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段毛主席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的谈话，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他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这段话乍一听似乎有些“反法治”，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回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结合毛主席一贯的思想脉络，就能理解其中的深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段话背后的治国理念。
一、毛主席为什么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表达了对法律作用的看法。他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
这里的关键在于，毛主席认为法律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对于“多数人”而言。他更相信习惯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从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形成了正确的社会舆论，那么他自然就不会去犯罪，根本不需要法律来约束。正如他所说：“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了共产主义了。
这种思想其实源于毛主席对群众路线的深刻理解。他始终相信，人民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形成强大的自我约束力量。这种力量比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更有效、更持久。
二、“开会就是法”毛主席的“会议治国”逻辑
毛主席在谈话中多次强调：“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为什么毛主席如此看重会议和决议？因为在那个年代，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往往通过会议形式集体讨论、集体决定。这种“会议治国”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体现。毛主席认为，与其让老百姓去记那些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不如通过开会、发决议的方式，把党的政策直接传达给群众，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刘少奇当时也插话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这句话道出了当时领导层的普遍看法——法律只是工具，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党的领导，是群众的自觉。
三、“韩非子是讲法治，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在谈话中还提到了韩非子和儒家。他说：“韩非子是讲法治，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
但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人治”或者说“群治”的道路？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1958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十年，百废待兴，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民法、刑法都还没有正式颁布（直到1979年才颁布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依赖法律来治理国家或地区，既不现实，也不高效。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认为法律具有滞后性。社会在快速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法律条文很难跟上变化的节奏。而通过会议、决议、社论等方式，可以灵活、快速地应对各种新问题。正如他所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四、从“法律虚无主义”到“依法治国”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后来的历史证明，过度依赖“人治”而忽视法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恰恰说明了法治的重要性。
在1958年之后，法律的作用被严重弱化，政策代替了法律，领导人的讲话代替了法律。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改变。
今天，我们强调“依法治国”，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正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我们既要继承毛主席重视群众路线、重视习惯养成的合理内核，也要坚决摒弃“人治”的弊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五、习惯与法治并不矛盾
回到毛主席的那段话，我们其实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他说“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一个社会的良好秩序，确实需要公民的自觉和习惯。比如，遵守交通规则、排队等候、垃圾分类等，这些都需要长期的习惯养成，而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惩罚。
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习惯的养成需要法律的引导和保障。没有法律的底线，习惯就可能被破坏。法治和习惯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法律为习惯提供了底线保障，习惯为法律提供了社会基础。
毛主席当年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这反映了他对法律条文繁琐性的不满。但今天，我们通过普法教育、宪法宣传，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法律、尊重法律。这恰恰说明，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结语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反映了那个时代领导人对治国方式的思考，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今天我们重温这段话，不是为了简单地批判或赞扬，而是为了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更好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从“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到“全面依法治国”，中国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光辉的道路。这条路，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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