，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前行之路，为中国不可逆转地以全新文明形态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方法指南，为中华民族开启了走向风格独特、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

　　（一）走上了到达理想境界的独特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从历史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从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道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中国走向繁荣昌盛、走向高度文明，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避免了教条主义和僵化保守的窠臼，“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实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历史性飞跃，创建并示范了人民民主的制度，在有效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伟力的同时，也找到了一条植根中国发展实际、摆脱西方模式禁锢的现代化新路。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奉“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为圭臬，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严重束缚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现代化建设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此， 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指出，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初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鲜明态度。 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强调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随后， 延安整风期间， 毛泽东深刻批评了部分党员干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要求全党“把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上升到认识与实践、知和行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高度来理解”，形成了认识、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和原则，克服了教条主义对党的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影响和阻碍。

　　在长期探索中国现代化新出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观察时代变迁、研究中国国情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通过从中国社会历史状况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现实情况，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前瞻思考和准确判断，在中国特定的“物境”和“时境”中创造性地提出“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设计”，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要走出一条与欧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新路，也就是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中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同时这一期间还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著作，在不断探索国家建设规律，不断回答实践遇到的崭新课题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一光辉思想被后来的历史实践多次确证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扎实迈进，它引领下的实践创新不断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美好理想在中国落地、生根。

　　（二）厚植了“丰衣足食”的物质基础

　　物质富足是追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是人们一切历史活动和实践创造的“第一个前提”。近代以来，广大中国人民过着饥寒交迫、毫无政治权利的痛苦生活，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极大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致力于关心和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通过开展经济方面的工作，使广大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成为美好现实，同时满足革命事业的基本需要，不断厚植迈向现代化的坚实物质基础。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受苦受难的百姓充满同情之心，他在1919年7月《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明确指出，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而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必须重视发展经济，集中经济力量改良民众生活。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企图使苏区陷入“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绝境。基于此，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同中央苏区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是“改善群众生活、增强战争实力的极重要条件”，提出必须要“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以此改良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同时还应“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这一时期，通过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领导和推动工农业生产、对外贸易发展、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创办合作社以及粮食调剂工作等，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使红军战士“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使人民群众“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调动起来一切生产资源和劳动力，大大增强了苏区的经济实力。

　　延安时期，陕北地瘠民贫、灾害频发、物质供应能力弱，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生产自救，并强调指出，大生产运动是解决物质困难、推动革命前进的一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我们的斗争“就不能继续前进”。于是，以实现生产自给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也塑造了新的社会精神风貌，培育了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此外，毛泽东还广泛调研和阅读大量经济学著作，不断发展和创新经济建设的思想和模式，强调把经济建设作为党“整个工作的中心”，明确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首先，延续了中央苏区时期将农业生产置于经济建设首位的做法，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使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质的提升。同时通过奖励开荒、组织劳动互助等政策，使边区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其次，发展工商业，保障民生。在根据地实行“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促进了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边区经济大发展。此外，边区银行也通过提供各类融资支持，在业务上加强对私营商业的兼顾。同时设立了商业代办处，办理各种商业事务，有力地支持了边区商业发展。最后，构建稳定的财政金融体系。为克服战争难关和经济困难，毛泽东强调要“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通过建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摆脱了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金融控制，保护了边区经济的安全稳定。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为革命胜利和“物产丰盛、生活优裕”的新中国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丰富经验。

　　（三）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

　　作为思想遗产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必备要素”，“决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抛弃”。而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凝结与沉淀的思想精华，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中国历史文化沃土中根深叶茂，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科学的实践智慧和丰厚的精神滋养；同时还注重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创造、前进发展，开辟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使广大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坚持“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之穿上民族的衣裳，在熔铸古今中聚变出新的理论优势。在这一时空场域下，毛泽东化古为今之妙用，主动将中国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相融通，赋予了“实事求是”的创新性表达，使其在实践过程中成为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的思想武器，并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上开创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先河”，指引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以及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他还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行改造升华，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充分信赖和坚定支持。此外，他将与中华民族“自给自足”“自强不息”等优秀品格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确立独立自主基本原则，使中国摆脱对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依靠自身力量主动探索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独特道路。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积极适应历史节奏，朝着全人类解放的康庄大道永续前进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同时也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和精神风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脱胎换骨适应于现代中国所需，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在他看来，“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传统文化也需要经历一个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的过程，才能发挥其思想滋养、价值支撑的功能，承担起“旧邦新命”的历史使命。对此，毛泽东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强调要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之上，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在新文化的创造过程中，应在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上，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对其进行去芜取菁的文化批判和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大格局、大目标和大视野出发，始终把“人民”二字写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帜上，他积极推动革命文化运动、实行文化教育改革、组建革命文艺团体、创办各种通俗报纸，卓有成效地推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启蒙，解除了“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促进了人的个性解放，使“人”向自由的有意识的“人类”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也正确解决了民族文化复兴与新文化创造过程中吸收与继承的问题，以守正创新的历史文脉为推进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不竭动力。

　　四、结语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领导人民走向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充满荆棘与坎坷，遭遇各种风险和挑战。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自觉的姿态”化危机、闯险关、应变局，不懈探索、开拓造福于全中国人民的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遵循客观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通过坚持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努力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胜信念和斗争精神，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用使命和担当、用牺牲和奉献、用忠诚和坚韧，在危机中育新机、在逆境中辟新境，扭转了任人宰割的历史境遇，开创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局面，为自立自强探索和推进中国现代化道路积蓄了现代领导力量，凝聚了人民主体力量，赋能了革命精神力量。

　　（一）坚持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的现代化是政党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 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纷纷走向失败， 从主体层面而言， 主要是缺乏强有力的现代政党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这是毛泽东基于长期探索对实现中国现代化总结出的本质性规定。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前往井冈山期间，毛泽东首创性地实施了“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在此后的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始终注重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与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通过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制定一系列党内法规，包括《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维护和强化了党中央的权威，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1日，为了有效破解各根据地被日伪分割包围的状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简称《九一决定》），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据此，全党进一步巩固起坚持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解放战争时期，为确保军队的统一指挥和行动，最终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定期向中央作报告。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有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此外，毛泽东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在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已将其视作一项“伟大的工程”，并且成功领导实施了这一伟大工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党政军民学筑牢了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根基，不仅有效解决了政治权威的统一问题，获得了进一步推进和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权，同时也建设了一个“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全国性大党，使中国共产党逐渐具备起“革命和建设新国家的伟大的领导能力”。

　　伟大的政党引领伟大的事业。毛泽东指出，正是因为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才能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才能实现中国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坚持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探索，为把党锻造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实现从“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转向“主动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努力追梦圆梦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

　　在中国现代化的鸿篇巨制中，人作为创造者，是能够“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核心要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看到了人口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充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激发人口优势和潜能，发挥人民的主动精神，从而获得创造历史伟业的群众条件和主体力量。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绕不开如何有效整合人口资源这一问题。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认识到民众联合和依靠民众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组织建立合作社，在经济战线上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实现群众“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此外，他还建立服务于工农群众的新金融制度，集中群众的剩余资金，从制度上调动和激发了群众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延安时期，他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强调“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指出，要想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必须“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让人民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福利。对此，毛泽东从土地、劳动到柴米油盐等问题出发，要求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政策等，同时还进行医疗卫生改革等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促使党与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的信任桥梁，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困死”“饿死”抗日军民的阴谋，摆脱了根据地严重的生存困境，也凝聚起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人民齐心共建、休戚与共的整体性合力，成为“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保卫和巩固解放区，毛泽东发起并领导减租减息运动，力图使广大群众在运动中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下《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深刻批驳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基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人口论视角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悲观论调，并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而对于“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致使中国毫无出路的谬论，已经被“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人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依靠主体和力量源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一切谋划、一切奋斗、一切创造，都是基于人民利益驱动的发展逻辑，不断实现对“人的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为“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作出了开创性探索。

　　（三）保持和发扬斗争精神

　　斗争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中国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梦想和追求，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 其间必然会伴随着各种艰难险阻、 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挑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号召全党要“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带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在破解危机困局中求得生存发展、 在应对低潮逆境中走向光明。

　　同危机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首个生死存亡的重大风险考验。在复杂的斗争局面和严峻的生存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继续战斗了”的斗争精神，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成功带领革命队伍以弱抗强、化危为机，在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探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带领红军坚定革命理想与必胜信念，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斗争本领，与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作斗争、与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以革命到底的勇气与魄力，与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作斗争，胜利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延安时期，革命形势复杂多变，有数不清的突发突变危机。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使全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一道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过硬的斗争本领，直面亡国灭种的严峻危机，成功应对了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等重大风险挑战，有力化解了被困死、被饿死、被解散的生存困境，经受住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

　　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因而必须时刻发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的斗争精神，为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不断把美好愿景逐渐变为现实，推动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带领全党和人民群众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开辟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其间所蓄积的信念、智慧和力量， 转化为接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源和历史经验， 为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创性贡献， 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历史基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毛泽东曾指出：“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目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活剧正在渐入高潮，“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新时代新征程上， 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发扬斗争精神， 继承好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同德、奋勇前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马朝琦系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侯鑫，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