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 张涛：毛泽东论学习

　　【摘 要】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优良传统的形成，与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学习的论述密不可分。在学习对象上，毛泽东提出“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将劳动群众确立为共产党人学习的主要对象；在学习态度上，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在学习路径上，他提出“干就是学习”的观点，使共产党人的学习扎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鲜活实践；在学习方法上，他提出调查研究、“挤与钻”“无期大学”等，为共产党人提供了可操作的学习方法；在学习目的上，他提出“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观点，将学习的归宿提升为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统一。这些思考与论述对进一步弘扬党的优良学习传统和推进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离不开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共产党人“向谁学”“以什么态度学”“通过什么途径学”“用什么方法学”“学习到什么程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阐发。在学习对象上，他提出“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将劳动群众确立为共产党人学习的主要对象；在学习态度上，他旗帜鲜明“反对本本主义”，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在学习路径上，他提出“干就是学习”的观点，使共产党人的学习扎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鲜活实践；在学习方法上，他提出调查研究、“挤与钻”“无期大学”等思想，为共产党人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学习方法；在学习目的上，他提出“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观点，将学习的归宿从知识获取提升为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这些思考与论述相互贯通，形成了一套关于学习的完整理念、认知逻辑、实践路径，对进一步弘扬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推进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向群众学习”与定位学习对象

　　“向谁学”是共产党人学习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提出，人民群众是最有智慧的，共产党人应该坚持“向群众学习”。这一定位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揭示出知识来源于亿万劳动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突破了传统社会中“知识在书本”“智慧在精英”的狭隘观念，实现了共产党人在学习对象上的革命性转变。

　　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一认识的深刻之处在于告诉人们，知识的真正来源是人民群众，进一步而言，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这其中的逻辑，正是毛泽东指出的：人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广大劳动群众是社会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主体，因此，向群众学习，就是向人民群众的鲜活实践学习。这一认识破除了对“无数劳动群众才是知识真正创造者”这一事实的遮蔽，在知识传播过程中重新树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共产党人的学习奠定了全新基础。

　　在明确劳动群众是共产党人学习的主要对象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的思想。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观念中“先生”与“学生”的固定界限，为共产党人树立了新的学习理念：不了解群众，就无法代表群众；不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就无法有效教育群众。1964年8月，毛泽东进一步阐发指出：“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向群众学习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是“学”与“教”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向群众学习与教育群众是辩证统一的。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还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向群众学习的问题：“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眼睛向下”意味着群众掌握真知灼见，共产党人要了解真实情况、获得知识，就必须放下架子，拜群众为师。这种“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与旧社会普遍存在的“官老爷”风气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这样要求全党，自己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曾描述自己的调查经历：“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为调查出真实情况，他特别强调“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共产党人只有真正做到“眼睛向下”，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群众才会敞开心扉，说出真实情况。毛泽东还阐明了共产党人向群众学习的具体办法，就是“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在学习上也要践行群众路线，把学习与群众实践结合起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过程循环往复，使共产党人的认识不断深化，使党的政策不断完善。因此，共产党人学习不是简单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更好开展工作，为了更好教育群众、领导群众、服务群众。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方法成为共产党人学习与工作的基本遵循。

　　毛泽东将群众确立为共产党人学习的主要对象，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将共产党人的学习问题与党的性质、宗旨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深刻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向群众学习，体现的不仅是学习问题，更是立场和党性问题。在《愚公移山》中，毛泽东讲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中国共产党要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只要坚持做下去，终会感动“上帝”，而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国的人民大众。所以共产党人的力量来源于群众，要获得这种力量，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共产党人要感动“上帝”，就必须先做“上帝”的学生。“向群众学习”不仅是共产党人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更是共产党人保持与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前提。

　　二、“反对本本主义”与明确学习态度

　　“向群众学习”回答了共产党人向谁学习的问题，而“反对本本主义”回答的则是共产党人应该以什么态度学习的问题。毛泽东将党内一度存在的那种照搬书本、迷信教条的学习态度，从根本上扭转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使实事求是成为共产党人学习的鲜明底色。

　　“反对本本主义”实际上反对的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本本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在学习问题上的反映。党内曾经有一些自诩为布尔什维克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相当熟悉，却不懂“本本”是要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拿“本本”上的词句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血淋淋的教训使毛泽东认识到，不从思想路线上彻底清算本本主义，中国革命就没有出路，而清算本本主义，就必须从改造共产党人的学习态度入手，让共产党人明白怎样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并不是因为马克思是“先哲”，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对的。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也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态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作了对比分析。他批评本本主义的学习态度时指出：“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学习态度似乎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词句当灵丹圣药，以为可以包治百病，其实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毛泽东甚至辛辣地讽刺说，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而教条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实在是毫无用处。与之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是，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实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通过这种对比分析，毛泽东帮助共产党人认识到错误学习态度的表现和危害。

　　更进一步，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凝练为“实事求是”的核心命题，从正面为共产党人树立了科学的学习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这一阐释赋予学习以“从实事中求是”的认识论使命，大体上实现了三重转化：一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考据学命题，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范畴，使“实事求是”从治学态度上升为认识原则；二是将学习的本质定位为“从实事中求是”的认识过程，赋予学习以认识规律、把握真理的功能使命；三是将学习的结果与“行动的向导”紧密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改造世界的根本指向。可以说，“实事求是”不仅是认识的原则，而且是科学的学习态度。这一学习态度的核心要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不管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理论和实践一致”“理论和实际统一”也好，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理论和实际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也好，尽管在不同场合表述不尽相同，但毛泽东强调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在毛泽东看来，学习态度的问题不仅是学风问题，还是思想方法问题，更是党性问题。学习态度是学风的集中体现，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就有什么样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这就将学习态度问题从单纯的学风层面上升到思想方法层面，深化了共产党人对学习态度的理解。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将共产党人学习态度问题上升到党性高度看待。他批判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相反，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这就将学习态度与党性直接贯通起来，深刻揭示了学习不是纯粹的知识追求，而是关乎党员政治品格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从治学态度提升为认识原则和党性要求，使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学习作风及党性原则融为一体，不仅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更让实事求是成为共产党人学习的根本底色。

　　三、“干就是学习”与拓展学习路径

　　书本阅读是不是学习的唯一途径？毛泽东的回答是，“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这一论断将共产党人的学习从书斋和书本引向广阔的实践天地，彻底拓宽了共产党人的学习路径。

　　第一，毛泽东对学习的本质进行了新的界定，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的重要观点，突破了“读书即学习”的狭隘观念。自古以来，人们对“学习”的认识众说纷纭，但在传统观念中，学习主要指“读书”，即从书本中获取知识。这实际上把“学习”的内涵窄化了，没有明确揭示出学习的本质是什么。毛泽东不仅没有否定学习书本知识的重要性，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在传统认知基础上提出了“使用也是学习”的观点，将“使用”（或运用）纳入学习的范畴，成为学习的一种途径，并且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更重要的学习途径。“使用”（或运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样态。这样，毛泽东就揭示出学习本质的“二重性”，即学习既是一种认识过程，也是一种实践过程。这种认识打破了“学习”与“使用”之间的二元对立，厘清了“学习”与“使用”的辩证关系，将学习从书本阅读的狭窄范围引向广阔的实践场域，深刻影响了共产党人对学习的认知，确立了共产党人学习的实践本位。现实指向是，因为“使用”（或运用）本身就是重要的学习方式，所以共产党人的学习并非只限于书本阅读，并非只是被动接受书本上的现成知识，而是要在工作中、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书本阅读来学习，通过实践运用来学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以学习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为例，具体阐明了学习与使用的内在关系，指明了学习战争规律就是为了在战争中应用。为了更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他要求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要善于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这一认识在《实践论》中得到升华。毛泽东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就从哲学层面进一步揭示了学习的实践本质，重塑了共产党人对学习的路径认识。

　　第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干就是学习”这一思想将共产党人的学习进一步从书斋学习中解放出来，赋予全新的内涵与生命力。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的学习与工作是内在统一的。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因此，共产党人要领导革命，克服本领恐慌，建设好党，就需要学习，学习本身就是共产党人的分内工作。毛泽东还主张“学用统一”，提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的重要思想，认为学习是基础，“使用”（或运用）是目的，也是学习的过程。学习是为了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学而能用、学而会用、学用统一，更好克服工作中的缺陷，使学习不再是游离于工作之外的任务，而是工作的一部分，为共产党人逐步树立了“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干就是学习”也给没有机会进学校或者没有条件待在书斋中阅读的人，指明了可行的学习路径。在旧社会，广大工农群众因经济地位低下，往往没有进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就是最好的课堂，斗争经验就是最生动的教材。毛泽东一贯倡导，共产党人既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对抗大第三期三大队毕业的学员们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正是毛泽东对学习观念和途径的革新，使学习不再是统治阶级和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成为每一个投身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都可参与、都能实现的普遍实践。

　　毛泽东能够从本体论意义上强调学习的实践特质，是与他对中国革命斗争的深刻体悟分不开的。他从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中国革命是新事物、新事业，没有现成的书可读，也没有现成的办法可用。因此，必须在干中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指出：“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话时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实践的重视，对“使用”（或运用）的强调，并不排斥对书本知识的学习。毛泽东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强调的是，共产党人的学习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立场使共产党人既不盲目照搬书本，也不满足狭隘经验，而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同时，毛泽东将学习提升到关系革命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指出作为革命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学习绝非个人私事，而是每个共产党员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共产党员要成为学习的模范。正是树立起学习的政治意识，共产党人的学习就超越了个人修养层面，上升为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政治自觉。

　　四、“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与阐释学习方法

　　在拓展学习路径的基础上，怎样去学习就是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揭示了任务与方法的关系：“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也就是说，学习方法是完成学习任务的“桥或船”。他主要提出并阐释了以下三种学习方法。

　　第一，毛泽东着重论述了调查研究方法。这是提出“干就是学习”，将学习从书本引向广阔实践天地后得出的必然结论。既然知识来源于实践，那么深入了解实践就成为学习的必然要求，而了解和掌握实践的具体条件状况，最快速而且最有用的方法，就是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从青年游学到参加革命斗争后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斗争策略只能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产生，“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在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时说：“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知识。”这一总结实际上指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要获得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知识，就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眼睛向下，做调查研究，这在前面已有论及。“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另一方面，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革命斗争中，阶级分析方法是调查研究的主要方法。他还从开调查会作讨论式调查、定调查纲目、亲身出马、要自己做记录等方面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1941年，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总体安排，也提供了不少调查研究的方法。在所有调查研究的方法中，毛泽东认为开会调查是最简单易行可靠的方法，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此外，毛泽东还强调，调查研究不仅仅是了解实际情况的方法，还是学习的方法，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观点。他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犹如“十月怀胎”，解决问题犹如“一朝分娩”。毛泽东进而将共产党人做调查研究看作“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他批评不做调查研究的同志说：“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那些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研究上，或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的作风和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可见，毛泽东赋予调查研究超越技术方法层面的政治要求，即调查研究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学习方法，更关乎共产党人立场、态度、作风及党性。通过对调查研究方法的阐释，毛泽东为共产党人确立了从实际出发、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的基本方法，使共产党人的学习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过程，是从鲜活实践中汲取智慧的过程，是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从而使共产党人的学习真正扎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

　　第二，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挤”和“钻”的学习方法，切实解决了共产党人在学习过程中时间管理与深度学习的两大难题。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实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于共产党人具体学习得出的朴素认识，蕴含深刻的辩证思想。针对一些人以“没有功夫”为由，躲懒不学习的问题，毛泽东给予严肃批评，指出共产党员不学习不符合共产党员的精神。他提出“挤”时间的方法：“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毛泽东用这个方法教育共产党人合理分配学习时间，处理好时间与学习的矛盾，在“挤”的方法下实现从“没有时间”到“挤出时间”的转化，这样有限的时间资源就被充分利用起来了。同时，针对有的党员干部以“看不懂”为由，“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的情况，毛泽东给出的方法是“钻”，“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毛泽东还提出“攻书”的学习方法：“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倘若对不懂的知识真像“仇人”一样想方设法不讲感情地对付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他还形象地提出多种学习的具体“战术”：“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可以说，“挤”与“钻”是相互配合的。“挤”解决的是学习时间有限的问题，“钻”解决的是学习难的问题，是克服学习中困难的矛盾辩证法，培育了共产党人迎难而上、深度钻研的学习精神，使共产党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理论学习的自觉与坚定，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

　　第三，在以上两个方法基础之上，毛泽东提出“无期大学”的观点，推动共产党人个人学习与组织化学习、制度化学习、长期化学习共同发展。毛泽东提出：“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我们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他强调：“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无期大学”的观点，是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学习方法维度上的重大创新，将共产党人的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共同推进，将自发学习与制度化学习一体推动，使个人学习自觉上升为集体学习自觉。毛泽东不仅要求全党同志都要进“无期大学”，而且号召大家都要学到底。“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他将终身学习的理念灌输进共产党人头脑，要求学习不能满足，要活到老学到老，坚持长期学习。1938年8月，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即使学到了一百岁，还是不能说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这就将学习时间无限拉长，将学习主体由个人拓展到全人类。他自己也是这么实践的，终生都在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学习要求和“无期大学”的制度设计，使学习成为共产党人终身的自觉追求，不再是游离于组织外的个人行为，而是融入共产党的内在机制，也使我们党形成了组织化学习、制度化学习、终身学习的优良传统。

　　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与提升学习目的

　　学习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和程度，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学习目的，这是共产党人学习的落脚点与归宿。毛泽东提出，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把共产党人学习的最终归宿从单纯获取知识、认识世界，提升和转变为在改造世界、解决实际问题中主动创造新知识，从“必然王国”不断走向“自由王国”，实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大体而言，“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至少从三方面为共产党人的学习指明了方向。

　　第一，共产党人要在学习中克服认识上的盲目性，在学习中“有所发现”，获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自觉能动性。也就是说，要从向书本学习和向人民群众社会实践学习中，发现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掌握规律性的东西。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经常感到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学习就好比是共产党人克服本领恐慌的“进货”渠道，但这种学习不是被动学，而是主动学，形成学习的自觉能动性。一方面，为解决实际问题，向书本中、向群众中寻找答案，这种学习主动性表面上源于知识匮乏，实际上解决现实需要才是深层次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对书本和对人民群众实践的学习，不是停留于书本上僵化的词句教条或形形色色的实践表象，而是要从中发现其内在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规律。从人们尚未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盲目状态到认识规律并能够自觉运用规律改造世界的自主状态，从就“必然王国”逐渐走向“自由王国”。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共产党人在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学习过程中，不是被动受客观规律摆布，而是在逐渐深刻认识客观规律基础上获得改造世界的能动性，逐步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不断增强对形势发展的预见性，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获得行动上的主动权，在历史必然性中争取更大的自由。

　　第二，共产党人在学习过程中以自觉能动性克服认识的盲目性，掌握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还要在改造世界、解决实际问题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也就是说，学习不能止步于“解释世界”，还必须完成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向，在运用掌握的规律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提出新思路、新方法、新观点、新举措，解决当前实际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的学习从来不止为掌握知识，而是为把获得的知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他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这样，共产党人学习的双重使命就凸显了出来——不但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对于知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精通是“有所发现”的阶段，是前提，应用则是“有所发明”和“有所创造”阶段，是目的。只有将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于变化着的实践，创造出适合实际情况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举措、办法，学习才算达到目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在军事指挥中创下的“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等，都是从“有所发现”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生动写照。

　　第三，共产党人在学习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基础上，还要不断推动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有所前进”。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学习，不是一劳永逸就完成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中产生的新经验、新认识，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化把握，都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总结升华，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以指导未来的实践。并且，由于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实践也在不断推进，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新的“发明”“创造”也不会一劳永逸，要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新的认识，不断推动认识“有所前进”，推动理论创新。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如果只是“发现”而不“发明”“创造”，学习就只会停留在书本上或者形形色色的实践活动表象；如果只是“发明”“创造”而不总结提炼，不形成新的认识，不“前进”，人类的认识就无法推进。毛泽东举例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适应当时的革命斗争需要而写作的，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如果不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写出新的理论著作，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问题，不能适应新的斗争需要。从“有所发现”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再到“有所前进”的过程，正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发的认识运动的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就是认识真理—证实真理—发展真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可以看出，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也是通过学习实现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了这种一致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正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我们不断使主观合乎于客观，形成正确认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举措；也正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我们不断认识真理—证实真理—发展真理。而每一次从实践中获得新认识、从解决问题中提炼新经验的过程，都是改造和提升主观认识能力的过程。因此，毛泽东批评那种“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的倾向，也批评那种“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共同问题，就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脱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习成为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不断走向更高境界。

　　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既是从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又是对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学习问题的思考的历史呼应，更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根据时代需要提出的现实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毛泽东对共产党人“向谁学”“以什么态度学”“通过什么途径学”“用什么方法学”“学习到什么程度”等问题的思考与阐发，对进一步弘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大兴学习之风，对进一步推进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等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陈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6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