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广大人民长期遭受压迫与奴役的历史国情，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要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彻底铲除存续数千年的剥削制度遗毒，重塑我国国家建制、社会关系与发展航向，筑牢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根基与民生底座。本文立足多重视角，系统梳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深刻印证一条历史规律：人民唯有牢牢掌握自身命运，才能切实守护切身权益、摆脱被剥削、被支配、被蹂躏的命运；中华民族行稳致远、永续发展，必须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正确发展道路。
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压榨农民、官僚资本与列强资本垄断经济、专制强权把控政权，广大工农群众被束缚在社会底层，没有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与经济自主权。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资产阶级共和改革等近代各类改良与变革，均未能从根本上铲除剥削根基、实现人民解放，旧制度的底层逻辑始终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国情，跳出古代变法服务皇权、近代改良服务少数精英等依附剥削阶级改良的固有局限，确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改革立足点，把还权于民、为民谋利作为全部改革的出发点，第一次将改革的主体、受益者落脚于最广大人民。从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局部制度探索，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系统性制度变革，一场贯穿革命与建设时期、覆盖国家治理全领域的深刻改革，彻底扭转了中华民族的沉沦命运，成为中华民族文明演进进程中具有颠覆性进步意义的伟大变革。
一、政治制度改革：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创设，是毛泽东毕生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成果，从法理、组织、运行三个层面终结了数千年皇权专制与少数人专政历史，实现国家权力从剥削阶级向广大人民的历史性移交。
（一）革命时期基层民主制度的先行探索
三湾改编中，毛泽东首创士兵委员会制度，在连、营、团三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废除旧军队官兵压迫体制，取消军官体罚特权，官兵政治、经济待遇平等，士兵有权参与部队行政管理、经费监督、军纪监督，开创人民军队内部民主先河，这一制度是人民民主在武装组织的早期实践。
中央苏区时期建立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政权代表由工人、农民、士兵普选产生，工农群众依法参与根据地立法、政务监督、政策制定，在中国局部地区第一次落地工农掌权的政权形态。
延安时期推行三三制参议会改革，政权机关共产党员、进步开明绅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扩大人民参政覆盖面，完善基层民主协商机制，为新中国民主制度积累实践样本。
（二）新中国顶层宪政与根本政治制度定型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1949 年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明确国家一切权力归属人民；1954 年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以根本大法形式固化人民主权原则，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配套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从国家顶层设计上筑牢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根基。
制度设计中贯彻工农主体原则，法定各级人大代表保留合理比例的一线工人、农民、基层士兵名额，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线工农兵代表占到45% 左右；第二届由于兼顾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界、科教文卫代表占比，一线工农兵代表有所回落，第三届又提升到55%左右，第四届更是高达72%；第五届为60%。
在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普遍吸纳生产一线工农代表进入决策层，如在中央层面，有大家熟知的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郝建秀等，从省到公社（乡镇）一级，都有来自于一线的代表。尽管这一政治制度安排后来饱受一些人诟病，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有这些一线代表参与各级决策，就可从制度层面极大防止各级决策严重脱离群众。同时，全面完善人民监督体系，以宪法和配套法律法规赋予人民信访、检举、批评、监督公权力、领导干部的法定权利，构建起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与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相结合的权力约束机制，从制度源头防范公权力异化、损害群众利益，保证了党和国家几十年的清廉和公职人员几十年的敬业。
（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价值内核
1944 年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发表《为人民服务》讲话，系统阐释为民宗旨内涵；1945 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确立为全党全军根本宗旨，成为我国所有制度运行、政策制定的价值准则。这场思想层面的改革，重塑了党政机关履职逻辑：旧式官僚体系以维护统治阶层利益为目标的时代彻底终结，新中国的党政体系必须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履职底线，所有改革举措、法律法规、行政决策均以人民利益为评判标尺，从价值本源锚定了我国各项制度和各种政策的人民属性。
二、经济领域系统性改革：破除剥削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框架
毛泽东主导的经济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剥削经济结构，通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企业管理制度革新三步走，解放亿万劳动者，构建适配人民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一）土地改革：千年土地制度的颠覆性变革
旧中国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亿万农民无地少地、饱受地租盘剥。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废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将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全国数亿农民历史性获得土地所有权，从经济根基上消灭了封建剥削赖以存续的土壤。这场改革不仅解放农村生产力，更让农民从依附地主的人身束缚中解脱，实现经济层面的自主，是中国农业文明史上最深刻的产权变革。
（二）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
遵循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1956 年稳步推进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从个体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农业合作社，后又过渡到人民公社，分散生产转向集体经济，极大地发挥出人多力量大、各尽所能的优势；手工业破除作坊雇工剥削，组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和平赎买，首创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路径，平稳实现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型。1956 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正式落地，按劳分配取代资本剥削，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从经济制度上保障了劳动成果归人民所有。
（三）企业民主管理改革：鞍钢宪法开创中国式现代企业民主管理范式
1960 年，毛泽东总结鞍山钢铁公司群众管理经验，凝练命名“鞍钢宪法”，核心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不合理规章制度，工人群众、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三方协同攻关生产与技术革新。彻底改变了过去照搬国外企业官僚化管控模式，把工人主人翁地位落到企业日常运营中。工人依法参与企业制度修订、生产决策、收益分配、干部监督，是社会主义工业领域落实人民管理权的标志性改革成果。这套管理制度不仅在全国工矿企业普遍推广，而且在其他类型的企业中都普遍借鉴，如当时各工商企业普遍有民主决策管理委员会以及真正能代表广大职工利益的工会等。这一全员参与管理的先进思想，还对国外现代企业管理产生深远借鉴价值。
三、社会全域改革：重塑社会结构，推动全民平等与人权解放
在中国历史上，等级制度、性别压迫、民族隔阂、文盲泛滥、疫病横行长期束缚社会发展，毛泽东推动的社会改革从婚姻、教育、医疗、民族政策多维度破旧立新，构建人人平等的新型社会形态。
（一）婚姻制度改革废除封建礼教压迫
新中国颁布《婚姻法》，废除包办婚姻、一夫多妻、买卖婚姻等封建陋习，确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法定原则，彻底打破数千年女性依附男性的人身桎梏，亿万妇女获得婚姻自主权、参与劳动权、财产继承权与独立社会身份，是中国妇女解放里程碑式改革。在妇女普遍得到解放的同时，新中国在短期内即取消了妓院、妓女，并在近三十年内死灰没有复燃，令国际社会咂舌。
（二）扫盲与全民基础教育改革
旧中国文盲占总人口80%以上，底层民众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新中国开展全国性扫盲运动，兴办工农速成学校、乡村中小学、夜校，普及基础教育，着力推进和改革高等教育，从根源上打破知识垄断，让工农群众拥有学习文化、提升认知的机会，不仅普遍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生存质量，更为人民行使参政权和监督权利，夯实了文化基础。
（三）公共卫生与民生普惠改革
针对旧中国瘟疫频发、缺医少药的民生困境，建立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大力防治天花、霍乱、血吸虫等烈性传染病，推广赤脚医生制度下沉医疗资源，大幅提升国人平均寿命。通过兴修农田水利、改造大江大河、根治水旱灾害、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夯实农业稳产基础，从公共服务层面落地为民改革目标。在全国人口由1949年的5.4 亿增加到1979年9.7亿的情况下，同期粮食总产量由2264亿斤增加到6642.3亿斤，增长193.4%，人均占有粮食由418斤增加到684斤，增长63.7%，不仅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基本上满足了工业发展用粮。
（四）民族政策改革消融民族隔阂
废除历代封建王朝民族压迫、歧视政策，落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破除地域与族群壁垒，保证了民族地区的长期稳定，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
四、毛泽东时代改革的历史特质与时代深远价值
（一）改革的鲜明特质：人民本位是贯穿所有变革的核心底色
区别于历史上所有为统治集团牟利的变法改良，毛泽东领导的全部改革，改革动力来自人民、改革过程依靠人民、改革成果归于人民。无论是土地改革分田到户、人大制度工农参政，还是鞍钢宪法工人管厂、婚姻法妇女解放，所有变革最终指向底层民众权益保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改革全过程，决定了这场改革是真正意义上 “还权于民、还利于民” 的历史性变革。
（二）历史价值：从制度根基上重塑中华民族发展轨迹
第一，政治层面：终结数千年专制剥削政体，建立人类历史上规模宏大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掌握国家、社会与自身命运，为后续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制度源头；第二，经济层面：铲除封建官僚与资本双重剥削根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农业国民经济体系，摆脱近代以来经济依附列强的被动局面和人民受剥削的历史沉疴，实现民族经济自主和人民按劳分配；第三，社会层面：破除等级、性别、民族等各类封建枷锁，塑造平等互助的新型社会伦理，极大释放社会生产力与民族创造力；第四，长远传承层面：形成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框架、群众路线治理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逻辑，成为新中国后续一切改革发展的理论溯源与制度基石。
（三）世界历史意义：为落后民族解放提供改革范本
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出的人民民主改革道路、土地改革方案、工农共建国家的发展模式，为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压迫、探索本国发展道路提供重要借鉴，深刻影响 20 世纪全球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也为我国赢得国际信誉、树立国际形象、提高国际地位、进入联合国舞台、改善国际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回望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史，从商鞅变法到历朝历代各类革新改制，诸多改革虽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国富兵强、缓解社会矛盾，但受剥削阶级固有立场与封建制度制约，终究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底层民众的彻底解放与命运翻身。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的历史性变革，真正确立了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充分调动起亿万群众建设国家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新中国仅用短短二十余年，便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耗时上百年的工业化奠基之路，筑牢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根基。
百年实践深刻昭示：一个国家行稳致远的关键，不仅要解决“为了谁”的问题，更要解决“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任何依靠少数人的国策，最终只能让大多数人为极少数人买单。唯有从制度层面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健全人民民主保障体系，人民的切身利益才能得到坚实守护。如若人民缺乏法定民主权利，权益无从制度兜底，历史上民众深陷压迫、饱受盘剥的困局便极易重演。因此，赓续传承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与为民初心，持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我们党破解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路径之一。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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