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坑事件要商量——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的探讨

　　焚坑事件要商量

　　——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的探讨

　　1973年，毛主席给郭沫若写了一首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秦始皇名嬴政，他继位秦王后励精图治，“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朝议为“始皇帝”，后世称“秦始皇”。

　　他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开创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崭新局面，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基本格局，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也因“焚书坑儒”一事，成为封建暴君的象征，被咒骂至今。

　　郭老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称秦始皇为“大独裁者”，“空前的大独裁者”。他对“焚书坑儒”做了激烈的批判。称“焚书”是“他（指李斯）这建议得到始皇的认可，或许早已授意于他而让他出来当号筒，结果是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称“坑儒”是“始皇便亲自圈了‘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都把他们在咸阳活埋了。由这经过看来，是因为方士的逃跑而迁怒到儒生，方士逃了而儒生则被坑了。”“被坑的是替死鬼儒生，所以始皇长子扶苏也才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照扶苏的话看来，所坑的儒生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现在读这篇文章，仍觉火气满纸，可见当年激愤之烈。文中明显含指桑骂槐之意，这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压制舆论自由，迫害革命抗日文化和进步人士的大环境及郭老的个人处境与心情是息息相关的。

　　毛主席这首诗，显然与郭老的观点不同。

　　郭老接诗后，又回诗一首：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很明显，郭老回商的是态度，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主席逝世两年后，郭老也驾鹤西去。这第次，郭老再“商量”了没有，是怎样“商量”的，未见到后续报道，不得而知。

　　可翻过来想，主席为什么说“焚坑事件要商量”？他要和郭老商量的是什么？这就给世人留下一个大大的疑问。抱着这个疑问，静下心来学习《史记·秦始皇帝本纪》，看司马迁到底是怎样写的。

　　《史记》中关于焚书的记载如下：秦王政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对始皇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所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帅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这与《李斯列传》中记载的内容一致。

　　根据以上文字，可以看出，“焚书”这一历史事件，是李斯上了一个烧书的折，始皇然其说，就签发了一个“同意”的命令。李斯把应烧书目和烧书的方法分为两类，一是近代史凡不是秦国所记载的由史官“皆烧之”，二是民间收藏的古史和诸子百家的语录，都要交到县长那里，由“尉杂烧之”。国家图书馆的书及博士官收藏的书看起来是不在所烧之列的，加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是“所不去者”。关于“焚书”，西汉初期的政论家陆贾在《新语》，贾谊在《过秦论》中也反复提及此事，有“焚书灭学，以愚黔首”，“焚《诗》《书》，崇奢靡，穷兵黩武，海内愁怨，遂用溃畔”，“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的文字。看来，书确是烧了。但是否就达到了“普天四海，大烧其书”的程度呢？

　　秦始皇“普天四海，大烧其书”，“不久再经楚人一炬使秦宫被烧，三月不灭，藏在中央的图书应该也就被烧光”。这是否符合历史真相，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推理。

　　《史记》《汉书》《说文解字》都是汉代的作品，是历史上的大部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如果无书可读，司马迁拿什么写《史记》呢？如果无书可读，班固怎样写《汉书》呢？如果无书可读，许慎拿什么写《说文解字》呢？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做支撑，能写成这样的皇皇巨著，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史书、字典，不是文学作品，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自由发挥。历史是资料库，字典工具书，必须有大量的基础资料来支撑，其内容的绝大多数是肯定有母版的，而且相当多的文字也应该是照抄过来的。编撰这样的作品是离不开史料的，少了都不行，而况于无“书”乎？治史，作者的作用无疑主要是整理、编辑、纠讹、订正、连缀而已。

　　两汉之际，才子辈出，如陆贾、贾谊、晁错，贾山、孔安国、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卓文君、杨雄、刘歆、刘向、贾逵、许慎、王符、班固、班昭、张衡、郑玄、孔融、华佗、蔡邕、蔡琰等，犹如繁星，照亮了历史的长空，至今仍熠熠生辉，就连女子都显得那么才高八斗，令人敬仰，谱写了中华文化极为繁华瑰丽的一页，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难道缺籍少典，没有书读，也能成就这样一群文采斐然的人吗？难不成他（她）们一个个真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的吗？

　　焚书对于天下学子来说，无疑是痛心疾首的事。更何况，郭老还是首屈一指的大学问家，一生嗜书如命。他的事业也需要更多的书籍来帮助他拂去历史的尘埃，看清那渐渐远去的社会的容貌。郭老写《十批判书》时，正是中华民族最苦难的时期，他所处的大环境和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是抵牾的，所谓“世上疮痍，笔底波澜”，郭老内心的愤怒随着笔尖流淌到纸上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文化斗争，非自秦始。即使对秦始皇而言，也是古已有之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编纂《尚书》《诗经》时，就删去了不符合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文章。“仁”是孔子学说中的招牌词汇，儒学后生，多把“仁”解释为仁爱。可是当孔子当上鲁国司法部长且代理宰相七日，就以“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的罪名杀了同为国家公务员的教育部的卯，且曝尸三日，这也开了中国历史记载的文字狱的先河，其手段之狠辣也是后人难能望其项背的。卯在当时也是网红教授，孔子七十二个大弟子，没有跑去听过卯讲课的，就颜回一人，可见，卯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有多大。但今天我们又有谁知道卯都说了些什么呢？不就是被儒家屏蔽了吗？

　　政治家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意识形态也是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倘或听之任之，则文人学士，各呈辞藻，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群言庞杂，民无所适从，社会就不安定了。

　　我说这些话，不是说“焚书”就焚得好，也不是说“焚书”焚得不好，而是说，这就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历史。作为今天的我们，应该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既要看到事情的这一面，也要看到事情的那一面。

　　《史记》中关于“坑儒”的记载如下：“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这段文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大约是这样的：于是派御史对（在咸阳城的）诸多宗族子弟进行了立案调查。（《史记》虽未记载当时的调查是如何进行的，但按照一般事理推算，这件事由方士欺骗、诽谤秦始皇引起，想来调查的重点对象也应该集中在方士和与方士有密切联系的人之中。即使边界有所突破，也不会太远。否则调查没完没了，结不了案，上边一旦追问起来，怎么交差呢？岂非自找祸事？）诸生为自证清白，免除惩罚而相互揭发，牵连了很多人。最后查明定案，违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就是为了扩大影响，让天下人引以为戒，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益”就是进一步。“发”就是派出、派遣，引申为发配。“谪”就是降职降级。“徙”是调动，就是今天所说的平调，不牵扯职务变动，但含有“贬”的意思。连起来说就是进一步把他们降职降级，发配到边、远、偏、穷的地方。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劝谏道：“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完全归附朝廷。这些宗族子弟口里念着孔子的文辞，效仿孔子的行为，今天皇帝对他们严厉惩处，臣恐怕天下会出现不安定因素。”

　　《史记》虽未明确“阬之”是何种刑罚，但一辈一辈耳提面命地传下来，皆以“活埋”教后人，这也成了秦始皇残暴不仁的铁证。但细读文章，却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如果“阬之”是“活埋”的话，那“益发谪徙边”又从何说起呢？人都已经“活埋”了，还怎么再“益发谪徙边”呢？难道是挖出来再“益发谪徙边”吗？如果“阬之”是“活埋”的话，“益”后边就不应该跟“发谪徙边”了。而是跟或者是“掘坟鞭尸”，如顺治对待多尔衮那样；或者是“熬油点灯”，如金熙宗对待昏德公那样；或者是“锉骨扬灰”，如慈禧太后对待洪秀全那样；或者是“毁尸灭迹”，如蒋介石对待汪精卫那样。先把人犯“活埋”了，不解恨，又挖出来，再“益发谪徙边”，不合世情事理啊！

　　再者，“活埋儒生”是比“焚书”“酷刑”更为残忍，更招人怨恨的事情，何以西汉初期的文人学子如陆贾、贾谊、晁错等对秦始皇“焚书”“酷刑”大兴挞伐，而对“活埋儒生”一事却缄口不言呢？莫非是汉初学士眼里只有“书”而没有儒生？

　　既然这里的“阬之”解释为“活埋”讲不通，那其他地方又如何呢？

　　本纪十八年记“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能让一个人当上国王18年后，仍不忘千里迢迢要亲自报仇雪耻的人肯定不多，或者几口人，或者十几口人，或者几十口人，或者一半百口人，怎么处理，好像都能办得到。这里的“阬之”是做哪样处理的？还看不出来。

　　《项羽本纪》中载，“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这里如果把“阬之”做“活埋”解，就令人生疑。想那项羽不过是分兵攻打襄城，能带多少人马？攻下城以后，要把一城军民都“活埋”，能办得到吗？怎么操作呢？

　　至于《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的秦赵长平之战，“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中的“阬杀之”，做“活埋”解释的话，就显得更不合理了。要活埋四十万人得多大个坑？那样大的坑得多少人挖呀挖？挖那样大的坑得多长时间？在坑挖成之前，给战俘管饭吗？埋那样大的坑又得多长时间？在这样旷日持久的操作中，那四十万战俘还能活埋的了吗？他们不会造反吗？不会跑吗？如果四十万人知道他们活不下去了，白起要活埋他们，奋起反抗，秦军会是个啥下场？

　　把“阬之”做“活埋”解之，显得是如此的龃龉不合，那就要返回来查一查“阬之”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阬”在《史记》中的字是“阝”加一个“亢”构成。“阝”是“阜”字的变体字。“阜”是山丘的意思。它是凸起于地面的地物、地貌的表述，而不是凹陷于地面的地物、地貌的表述。所以带“阝”的字都跟山丘、关隘、要塞、城有关。比如，在城外摆开车马，就是布“阵”。“陈”国在哪里？就在宛丘之侧。

　　“阬”字，古人是这样写的：

　　《说文解字》解作：“门也”。一看这个图片，再看这个解释，是不是给人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可不就是画了个城门吗？

　　司马迁是西汉人，祖籍陕西韩城县，许慎是东汉河南汝南人，他们所处的时代相近，地理相近，语境应该是相同的，至少是相近的。许慎比后世更懂当时“阬”的意思，他的解释应该得到尊重。再说，《说文解字注》注作“阆也”。“阆者，门高大之儿也”。徐铉等注：“今俗作坑，非是。”看来，古人不但知道把“阬”做“坑”解，是不对的，而且早已更正过了。

　　“皆阬之咸阳”，如果司马迁叙述的这件事是“活埋儒生”的话，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用“埋”或者有同样意思的“瘗”字呢？或者用意思接近的“坎”“陷”“阱”字去表述，而要用一个在当时语境下与“埋”风马牛不相及，而用来表示城门的“阬”字来表述呢？

　　秦汉时期，表述今天“坑”的意思的字不是“阬”，而是“坎”、是“陷”、是“阱”。

　　坎：本义指低陷不平的坑穴或人工堆筑的土埂，亦指自然形成的台阶状地形。如《礼记·檀弓下》中“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汉书·李广苏建传》中“凿地为坎”等。

　　陷：本义指陷落，其甲骨文像人落入陷阱。如《韩非子·六反》中“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史记·酷吏列传》中“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

　　阱：本义指捕捉野兽的坑型陷阱，引申为陷害或困境。如《礼记·中庸》中“罟获陷阱”，《汉书·食货志下》“阱，穿地以陷兽也”。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理：秦始皇对方士的这次处罚不是与大坑有关，而是与城门有关，也许就是“黥为城旦”吧！就是按“令下三十日不烧”的情形来处理的。如果把“皆阬之咸阳”作“黥为城旦”解，那“益发谪徙边”也显得合理得多了。对诸生施以墨刑，又让去做苦力，竟未消始皇之愤，又把他们流徙边境，而“诸生皆诵法孔子”，能说会道，具有很强的煽动能力，“今上皆重法绳之”，先是“皆阬之咸阳”，后又“益发谪徙边”，他们怀恨在心，煽动群众闹事，后来果然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推翻了秦朝，始皇留恶名于千载。这样看来，公子扶苏当初的那个担心也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是“黥为城旦”的话，那这是廷议通过了的，是“依法处罚”。但“益发谪徙边”，按《史记》来看，事前未见廷议，超出了法律文件规定的范围和程度，就算“溢法处罚”了。秦始皇为他的这次“溢法”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被人骂了两千多年“暴君”，也算是冤莫大矣！知识分子惹不起呀！

　　把“典籍烧光，儒生活埋”这样的“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未必是秦始皇的所为，或许是文学家的作为。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经文学加工改造的结果。他们改了半个字，就把普罗大众的思绪从“城门”引到“坑”里去了。

　　我们就曾经历过这种事。共产党进城以后，有个别人居功自傲：老子在革命年代，出生入死，为人民、为国家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现在革命胜利了，共产党员不是苦行僧，享受一点怕什么？开始脱离群众，腐败了。针对这个情形，毛泽东提出了“住棚子，吃酸菜”的建议，后经中央讨论同意，出台了一系列让领导干部和劳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办法，这本来是锤炼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党性的举措。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一些高干子弟和一些大教授、大学者也申请参加了这个活动。能想得到，绝非人人心甘情愿，一些人是被形势裹挟进去的。所以，毛主席逝世以后，有些人就变了言、变了脸，把“住棚子”改成了“住牛棚”，成了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证。乍一看“牛棚”二字，绝大多数人立即想到的就是“当牛做马”这个词，从“当牛做马”就联想到体罚，联想到苦难，顺着这个思路，一溜烟就到了“迫害”。一字之别，把一段历史描抹到面目全非，真不愧是大手笔。

　　为什么知识分子一干粗活、累活、脏活，就说是遭到了迫害？无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种厌恶劳动、想做人上人的旧思想在作祟而已。老农民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了几千年，谁听过哪个人说过，这是对他们的迫害？况且，当年知识分子所住的“牛棚”，要比普通老百姓的府邸好得多。再说，并不是所有当年参加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有被改造的因素。还有因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而不得不紧急疏散的，那是中央采取的保护措施啊！

　　为了个人的一点点荣辱利益，在一个极其伟大的民族英雄离世后，向他射暗箭，太丧良心了。见义忘利，历来是最令人鄙夷的行为。做这样的事，还谈什么“文化”，又怎能心安哩？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利益和追求，融入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大潮中奋勇拼搏的人，才能得到民族和人民的尊敬。

　　真正在中国的牛棚里尝尽了苦头的大知识分子反倒是一个外国人，她来自大洋彼岸，本名琼·辛顿，是年轻的核物理学博士，师从费米，参与过曼哈顿计划。为了理想，毅然弃暗投明，1948年来到中国，在牛棚里摸爬滚打了一生，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最佩服的人是毛泽东，对她触动最大的事是中国革命，她的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她有一个响亮的中国名字——寒春。

　　历史和现实相互映照，能不能给我们拨开迷雾、辨别历史真相带来一些启发？

　　文化，一提起来就好像是子曰诗云、琴棋书画、风花雪月，给人一种羽扇纶巾、温文尔雅、你侬我侬的印象。但实际上却常常伴随着刀光剑影，为什么会这样呢？

　　马克思把文化革命归结为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他把革命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政权的革命，二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三是社会关系的革命，四是观念的革命。马克思所称的“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如此说来，文化斗争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而已。

　　反过来我们再来看，毛主席当年要和郭老商量什么？也许，摆脱历史的偏见、探求社会的真相就是他要商量的话题之一吧！

    【文/董志远，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