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的生成既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契合相融的结果，又是毛泽东个人情怀抱负与落后社会现实碰撞激发的产物，更是党的调查研究对民生实践发展砥砺升华的结晶。延安时期，毛泽东紧紧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精准把握民生与生产、民生与时局两对重要关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项工作方法，统筹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艺术、医疗卫生四个关键领域，形成较为全面的民生思想。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应继续坚持党对民生工作的领导、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建设服务民生的干部队伍、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民生事业。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13年的光辉历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民生为大、民生为要、民生为先，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民生思想。作为党领导民生事业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延安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生动诠释，其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对新时代党的民生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的生成逻辑
任何科学的思想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要经历一个从萌芽到成长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进而逐渐形成健全的体系直至成熟完备的过程。延安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是在综合因素的辩证统一中生成和发展的，既具理论深度，镌刻着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追求;亦具伟人情怀，彰显了毛泽东个人在落后社会现实中对中国民生问题的深刻思考;更具有实践广度，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
(一）把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契合相融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系统洞察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民生问题，以现实的人为民生视域中的逻辑主体，指明“现实的人”的需要是民生的起点，“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生产是满足民生需求并创造历史的前提，进而引领实现人的解放这一解决民生问题的终极目标。诸如农民生存、国民生产、市民生活、人民生活等相关概念，以及“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与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相关表述，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列宁在带领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民生实践中，系统阐发了其民生思想，认为解决民生问题“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因而无产阶级政党要着力关注和维系民生，从关怀民生的角度制定并实行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为解决民生问题创造物质基础前提。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和实践主张都体现了对人民在历史发展和社会构成中根本性地位和作用的高度重视，彰显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千古不易的政治定律和历史法则。上古时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要民心稳定，国家就会安宁；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深刻警示，指出君主与百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唐太宗李世民“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治国经验，强调君主应该以民为本，不能为了个人的享乐而牺牲民众的利益;近代仁人志士“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的疾呼呐喊，主张君主的权力来源于民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
毛泽东在思考和探索近代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过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元素，并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一方面，他认为人民既是实践主体，又是价值主体，摒弃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赋予了传统民本思想以时代特色和无产阶级政党属性的内涵；另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内核与合理元素为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文化滋养，确保在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民生事业领导的同时，始终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为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使其广泛参与到党的民生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
(二）毛泽东个人情怀抱负同落后社会现实的碰撞激发
延安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毛泽东个人的情怀抱负。“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落后社会现实迫切需要伟大思想指引民生改善的实践进程。随着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殖民掠夺和侵略扩张，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外求学的青年毛泽东逐渐接触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思想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然而随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考察更加深刻，毛泽东意识到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积重难返的民生问题，农民的贫困地位以及社会的民生问题，需要先进政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与解决，同时要动员和凝聚起千百万人民的力量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洪流中来。
20世纪初，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对种种落后社会现实的真切体会促使毛泽东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开启了毛泽东对民族复兴之路的矢志探索。在悼念亡友的五言古诗中，毛泽东写道：“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思以及洗雪国耻、挽救危亡的远大抱负。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指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有感于强权者对人民利益的盘剥，他指出强权者是“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1925年，毛泽东在充分调查农村农民生活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此后，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毛泽东始终心系广大人民疾苦，矢志坚守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对解决民生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
(三）党的调查研究对民生实践发展的砥砺升华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坚持实地调查研究是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就不断倡导并践行的一种认识方式和工作方法，他受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等思想的影响，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毛泽东以掌握中国社会状况、各阶级矛盾以及制定和调整革命根据地政策策略等为开展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建党之初，他脱下知识分子的长衫，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为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他三赴安源进行调研，将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诉求转化为清晰有力的斗争目标，推动工人斗争最终取得完全胜利。大革命时期，为了解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消除党内部分同志对农民运动的成见，毛泽东对韶山等地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地调研，深刻认识到要着重关注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对中国社会民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写成调查研究报告，逐渐形成对中国革命、红色政权建设等现实问题的独立判断和政治主张。经过在中央苏区所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毛泽东写就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光辉篇章，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
在延安时期民生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深入基层社会做调查、分析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生动情况，是制定政策的最佳办法。在组织领导开展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走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着力扫除主观主义作风，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年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调查研究局局长和政策研究室主任，党的调查研究逐渐升格为制度化工作，为制定行之有效的民生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撑。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调查团赴甘泉等地进行农村调查，了解民生实际;张闻天就如何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以适应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行了著名的“晋陕调查”，撰写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史上的典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了党对根据地具体实际的了解与把握，并助力各级政府进一步制定和实施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方案。实践是理论之源，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实践，展现出鲜明的历史主动性、强烈的革命实践性以及策略方法的科学性，为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的主要内容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国情，密切联系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精准把握民生与生产、民生与时局两对重要关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项工作方法，统筹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艺术、医疗卫生四个关键领域，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民生思想。
(一）坚持一个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形成于延安时期党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过程中。自1939年2月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首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到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系统阐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再到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入党章，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基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秉持“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毛泽东在各民生领域始终强调和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对党员干部之间存在的忽视群众工作、使群众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明确指出：“共产党只有进一步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当前时局的危机，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指示下，为人民服务逐渐成为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的共识。1942年，毛泽东重申列宁关于“文艺创作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创作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要准确定位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受众，即“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生产力标准”相结合，强调：“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而且只有根据生产力标准，消灭侵略者，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新中国，“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同时，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号召广大党员要“关心工业”“关心经济”，“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二）精准把握两对重要关系：民生与生产、民生与时局
延安时期，毛泽东基于各根据地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迫切需求，精准把握民生与生产、民生与时局的关系，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其一，民生改善与生产发展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发展是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的基石，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生产发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全国范围内的抗战爆发以来，尤其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各根据地内部经济负担和外部军事压力愈加严峻，中共中央意识到革命斗争进入更艰难的阶段，亟须开辟财源，缓解民众负担。毛泽东等领导人号召党员干部把经济工作作为首要工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士兵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参加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坚持农业第一的方针，采取了发放农业贷款、改良农作物品种、动员开荒等方式，发展出各种劳动生产互助合作形式，实现农业增产增收，创造了“1940年—1942年，全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1943年，边区生产粮食184万担，除消费外，尚有节余”等成绩，极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另一方面，抓民生就是促生产，“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只有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才能激发其革命与生产热情，进而形成推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党在广大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和民生建设的积极性，维护了经济社会的秩序稳定。
其二，民生问题与时局演变息息相关、相互牵动。一方面，延安时期时局的演变对民生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党基于不断变化发展着的革命形势，适时制定涵盖农业生产、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在内的民生政策。面对内部物质匮乏与外部军事压力，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为解决“鱼大水小”所带来的财政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力行精兵简政，通过开源节流、减少脱产人员，显著降低了公粮征收数量，减轻了人民负担，发展了生产。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党调整土地政策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既扶助农民，又最大程度团结了各革命阶级。抗战胜利后，党适时发布“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调整为“耕者有其田”，进一步争取到广大农民对革命斗争的支持。另一方面，民生改善关系社会安定、政权兴亡。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党在解决民生问题和加强社会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不仅提高了党的威望，提振了根据地广大军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的信心与勇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向外界传递了强烈的信号，即通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可以克服长期抗战中的困难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例如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通过对延安的实地考察，陈嘉庚看到了延安民生发展、军民团结、吏治清廉的真实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勤劳朴素、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的救国救民的先进政党，其支持抗战的意志和行动愈加坚定，极大地鼓舞和带动了广大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三）坚持三项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也深刻体现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的三项工作方法。
首先，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延安时期党认识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要求。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首次使用“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当时，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与国民党的封锁，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发布减租减息决定，果断调整土地政策，领导开展契合实际的生产运动，使军队和人民群众逐渐度过艰难时局。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指出实事求是“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随后毛泽东又针对党员干部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写下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全体党员“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真正关注社会现实并认识到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差异和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为全党同志在正确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指引下推进民生工作提供了指导。在毛泽东“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态度下，党针对根据地民生领域棘手问题所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取得显著成效。具体来看，对农村经济状态的实际调查，使党对土地问题、农村农业等问题的认识更加客观全面;对根据地教育状况的实际调查，使党认识到儿童辍学率较高、教育资源不够充足等突出问题；对妇女生产生活的实际调查，使党明确了边区妇女工作的核心和关键是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在生产劳动中提高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
其次，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延安时期党解决民生难题的重要法宝。一方面，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以“一切为了群众”为推进民生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党充分发挥组织、引领与帮扶作用，带领群众投身生产发展实践，致力于提升民众物质生活水平，并持续推动人民群众政治素养的培育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以“一切依靠群众”为汇聚力量应对艰难时局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强调：“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党勇于并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中发现、了解民生问题，并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民生方针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民生建设的实践进程。
最后，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延安时期党维系和发展民生所秉持的重要原则。面对异常严峻的斗争形势和经济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一不依赖国际援助，即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所强调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在争取外援的同时，毛泽东更加强调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全体人民的创造力来推动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二不依靠国民政府发饷，而是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自强不息，生产自救。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政府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持后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愈加困难，党和边区人民绝不向困难妥协，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下，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来解决物资短缺问题。三不加重人民负担，绝不盘剥压榨人民、损害人民利益，而是尽可能地减轻人民负担。如在征收救国公粮时，毛泽东了解到农民负担过重、群众有怨气，告诫全党绝不能沾染国民党的作风和旧官僚的灰尘，要“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用百分之十的精力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
(四）统筹四个关键领域：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艺术、医疗卫生
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艺术、医疗卫生是与人民群众生活福祉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方面，也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关注的关键民生领域。
首先，发展经济是维系民生的物质前提。毛泽东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强调要关注包括土地、劳动、柴米油盐等在内的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使群众“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下设财政部、粮食部、土地部、国民经济部等部门，随后又实行预决算制度以监督政府财政方针的实行，使财政预算能够真正落实到民生领域，体现了党对发展经济的高度重视。1936年，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交谈时强调，要建立一个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要任务的国防民主政府。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指出“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是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之一。1939年，面对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各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期《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民主施政纲领》制定了涉及工农业生产、保护自由经营等内容的经济政策。1942年，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强调:“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为推进总方针的实现，党制定了一系列兼顾农、工、商、畜牧等各方面保障经济发展与生产供给的具体方针。
其次，民主法治是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依托和稳固基石。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概念，强调要“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在延安时期民主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多个层面皆进行了重要探索，不仅通过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建议，尽可能就民生政策达成共识，使党和政府的民生政策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诉求；而且通过民主选举选出密切联系群众，清正廉洁作风正派且具有一定办事能力、切实解决群众困难，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好干部。同时，毛泽东强调“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以人民监督有效推动了各根据地民生政策的落实和执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等专门的人权保护法规付诸实施，使延安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保障和促进人权事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最鼎盛时期之一。正因如此，陕甘宁边区得以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
再次，文化艺术是促进民生的重要方面。延安时期，毛泽东带领全党“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致力于把“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鲜明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以革命的思想文化运动推动革命的实践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文化艺术蓬勃发展，通过《关于充实和健全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等指导和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广泛吸收文化工作者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建立与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文艺协会、文学社团、戏剧社团等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以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推动民生事业的发展。
最后，医疗卫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关切。延安时期，为应对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和艰巨繁重的防疫任务，党在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卫生工作基本方针基础上，逐步构建起较为健全的医疗卫生网络，不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有序开展。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明确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卫生展览会上亲笔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在边区文教大会上强调必须动员一切中西医和药铺认真为群众服务。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号召：“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展现了伟大革命领袖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与杰出高超的领导水平，蕴含着党始终赢得人民支持和拥护的秘诀，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实现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热切呼声，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的生动体现。这一思想历久弥新，对新时代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事业具有重要启示。
(一）政治保障：坚持党对民生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坚强政治保障，是我国民生事业的坚强领导者、顶层设计者和方向引领者。坚持党对民生工作的领导既是延安时期毛泽东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夯实治国之基的必然要求。
首先，坚持以党的领导推进保障民生的各项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等现实问题，作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的重大制度安排，并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对“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进行战略部署。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加强党对民生工作的顶层设计，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等事关民生的改革领域持续发力，并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保障民生的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
其次，坚持以党的领导维护发展民生的良好内外环境。民生发展需要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在新的历史方位下，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民诉求日益多元等新形势新问题，党必须科学研判我国民生建设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及所处的发展环境，基于国内外发展大势与民生需求的现实变化，及时调整民生纲领和民生政策，同时提高学习能力，增强领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
最后，坚持以党的领导保证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党保障和发展民生的目标所在和不懈追求，“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决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二）动力源泉：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
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的：“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站稳人民立场，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的首创精神。
首先，坚持人民群众是民生建设的根本落脚点，做到民生建设为了人民。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着更加多元丰富的民生内容，在收入分配、就业创业、衣食住行、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有了新的更高需求。因此，必须落实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战略要求，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的精神实质，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使党的民生政策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现实需求，并且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民生是否得到改善作为检验党的民生工作实际成效的根本标准。
其次，坚持人民群众是民生建设的实践主力军，做到民生建设依靠人民。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力量。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深刻回答了党百余年来领导民生建设的动力源泉问题。因此，要充分尊重并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针对民生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做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了解民意、集中民智，不断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活力与创新潜力，引导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民生实践中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最后，坚持人民群众是民生建设的成果享有者，做到民生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既要通过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切实稳定就业促进就业等让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又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体落实到制度设计、政策制定、执行监督、效果评估等方面，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重要保障：建设服务民生的干部队伍
建设一支服务民生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破解民生困境的重要方法，也是新时代助力党的民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首先，坚定党员干部服务民生的理想信念。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来自不同领域，也存在阶层出身的差别，思想认识参差不齐，部分干部缺乏马列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革命实践的磨炼，缺少服务群众的宝贵精神品质和为民情怀。为此，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推动全党上下形成“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优良作风。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在“保民生”等方面“多上心、多用心”。因此，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其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夯实思想根基，锤炼服务群众的担当进取精神，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确保在面对民生领域困难挑战时，能够始终做到锐意进取、担当有为。
其次，提升党员干部服务民生的素质能力。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强调要着力解决党员干部队伍的“本领恐慌”问题。新时代，不断推进具有更多新的时代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事业，必须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服务民生的能力本领，推动党员干部在为人民服务中提高学习能力，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高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和改进为人民服务的措施、方法等；提高创新能力，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人民所思所想所需所盼，大胆创新创造；提高引领能力，旗帜鲜明地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提高战斗能力，在大是大非和困难诱惑面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最后，强化对党员干部服务民生的监督力度。延安时期，党坚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贪官污吏、加强廉政监督，着力打造“廉洁勤俭政治的模范区”，使党的感召力及其领导的民主政权的公信力显著增强。新时代，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监督工作的重点，针对民生工作中存在的党员干部作风等问题开展监督检查，针对民生项目、资金及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等开展严肃整治，强化监督举措和力度，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在民生工作中不被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所侵蚀。
(四）精神基因：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之源，是党领导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重要精神力量。延安时期，面对党政军民在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坚定地向全党发出“自力更生”的号召，勉励全党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为克服困难挑战凝聚了信心和力量，也把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镌刻于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伟大实践中。新征程上，机遇与挑战并存，民生领域存在着诸多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和难题，亟须党领导人民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着力攻坚克难，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事业的辉煌篇章。
习近平指出：“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攀登，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磨炼百折不挠的意志，深刻认识到问题与挑战是前进道路上的常态，于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事业中不断汲取顽强斗争的精神力量，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应对好每一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风险挑战；要运用善作善成的智慧，深刻认识到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埋头蛮干，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民生领域重点难点，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着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深入民生一线审视自身工作的不足，分析短板形成的原因，以新方法破解民生领域的新问题、以新思路谋求民生事业的新发展、以新眼光把握民生发展的新机遇；要发扬久久为功的韧劲，深刻认识到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伟大实践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坚决避免出现违背群众意愿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既要从阶段性的成绩中积累信心，又要时刻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实施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作用更直接、成效更明显的政策措施，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真正把惠民生、促发展的措施落到实处，在一个又一个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领域实现接续突破。
（作者：杜长庆，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闫长丽，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理论导刊》2026年第3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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