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是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的名句，当时他以重实践闻名，是典型的行动派、实干家。
1920年1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在王光祈、李大钊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参与主持这个团体的李璜曾回忆说， 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 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行家。…… 王光祈主持‘少中’，即提出‘工读互助’的一题, 来要大家讨论。我们在愚生家聚餐时曾讨论两三次 (细节问题) ，议论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泽东便不耐烦了!他忽然发言， 说，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 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 一个铜子一件， 无论大件小件， 一样价钱，三天后交货拿钱。’后来他果真就这样做了”。王光祈也说， 毛泽东“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 这件小事，说明青年毛泽东不喜空谈议论，而是注重付诸行动，在实践中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王光祈提到的颜习斋即颜元（1635年—1704年），河北博野人，是中国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在学术上注重实学，强调“习行”“习动”“践形”，反对死读书的学风。其名言“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曾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被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勉励青年力行所学。
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长沙，湖南革命党人的活动更加频繁和紧张起来：有的人在运动新军起义，以响应武昌首义；有的人向青年学生宣传，鼓动革命。毛泽东就是从这些宣传鼓动中受到影响和鼓舞的。于是，他说干就干、毅然决然投笔从戎，亲身参加辛亥革命，成了湖南新军中的一名列兵。毛泽东后来回忆道：“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毛泽东虽然在新军里只当了半年兵，却受到很大的启示，特别是他对旧军队的那些做法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这为他后来领导秋收起义时，以全新的理念来打造和建设一支与旧军队截然不同的部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青年毛泽东“实干家”的行事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参加或组织各类学会社团活动
青年毛泽东的社会实践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志同道合者一起，有组织地进行探索和行动。通过社团组织的平台，努力将思想转化为行动。据粗略统计， 他青年时代主持或参加的学会社团有十几个， 诸如：湖南一师学友会 (原名技能会) 、湖南新民学会、湖南留法勤工俭学会、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湖南学生联合会、上海工读互助团、自修大学、旅京湖南学会、湖南改造促成会、湘潭教育促成会、平民通讯社、文化书社、读书会、俄罗斯研究会等等。这些社团存在的时间和毛泽东在其中的活动时间虽有长有短, 但他都努力借这些平台组织同仁下工夫去研究和解决符合学会社团宗旨的实际问题。
1919年11月，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他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不仅是讨论学术的团体，更是一个“实践型”组织。学会宗旨从“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转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和革命活动。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主动创办并管理工人夜校，亲自给工人们上课。这让他深刻了解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实际状况和需求，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早期结合。
有感于民族危亡，他创办《湘江评论》，在纷纭的新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亲身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亲自投身劳工运动。
二、不仅善于发现问题更积极行动去着手解决问题
1919年9月1日，26岁的毛泽东撰写了《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
《章程》中有一项关于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的问题。恰巧长沙有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 然后自己动笔连续写了9篇文章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的问题作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
《章程》中有民众联合如何进行、模范村建设、社会教育等问题。这年12月1日，毛泽东便起草了一个新村建设计划，以推行“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连成一体的理想，甚至到岳麓山一带做过选址的准备。
毛泽东
《章程》中列有地方自治、联邦制应否实行、废除督军及湖南如何改造等问题。1920年初，毛泽东便起草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呼吁湘人自治，还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以推动联省自治的设想。他组织领导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亲自率领代表团赴北京请愿，这是他早期将社会动员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重大实践。
《章程》中列有派留学生、东西方文明会合等问题。在1920年初的许多通信中，毛泽东反复同人讨论该不该出国留学、何时出国留学，特别是东西方文明的关系等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暂不出国留学，先研究中国这块地盘里的事情，然后出去“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总之， 青年毛泽东的脑子里，似乎装着太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但凡碰到了，有兴趣，或觉得有必要，他都要去讨论，甚至去实践一番。
三、重视“读无字之书”，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与当时许多埋头故纸堆的学生不同，青年毛泽东认为，真正的学问不仅来自书本（“有字之书”），更来自社会这本“无字之书”。那么如何去读“无字之书”呢——
一是游学考察：1917年暑假，他与好友萧子升身无分文，徒步游历了湖南五个县，历时一个多月。他们靠替人写对联、写信换取食宿，深入农村，与各阶层人士交谈，了解社会风俗、民生疾苦和地方政治。
二是社会调查：他早期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雏形，就源于这种深入实地的调查方法。他认为，闭门求学，“则所学皆虚”，只有接触社会，学问才能落到实处。
青年时期的社会实践，奠定了他一生核心工作方法的基础——
一是调查研究：他后来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青年时期的游学和考察中就已埋下种子。
二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也源于他早期与工人、农民接触的感受。他相信群众的智慧，主张知识分子要“脱掉长衫”，到群众中去。
青年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是一个“认知-实践-再认知”的循环上升过程：对社会现状不满（认知）→ 走出书斋，深入社会（实践）→ 更深刻地认识中国问题（深化认知）→ 组织起来进行改造（更高层次的实践）→ 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质的飞跃）。
这些经历推动他完成了从理想主义者到实践主义者的转变，塑造了他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风格，并为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宏大“社会实践”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可以说，没有青年时期对社会实践的极端重视，就不会有后来成为革命战略家的毛泽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实现了经济高度发展，民族自信自强。不管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所凭借的都是依靠群众、苦干实干的品质。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向全党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警示。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变化的是时空方位，不变的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革命需要实干、建设需要实干、改革需要实干、发展需要实干，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要实干。实干精神系于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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