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毛泽东思想研究状况及对我们的启示 　　

　　毛主席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没有之一，其生平、思想与实践不仅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轨迹，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自20世纪20年代起，国际社会对毛主席的关注与研究便已开始，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一个跨学科、多视角、全球性的学术领域。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国际毛泽东研究的起源、发展阶段、主要流派及当前现状，以呈现这一学术图景的演变脉络。

　　国际对毛泽东主席的最初认知，源于西方记者与传教士的零星报道。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兴起，一些在华外国人开始关注这位 emerging 的农民运动领袖。192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深入陕北苏区，于1937年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首次向世界全面介绍了毛主席的生平、思想与中共革命实践。该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引起轰动，成为国际社会了解毛主席的“第一扇窗”。

　　在二战期间，美国军方与外交人员如埃文斯·福代斯·卡尔森（Evans Fordyce Carlson）、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等也曾访问延安，对毛主席的军事战略与政治动员能力给予高度评价。这些早期的观察虽带有新闻性与政治色彩，但为后续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研究逐渐进入专业学术领域，主要在美国、西欧与日本展开。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对立特征，主要分为“正统派”与“修正派”两大阵营。

　　以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为代表，强调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并肯定其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他们主张毛泽东思想具有本土根源，不能简单归为苏联模式的复制。

　　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与中美关系的缓和，西方学界开始反思早期研究的局限。以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为代表，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与“民粹主义”成分，认为其试图在工业化进程中保持革命道德理想。这些学者更关注毛主席对社会平等、群众动员与文化变革的追求。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学者如竹内好、横山博子等致力于毛泽东著作的日译与思想阐释，强调其“亚洲现代性”的探索意义。

　　20世纪70年代毛主席逝世后，国际研究进入多元化与理论化阶段。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与学术方法的更新，研究视角从政治史扩展至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

　　进入21世纪，国际毛泽东研究进入深化与全球化的“新阶段”。研究不再局限于英语世界，而是扩展至拉美、非洲、南亚等地区，呈现出“全球南方”的视角。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毛主席作为国家建构者与现代化探索者的角色受到重新审视。

　　当代研究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从“伟人叙事”转向“社会语境”，关注毛泽东思想在基层的传播与实践；二是重视性别、空间、记忆等文化维度，如对“红色经典”与毛泽东形象建构的分析；三是将毛主席置于全球左翼运动与后殖民理论中进行再评价，探讨其对当代社会正义议题的启示。

　　目前，国际毛泽东研究已形成多个学术中心，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日本的东京大学等，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出版专业期刊与丛书。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毛泽东文献的全球共享成为可能，如“毛泽东文集”数据库、“红太阳”数字档案项目等，极大推动了研究的普及与深化。

　　当前，国际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主要围绕三大维度展开：其一，思想与哲学层面，探讨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创新，如“矛盾论”“实践论”的哲学意义；其二，政治与社会层面，分析其群众路线、阶级斗争理论在当代治理中的遗产；其三，文化与象征层面，研究毛主席形象在艺术、媒体与公共记忆中的演变。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一种“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并存的现象：一方面，部分研究试图将毛主席“去神圣化”，还原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另一方面，在全球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左翼学者重新发掘毛泽东思想中的批判性与解放性潜能，如对资本逻辑的警惕、对人民主体性的强调。

　　尽管研究视角多元，但国际学界普遍承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更是20世纪全球反帝反殖运动的精神导师。其“农村包围城市”“持久战”“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毛泽东研究已从早期的政治观察发展为成熟的跨学科领域，其演变轨迹反映了世界对中国认知的深化。尽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解读存在差异，但毛泽东作为思想资源与历史符号的持久生命力，已成为全球学术界的共识。

　　未来，随着更多档案的解密与新兴理论的引入，国际毛泽东研究将继续拓展其广度与深度。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今天，重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也为思考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发展方向提供重要参照。

　　中国是毛主席的故乡，是毛泽东思想的发源地，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受国际毛泽东思想研究热的启发，我们应当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国际毛泽东研究热相呼应相促进。为此，我认为应当着手作好以下事情：

　　再版《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编辑出版后续各集，把《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以适应人民学习的迫切需要。

　　组织人员编辑出版《毛泽东全集》。编辑工作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为人们研究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提供客观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创办《毛泽东思想研究》期刊，适时发布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推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

　　大力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研究和纪念活动，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普及到民众中去。

　　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放针，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都允许进行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争论，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求得真理。

　　我相信，中国人民既然贡献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也会在研究毛泽东思想上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不会辜负历史的重托。

　　2026.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