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中的量化思维研究

　　质量互变规律是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指南。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质变又在新的基础上引起新的量变，量变与质变相互转化、交替循环，构成事物变化发展的无限过程。认识事物、预测事物的发展变化，改造事物、实现事物变化都需要在质的基础上有量的认识、量的控制。在革命和建设中，认识上形成正确的思想、理论、行动上制定正确有效的计划、方案及控制执行都需要质和量的统一。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尤其在宏观方面是运用量化思维的光辉典范。本文是初浅探讨，谨以此纪念毛主席逝世五十周年、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一、产生思想、理论中的量化思维

　　认识世界、形成思想和理论的典型代表是阶级分析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们的产生都离不开在质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量化分析。

　　（一）阶级分析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从微观的经济运行层面，深刻揭示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秘密。阶级分析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集团（阶级）。阶级分析为理解“谁剥削谁”提供了框架，而剩余价值理论则科学地解释了“剥削如何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认为阶级的核心在于一部分人能否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核心，同时也考察了更广泛历史时期的阶级构成。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他们指出了历史上多样的社会集团，如古罗马的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的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形态下，社会结构趋于简化，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一是资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劳动的阶级；二是无产阶级，即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中间阶级”与过渡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注意到了社会中存在的不直接归属两大对抗阵营的群体，例如小工业家、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农民等。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这些“中间阶级”不断分化，其大部分成员最终会降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革命的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精确化了“阶级”的科学定义。不同于马克思侧重于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给出了一个系统的、多维度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这一定义从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生产资料关系、劳动组织作用、财富分配方式等多个角度，清晰界定了阶级的内涵，使阶级分析更具操作性。列宁对农村阶级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并提出了“利用和限制”富农的初期政策。贫农：没有或只有少量生产资料，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是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最可靠的依靠力量。中农：自己拥有少量土地和生产工具，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也不出卖劳动力。列宁指出，中农是“小私有者”，本身具有两重性，政治上需要积极争取和团结，经济上只能通过合作社逐步引导。富农：靠剥削雇佣劳动为生，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列宁最早从俄国实际出发使用了“富农”这个概念，认为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对象。大农：列宁有时会单独列出“大农”，指的是那些耕种大面积土地、雇佣少量工人，但因文化、生活习惯仍被归为“农民”范畴的富裕阶层。

　　在继承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基础上，毛主席根据中国具体国情系统发展了阶级分析理论。1925年12月，毛主席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将中国社会的阶级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半无产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这种划分既有质的分析，也有质的基础上量的分析。如农村阶级，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剥削情况，分为地主、自耕农（中农）、半自耕农、贫农、游民无产者。对无产阶级的分析，既有总体数量约二百万人，也有特点程度的分析。特点一是组织集中性，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集中；二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遭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剥削。毛主席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将农村阶级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雇农在内），这种划分也是质和量分析的结果。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将中国社会阶级分为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富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

　　（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苏联十月革命是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疯狂屠杀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工农群众。面对敌人的屠杀，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三次起义都没有站稳脚跟，遭到了重大失败和挫折。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湘南暴动失败后上井冈山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毛主席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从而为中国革命指引了航向。

　　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从五个方面分析能存在的内外条件。“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这五个方面的分析主要是质的定性分析，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有关于量的分析。“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量化分析在复杂的未来预测中难于给出精确量，只能是指明方向。“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二、确定政策、制定计划和方案及执行中的量化思维

　　在革命战争年代改造世界主要是进行革命战争，获得战争的胜利；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还需要建设根据地，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党的建设，开战统一战线工作等。进行革命战争需要正确的战略指导、高超的战役战斗指挥，必须在辩证的质的分析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

　　（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代表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十年血战史的经验表明，“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毛主席指出，红军的敌人国民党，拥有相对稳定的全国性政权和强大的军队。中国红军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面前，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这个特点与敌人的强大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毛主席强调，“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在具体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之后，毛主席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日本方面：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这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然而，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必然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这就决定了日本战争必然失败。此外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同情。中国方面：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中国的抗战是进步的、正义的，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又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毛主席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二）战役战斗的指挥

　　战役战斗的指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般性作战原则，二是具体战役战斗的筹划和指挥控制。

　　解放战争中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他们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前三条原则是选择打击目标的原则，从量上就是先弱后强。第四条是关于兵力使用和作战方法，量上是要绝对优势兵力。

　　战役战斗的指挥控制。红军时期第一次大规模作战是第二次打长沙，从作战指挥看，体现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二次打长沙，虽然红军兵力接近4万，但敌人防守的兵力却大大超过以前，达到6个师和1个旅，加上地方武装已超10万。并且修筑了3道防御工事，设置有高压电网，敌强我弱的态势更为明显。毛主席审时度势，坚决反对攻打长沙。但红三军团一打长沙的成功滋长了大多数人的骄气，他们完全赞同中央的决定，加上李立三严词驳回了毛主席的意见。红一方面军只得下达了攻打长沙的命令。9月2日，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向长沙发起进攻，不克。毛主席决定围城诱敌出击。9月3日，敌人开城出击，被红军歼灭5个团后再也不出，只龟缩在城内凭借工事负隅顽抗。敌人10万之众，又加固了城墙，设置了电网，红军没有攻城炮火，只得连日组织敢死队强攻，但毫无进展且伤亡极大。前线战士又采用古老的火牛战术进攻，不想火牛碰到电网后反而回头冲撞自己人，造成了意外的伤亡。9月中旬，毛主席根据敌我力量悬殊以及敌援军日益集中所形成的不利局面，最终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撤围长沙。后来毛主席进行了艰巨工作，说服长江局代表周以栗，放弃了再次打长沙。毛主席同志亲自上阵，与周以栗展开了深入的交谈。不仅如此，其他领导也纷纷参与到这场说服工作中来。最初，双方意见相左，争论不休，会议现场气氛异常激烈。周以栗代表中央下达命令，态度十分坚决，要求部队必须执行攻打长沙的命令。然而，毛主席同志凭借着他对实际情况的透彻分析、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以及卓越的沟通能力，逐渐打动了周以栗。最终，周以栗被毛主席成功说服了！

　　战役战斗指挥中量化思维有很多，不展开阐述了。

　　三、量化思维的特点

　　毛主席的量化思维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全面系统质的分析基础上辅之量的分析

　　毛主席明确指出，“科学的研究，不但在质的区别上，也应从量的复杂性上去认识它”。在他看来，“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因此，在初步区分事物的性质之后，必须深入进行精细的“数量的分析”，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事物、把握规律，避免因“胸中无‘数’”而犯下错误。

　　阶级分析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战役战斗的指挥等都是在全面质的要素分析基础上进行量的分析。

　　（二）模糊量与精确量相统一的分析

　　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以及认识过程中的条件限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难有精确的量的认识。如阶级分析、战争中敌我强弱分析都是精确量和模糊量（等级量）的统一。作战指挥中对敌情、我情的掌握是力求尽可能精确，减少模糊和不确定。

　　（三）对立统一中通过对比分析作出综合判断

　　认识世界预测事物发展变化、改造世界控制行动的演进都需要在各种要素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武装割据的五大要素的综合分析，推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日四大要素的对比分析，必然是持久胜利。综合分析往往很难，有时处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探索出了很多综合评估的方法，如层次分析、德尔菲、模糊综合评判等等。毛主席在对立统一中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作出综合判断的智慧还是常人难以企及，是值得永远学习的范例。

　　【文/吴先翔，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