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作证：毛主席反对照搬“苏联模式”

　　有人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还说：“中国改革的实质，就是去‘苏联模式’、增‘中国特色’，既同苏联‘切割’、又不‘照抄’西方。”从此“照搬苏联模式”似乎成了毛主席头上的一大“错误”，事实果真是这样吗？绝不是！本来“苏联模式”并无大错，毛主席也没有照搬“苏联模式”。不过是有人要否定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而制造的一个伪命题。

　　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步才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和国。并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在苏联兴盛起来，……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6页）

　　由此可见，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中国和俄国社会性质不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也不同，因此不能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必须立足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走中国自己的路。所以，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压根就没有照搬“苏联模式”。《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立足中国国情，而反对照搬“苏联模式”的产物，是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创造性地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光辉道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新民主主义论》所描绘的中国社会发展蓝图与“苏联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更深植于两者对各自国情的认知和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方式上。具体而言，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核心维度：

　　一、 国家政权性质（国体）的不同

　　“苏联模式”在政治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体制，确立了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所要建立的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又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联合专政”，这里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还包容了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开明绅士，具有极其广泛的统一战线特征。即把苏联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专政变为了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是与苏联完全不同的。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再说苏联的国家体制是社会主义体制，虽然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也绝不是“落后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先进得很呢。

　　二、 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差异

　　“苏联模式”在经济上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行政命令管理经济，注重发展重工业，主要依靠农民来积累资金，严格限制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种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虽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并无大错。相比之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只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和创造条件，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当然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决不能照搬的。《新民主主义论》立足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提出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它主张没收大银行、大工业等归国家所有以“节制资本”，但明确提出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并保护富农经济，强调“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些都是由新民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是没有也不可能照搬苏联模式的。

　　三、 理论逻辑与发展路径的不同

　　苏联模式是列宁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它存在不足，但主流是好的，即使照搬也没有大错，事实却是没有照搬。新民主主义革命从革命阶段上讲，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存在照搬“苏联模式”的条件。《新民主主义论》坚持实事求是，深刻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科学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主席曾明确指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能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其长处，抛弃其短处。由此可知，中国实际上也没有照搬所谓“苏联模式”。

　　综上所述，虽然《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1940年1月，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苏联革命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的时候发表的，但是，它并不是对苏联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在政治包容性、经济多元性以及发展阶段的科学性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特道路，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也为世界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国家进行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最后谈谈自己的两点认识。

　　第一，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的确是有人照搬“苏联模式”的，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盲目照搬苏联进攻大城市的经验，鼓吹进攻，进攻，再进攻，几乎使革命损失殆尽。是毛主席提出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才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毛主席反对照搬“苏联模式”，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

　　第二，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开始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样，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目标就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再形而上学地坚持新民主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和政策，就又错了。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它是团结争取的同盟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就是革命的对象。只是革命的方式不是暴力打倒，而是和平改造；不是没收其财产，而是赎买或合营。又如，对于私有制经济，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允许发展甚至鼓励发展的，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要进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往“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前进。不然，如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呢？现在有人生硬地照搬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理论和政策，来为现在的私有化和新生的私有制经济辩护，严重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企图把正在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再拉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去，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历史的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