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毛泽东 勇“破心中贼”

　　——读《一山放出一山栏 红楼梦与毛泽东的人民史观》

　　在人类社会，人与人，乃至国与国之间，不被理解，轻则造成关系失和，重则可能造成各种悲剧，乃至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包括党政高层，对毛泽东的认识理解，特别是对其晚年思想和决策的不同的认识理解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曾几何时，尤其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老人家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甚至长期跟随的笔杆子，一些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像是约定好了似的，齐声指责老人家犯了严重错误，什么“骄傲自满，搞个人崇拜”啦，什么“独断专行，破坏民主集中制”啦，等等。

　　自此之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前十余年，历史虚无主义猖獗，突出表现为对毛泽东的全方位否定，乃至毫无良知的谩骂诋毁、污蔑丑化，进而全面否定亿万人民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意气风发、筚路蓝缕建设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实践。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进，老人家当年宁可粉身碎骨也要全力防范和打击的党内走资派、腐败分子、官僚主义者等“黑天鸽”，早已变成了尾大不掉的“灰犀牛”；老人家担忧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预言在列宁故乡早已成为血淋淋的事实。人们开始慢慢理解老人家当年的谆谆教诲和开出的苦口良药，反思老人家为什么能够“早看50年”，反思当年的党内高层和知识精英们为什么不能理解领袖的谆谆教诲和良苦用心。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的《一山放出一山拦 红楼梦与毛泽东的人民史观》，从毛泽东品荐《红楼梦》的观点着眼，以时间为轴，夹叙夹议，深入理解、解读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心路历程，深刻阐述毛泽东的人民史观，尤其可贵的是对老人家诸多被认为是错误的思想观点，给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述，较好地解答了上述人们不断反思的问题，是一部难得的有良知、良心和勇气的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佳作。

　　一、为毛泽东经济思想辨诬。

　　如前所述，一个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猖獗，突出表现为对毛泽东的全方位否定。一些打着学术探讨、历史研究旗号，全面否定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书籍文章，至今仍然大行其道。作者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对上述错误观点进行有力批驳，为毛泽东经济思想进行有力的辨诬。

　　（1）关于人民公社制度及实践。

　　作者通过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农民思想的论述，指出毛泽东对新中国建设所持基本立场有两个逻辑支点：一是农民绝对不能回到分散状态，必须提倡农民组织起来。分散就没有力量，分散就会造成新的分化，新的分化就意味着剥削和被剥削的重新出现。农民组织起来的基本前提是土地的废私归公。二是面对新中国建设的艰巨任务，要“使广大农民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组织起来”，而且“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是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

　　回望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思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度极其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封建迷信及各种丑恶现象的沉渣泛起，毛泽东上述思想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试问毛泽东宁愿自己摔得粉粹也要坚决守住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底线，何错之有？几十年来被树为改革典型的小岗村最终不也是靠集体制度的作用才富起来的吗？要说毛泽东有错，我认为错就错在“早看50年”!

　　所以，作者感叹“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如此宏大，党政管理体系从总体上很难完全理解和跟上他的思想认识，行动上自然更难自觉执行”。关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及其在全国的推广。作者认为，主要问题是“缺少整体的经验、能力、制度、人才”“人民公社热潮来得太快、势头太猛，毛泽东也几乎控制不住节奏”。

　　作者指出，人民公社制度“虽然显得成本极高、遍体鳞伤，但它支撑新中国在十分恶劣的国际环境下骨骼生长，甚至还算强壮发育”“人民公社制度的谢幕，是在波澜不惊中发生的……而后来新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也是在人民公社的躯体中生成和发展的”。

　　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客观公正、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读懂了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看，并不存在什么“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作者还引用张乐天先生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对人民公社的评判：人民公社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恰恰是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土地制度给后公社时期的中国农村的发展打上了独一无二的中国标志！人民公社时期创办了社队企业，至少在沿海农村，恰恰是这种别具一格的企业为改革开放时代经济的腾飞提供了经济与制度的前提！人民公社时期建立的完整的、运行有效的党政权力体系，现在，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假如你认真考察一下那里党组织的权力机构、结构与运行方式，就可能透过现代化的词语与符号，看到人民公社的影子！”这“三个感叹号”的评判，既客观地肯定了人民公社制度在共和国发展史上的积极作用，又科学地揭示了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发挥的独特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作用。由此可见，毛泽东为人民公社制度推广和完善倾注的巨量心血并没有白费。

　　（2）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一些专家学者乃至一些高层党政干部出于种种原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无休止的脱离历史实际的口诛笔伐，并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头上，说什么毛泽东不懂经济、主观臆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正确、教条化，等等。

　　这些论调，明显违背“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作者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党史观，通过深入研究，指出：毛泽东是真正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不迷信市场、不迷信计划，只相信群众。他不迷信市场是因为他不相信资本，对于资本追求无限增值的天性和必然带来贫富分化的政治后果，他强烈排斥、严加防范；他不迷信计划的背后是不相信官僚体系，对于官僚体系追求“利益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天性和必然形成权贵阶层的政治后果，他十分警惕、十分反感；他只相信群众的背后有其特定的哲学立场、特别的实践经验、特殊的情感归属。

　　看看当今两极分化和官员腐败的现实，任何人，只要还有些许良知，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作者还提出，毛泽东是党内最早对计划经济进行反思的高层领导。他指出，计划是意识形态。而意识是对实际的反映，对实际起反作用。这种计划意味着要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而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应该说，毛泽东比后来的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们更早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先天不足和问题。由此，他对照抄苏联的做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不断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面经验教训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以放权基层和发动群众为“经”，以加强管理和集中整顿为“权”的经济建设认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建设呈现出放权、收缩，再放权、再收缩的波浪式发展特征，完整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始终没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认识和实践为此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使我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能够更加顺利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据此，作者严肃地提出：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将毛泽东时代划入实行僵化计划经济体制的行列，毛泽东本人甚至还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疑者、反思者。

　　作者还进一步分析提出，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是在市场和计划之外另辟新径：他排斥市场理论，不能见容于资本势力；他排斥计划模式，不能见谅于官僚体系；他动员和组织群众是依靠精神激励而不是物质刺激，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有限，他很难得到一部分群众的理解；那些政治投机分子和冒险家、野心家借机逢迎、借势胡来，又使他背负不少政治责任。故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资本、官僚及一些专家学者，甚至一些群众，都对毛泽东有深深的误解、甚至强烈的偏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晚年忧心忡忡的问题不断出现和蔓延，人们越来越理解毛泽东的忧虑，越来越敬佩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深刻远大。

　　为此，作者鲜明地提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根本就是信口胡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近6倍，财政收入增长近20倍，总人口增加80%，人均预期寿命翻番，在一穷二百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二、为“文化大革命”探源。

　　（1）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动因。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动因最早源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成员之间关于经济政策的分歧。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都谈及此。

　　作者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分析，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观点看法。如作者认为，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的热烈气氛使要求单干的主张和变相分田的行动汇聚发酵，不断冲击毛泽东的政治红线：不但他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调研后主张“包产到户”，陈云也主动阐述“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等其他领导虽未必直接提出，但大多也是赞同这些意见的。这些冲击到前面讲到的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建设的“两个逻辑支点”，即势必影响农民的集体化组织、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势必影响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大局。

　　作者认为，1962年党内的政治岐见，是一种看似不经意、实则带有历史必然性的认知错位性分歧。……本质上讲是彻底摧毁旧中国经济基础并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公有制之后，“社会集体不适应”和“社会本能反弹”在党内较为激烈的反应。“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思潮”这些情况的出现，虽然可惜、可叹，却又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当时全党都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以中国十分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数千年的私有制基础和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生产关系一下子调整为公有制之后，必然出现“全社会集体性不适应”。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亿万农民来说，仅仅是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变成“敲钟出工、集体生产”，就是一场深刻的生活方式革命；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一下子掌握了集体化的全部社会生产资料，需要合理安排成千上万人的生产活动，怎么使用和运用这种权力，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作者的上述分析应该说非常契合当年党内和整个社会的实际，不要说那时建国才十多年，实行人民公社集体制度更是只有三、四年时间，就是再过十年、二十年多数党员干部还都十分不适应。不然，也不会有小岗村这一“农村改革典型”的大红大紫。

　　作者进一步深入分析指出，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者的出发点很简单，主要是三年困难时期教训确实惨痛，他们认为必须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只要能够渡过眼前难关，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本能反应。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想法恰恰契合当时党内一部分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失去革命目标的人想要停下来踹口气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恰恰是毛泽东“决不当李自成”所要防范批判的对象。使作者感叹不已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剑锋是指向文化、指向人的，是要在取得政治经济领导权后，解决思想文化上的领导权、主导权的，但究其初衷和目的，却是为了确保公有制生产关系不反转，确保发展生产力的方向不偏离。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反复强调“文化大革命”对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十分重要、十分及时的主要原因。

　　从作者的上述分析，我们很难得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样的结论。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早看50年”，用作者的话讲，就是毛泽东与党政高层之间存在“认知错位性分歧”；是“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2）全面辩证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作者指出，面对当年“理论务虚会议”前后来势汹汹的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顶住了这股歪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11月下旬黄克诚作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讲话指出：“毛主席晚年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

　　黄克诚的讲话对当时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作者认为，现在看来也只是讲出了一半的实事和原因，即毛泽东主观愿望的一面。而另外一半，即毛泽东“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的客观效果如何，他没有提及。作者强调，而这才是必须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事实和原因当中更为重要的另一半，即毛泽东通过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探索，为新中国注入了追求进步、自主创新、组织起来、注重公平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气质。

　　作者坚信，这才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始终保持强劲活力，避免走向僵化封闭的苏联式官僚主义老路，在苏共和苏联政权垮台的巨大冲击波面前，能够稳住阵地，再开新局的社会基础；也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绝不走西方划定的资本主义邪路，在美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凌厉攻势下，能够保持强大政治定力、“风景这边独好”的社会基础。针对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实践探索的代价过于沉重，作者在深刻反思和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大脉络、大理路的基础上，形象地指出：中华民族在近代已经沦落为一个“超级学渣”，“超级学渣”要完成对“超级学霸”的逆袭，怎么可能在舒服自在、轻轻松松中实现，那必然是要经历一番寒彻骨的。

　　为此，作者还进一步形象地解释：如果我们将4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看作漫天绽放的礼花、看作一次学渣的逆袭，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探索就是在研制这礼花本身、就是那番寒彻骨，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些礼花研制过程中的一次冒险，就是学渣发奋路上的一段废寝忘食和通宵苦读。没有研制实验，礼花绽放的效果就难以保证，而研制实验往往伴随着风险和代价；没有废寝忘食和通宵苦读，就没有成绩的提升，而苦读也会给身体造成伤害，甚至可能带领疾病。这就是历史的悖论，也是历史的逻辑。

　　著名反腐败学者邵景均《新中国反腐败简史》谈及毛泽东领导1956年至1976年反腐败斗争的教训时的一段话对今天我们如何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很有教益：“这些教训值得后人记取。但是，即便对这些‘不足和缺陷’也必须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彻底否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从来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三、为毛泽东时代正名。

　　作者充分肯定毛泽东为党、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对企图通过否定毛泽东搞垮共产党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嗤之以鼻，指出，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在全党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享有崇高威望。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政治象征，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和复兴的重要精神源泉。国际国内总有一些组织和势力，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存在极端的憎恨仇视。这种憎恨仇视，在更深层次和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和世界上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政治影响，及其产生的影响在反压迫、反剥削方面所发挥的无可替代作用的内心恐惧。他们对毛泽东百般攻击诋毁和下流谩骂，企图极力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攻击毛泽东思想，甚至无中生有地向毛泽东大泼脏水，极尽污蔑造谣之能事。作者极其自信地指出，历史肯定会让这股势力失望、绝望。因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相比，这些势力不过如“几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他们永远都是极少数人的代表，他们的企图和声音，终将被人民群众衷心爱戴毛泽东的热潮所淹没，他们秉持的英雄史观，早已是“一朝春尽红颜老”，终将会“一朝漂泊难寻觅”。

　　作者为毛泽东时代正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丰功伟绩。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宏大深远、他的革命实践更是波澜壮阔。从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政治见解，到新中国成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国从一个内部军阀横行、饿殍遍野，外部列强欺凌、从巴黎和会上铩羽而归的“国破山河在”，在一场场生死厮杀中，崛起为外拒强敌、内扫污淖，最终与美苏两强鼎足而立的政治、经济、军事独立体。任何一个个体在有限的生命中，面对如此宏大的时代命题，能够做到这个程度，都可以俾睨天下、笑慰平生了。

　　二是认为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编写了“能够从血泊中走出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凤凰涅槃的中华民族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的“核心密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者指出，这套核心密码西方人看不明白，我们自己应该清楚，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和在实践创新中强大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能力。这套密码浓缩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强大基因。

　　毛泽东是这套核心密码的主要编写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实践探索，很多人认为付出的成本太大、失误越来越严重，而作者在深入分析1949年之前与之后中国革命面临的不同对象、不同环境后，对其给予了深深的理解，提出了颇为“大胆”的观点：因为这个阶段的毛泽东是要从思想上解决可能会滋生私有制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他的战友们以及包括广大党员在内的许多人民群众，大多并没有从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领导权的占领和巩固的政治站位高度上想问题、看事情，许多人仍然停留在与拿枪的敌人作战的思想层面上。他们没有或没能完全意识到，可能会出现“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的情况；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想过、更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作为组织体系和统治秩序虽然败退到台湾地区了，但他们所代表和反映的落后思想文化在大陆、在中国社会仍有相当的遗留。这是毛泽东与他的许多战友、部下们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认知错位性分歧”。

　　令人遗憾不已的是，当毛泽东的这些真知灼见被笔杆子和多数人认为是“左”倾错误之后，一个时期以来，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现象一度肆意蔓延、“野蛮生长”，其恶果如杨晓渡同志所言，使“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突出，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侵蚀党的肌体，已经发展到了再不解决就可能江山变色，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丧失，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重蹈苏东覆辙的地步。”

　　历史证明，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就苦苦思考着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由弱变强过程中如何永葆革命青春、永不改变颜色的大问题，并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内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突出体现在其终身一以贯之的以“思想建党、纪律管党、作风兴党”为主要内容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思想和毫不放松、毫不手软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践。虽然付出了很大成本，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历史记住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其“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党建思想及其实践的伟大功绩。这些不仅对于保持共产党执政地位、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顶住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成功地度过若干个“困难时期”，夺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改革开放后历届中央领导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时代的艰辛探索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行文至此，笔者感慨万千，仿佛真正明白如下道理：只有理解毛泽东，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前日复一日排着瞻仰者长龙；才能真正明白中南海新华门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的深刻历史和现实意义；才能“破心中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梅花喜欢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真正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消除“四风”，清除腐败。为此，笔者要高呼一声：当此“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际，赶紧理解毛泽东，读懂毛泽东，勇“破心中贼”吧。如此，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世界幸甚。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退休员工）

　　【文/张治安，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