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李捷 | 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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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思想

　　及其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

　　摘要：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形成于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初期,其核心内涵包括遵循不平衡规律的跨越式发展、以“以苏为鉴”为特征的赶超式发展、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自主式发展、强调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与统筹兼顾的积极人口观, 以及对现代化目标长期而动态的构想。这些思想不仅系统回应了如何在落后大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全面发展的时代课题, 而且深刻体现出在平衡速度与规律、学习外国与自主创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国情之间的辩证思考。重温这一思想财富,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与现实观照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自主发展；当代价值

　　原文出处：李捷. 毛泽东的强国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J]. 毛泽东研究，2026，70(1): 4-15.

　　作者简介

　　李捷，男，求是杂志社原社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100036)。

　　今天,我们已经走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此背景下,重温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仅就几个重要的论点加以论述。论述主要包括：跨越式发展的思想,赶超式发展的思想,自主式发展的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人口观,对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目标的构想。

　　一、跨越式发展

　　跨越式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所需走的一条现代化发展之路。这在中国尤为必要。毛泽东提出跨越式发展的依据,一是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二是要运用好不平衡规律。关于前者,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关于后者,毛泽东于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重性。认识到不平衡规律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尽管在跨越式发展中,它属于问题的主要方面,但也绝不能忽视另一个方面,即综合平衡。对于后者,毛泽东是通过纠正“大跃进”的失误才逐渐认识到的。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同秘鲁议员团的谈话中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在综合平衡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有两种平衡：一种是消极平衡；另一种是积极平衡。他主张积极平衡,反对消极平衡。他指出：“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把综合平衡提高到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之一的高度来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这时,毛泽东已经把平衡与不平衡统一起来,将其看作是一对普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指出：“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来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

　　毛泽东坚持跨越式发展,其基本出发点是要快速发展以实现工业化。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

　　二、赶超式发展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他的主持或倡导下,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对于加快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提出赶超式发展思想时,毛泽东的目标很明确：首先要学习苏联,进而要赶超苏联；学习本身就是为了实现赶超。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之前,曾经做过一系列调研。2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提出：“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我们有可能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恩赐办法我们不学,我们是发动群众。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的。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这四个字,目的是提醒全党,革命不能对十月革命经验搞教条主义,建设同样不能对苏联经验搞教条主义,要避免走苏联建设走过的弯路,力争后来居上。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回顾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15年后在钢的年产量上超过英国的目标。他说：“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了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我们现在是又穷又白。穷者,几乎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穷,就要革命,就要干,就有一股干劲。”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里提出科技革命的号召。他指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他还提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和赶超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大跃进”中片面强调钢产量指标的教训表明,赶超发达国家,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仅仅是强调几项经济指标。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表示：“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关键,是要尽可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进一步阐述了赶超式发展的实质。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

　　毛泽东此时已经深刻认识到先进科学技术对于实现赶超式发展的重要意义。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三、自主式发展

　　无论革命还是建设,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始终是毛泽东考虑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早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对于发展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自身力量,反对一切依赖外国的错误思想；同时,争取外国援助也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动摇。1956年8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要求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并写了一段批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

　　毛泽东肯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借鉴苏联经验的历史必要性,但也明确地指出其局限性,即抑制了独立自主的创造性。因此,及时转向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是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毛泽东在国际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尤其强调农业等关键领域必须自主可控、反对依赖外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

　　正因为中国自己在发展中吃过这方面的亏,所以毛泽东提出：“对外贸易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主(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帮助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当然要向外国学习。这是必经的途径和阶段。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同经济建设上的自主式发展一样,毛泽东在向外国学习的态度上始终坚持以我为主。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表示：“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四、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人口观

　　《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设方针?这主要是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片面性,即它未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未能把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活力充分调动起来,未能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最重要的,因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成了毛泽东思考社会主义建设全部问题最为根本的出发点。

　　毛泽东反对将人口视为纯粹负担的观点,认为人口对于一个国家是宝贵的财富,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生产和社会变革将人口潜力转化为发展动力。早在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批驳马尔萨斯的“消极人口论”时便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他还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事实证明,积极的人口观只能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也只有积极的人口观才是科学的人口观。消极人口观的核心,是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片面强调了“消费的人”,而不是“创造的人”。

　　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作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人,另一方面是作为生产关系中的人。毛泽东始终看重处在生产第一线的人民群众的作用。同时,人还具有“创造性的人”与“消费性的人”的双重属性。可见,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统筹兼顾。

　　统筹兼顾的方针,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还举例说明这个论点：“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一切计划与决策都必须从这一现实出发。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重申了统筹兼顾的方针。他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关于如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生产第一线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创造力,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调研,终于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这就是“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有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强调党的领导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以取代“马钢宪法”中的“一长制”；鼓励推动技术创新和改进；鼓励员工参与管理和决策。其典型经验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指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指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

　　毛泽东在看了中共鞍山市委于1960年3月11日报送的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后,对于鞍钢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善于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破固有模式,进行创新创造表示了肯定,并于3月22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了长篇批语转发全国加以推广。他在批语中写道：“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他希望“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尽管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但“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表明,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消极的劳动力,只要通过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把生产力中的人同生产关系中的人有机结合起来,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生产劳动和管理的主人翁感,就完全可以将消极的被动的人变为积极的有创造力的人。

　　五、对社会主义强国目标的构想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目标的构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动态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从侧面体现了其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没有立即提出“现代化”的目标,当时的提法为“工业化”；当时的设想是,“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毛泽东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一个长期、分步骤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毛泽东对于强国建设目标的设想并不局限于本国一域,而是置于国际比较视野中。他提出要用几十年时间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对世界有较大贡献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又提出准备用5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他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中指出：“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随着对强国目标认识的不断深化,毛泽东关于国家建设的构想,从建成高度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拓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比较早地提到“现代化”目标的一次讲话。同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解释道：“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在此之前,周恩来于1954年9月23日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全党的认识。

　　自1957年以后,在毛泽东的语汇中,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逐渐取代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提法。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作出一个估计：“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一提法,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明党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毛泽东固然希望尽快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而他对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实则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1960年10月22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表示：“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按照原来的估计,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大概需要50年时间。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通过转述他在1960年同蒙哥马利谈话的方式,正式提出一个新的估计：“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50年推迟到100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变得比较稳妥,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

　　1964年12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他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设想,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提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里,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强国同“使人可亲”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用三个“会”作为“使人可亲”的注脚,是很令人深思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写于1957年7月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从战略全局上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又一个重要成果。

　　以上,我们回顾和总结了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强国建设新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和以往有很大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新的问题可能层出不穷。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就是我们重温毛泽东强国建设思想,以激励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砥砺前行、奋发有为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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