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讲的是毛泽东同志与报纸的故事，生动展现了他如何将阅读化为革命利器。从青年时代省吃俭用订报，到战争中冒险“抢”报研判敌情，再到哈达铺从报纸发现陕北根据地，他始终把报纸当作洞察时局的眼睛。对他而言，读报不是消遣，而是“间接的调查研究”——透过文字表象抓住事物本质，作出精准决策。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止于阅读，更善于办报用报。从挥汗创办《湘江评论》，到亲笔撰写《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把报纸变成了唤醒民众、指导斗争的喉舌。这份对信息的渴求与实践的智慧，今天依然启发我们：真正的力量，在于从纷繁信息中洞察本质，并将其转化为改变现实的行动。
在舆论工具中，报纸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毛泽东年轻时，便胸怀世界，心忧天下。他通过读报了解国内外大事。他曾经回忆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约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毛泽东的这种读报习惯带到了革命队伍。
在战争年代，他利用各种渠道搜集报纸。通过报纸，了解信息，分析现象，把握本质，指导革命。1929年初，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急需判明尾追的敌人和瑞金城内敌人的动向，以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为此，毛泽东派部队到瑞金城内去“抢”报纸。部队冒着极大的危险抢到了一批《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和广东、上海、福建、江西的地方报纸。毛泽东得到这些报纸后非常高兴，他仔细阅读，并经过分析，印证了关于敌人的实力、动向和企图。他同朱德等领导商定，利用大柏地以南十里左右的地形，把追赶红军的敌军诱入“口袋”阵，速战速决。由于情报准确，准备充分，红军取得了这一仗的全胜。
毛泽东把读报看作间接的调查研究。他曾说：“问题的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报纸三项着手研究。”1935年秋，红军突破甘南的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9月18日到达哈达铺。9月21日，毛泽东到达这里，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找到所有能找到的报纸，认真阅读。从报纸中发现《晋阳日报》《大公报》都报道了陕北“赤化”的问题。据此，毛泽东判断在陕北有红军力量的存在。经研究决定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
毛泽东不但借读报，了解天下大事，进行间接调查研究，作出重大决策，消灭敌人，夺取胜利，而且利用报纸，阐述革命道理，指导革命取得胜利。1948年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为了争取苟延残喘，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玩起了“和平攻势”。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亲自写了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敌人，教育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每到关键时候，毛泽东以神来之笔，总结历史经验，阐述深刻道理，鼓舞士气。
不仅要读报，有条件还要办报。毛泽东投身革命后就把办报纸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他办的最早一份刊物是《湘江评论》。为了办好这份革命的刊物，毛泽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周世钊回忆说：
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主席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写稿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文章写好了，他又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叫卖。
毛泽东成为领袖后，他更加重视新闻报纸对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作用，一刻也不曾忘记利用报刊这个武器。当红军战士从前线缴获敌人的报纸，他不仅自己阅读，而且还亲自编成新闻简讯，发给大家阅读，使大家了解时局的变化，耳目不致闭塞。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报纸杂志的作用。1939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的参考材料。”同年12月，他又为《新中华报》题词：“把新中华造成一支抗战的生力军”。
1942年4月，《解放日报》改版，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应邀出席发表讲话。几年后，即1948年4月，毛泽东从陕北转战渡过黄河，途经晋绥根据地，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讲话，要求各部门“好好利用报纸”，要把这作为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在报纸上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同群众的联系，通过报纸最快捷地使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同人民群众见面。
报纸是一种舆论工具，一个领袖，一个成功者，都要善于利用这个工具。当然，时代发展到今天，舆论工具更多，除了报纸以外，还有电视、多媒体等，人们要走向成功，这些新闻媒体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上文摘自雷国珍、吴珏所著的《毛泽东大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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