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是新中国五年计划体系的奠基者和主要领导者。在领导制定和实施四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他形成并运用了一套系统、辩证且富有远见的战略思维。这一思维体系具体表现为：坚持实事求是，在科学把握国情中确立五年计划的战略基点；坚持群众路线，在凝聚历史伟力中夯实五年计划的战略依托；坚持通观全局，在系统谋划中把握五年计划的战略节奏；坚持统筹兼顾，在综合平衡中优化五年计划的战略结构；坚持独立自主，在立足自身与学习世界中提升五年计划的战略主导。这一战略思维体系不仅成功指导了四个五年计划的实践，其核心精髓也已内化为中国规划治国的重要传统，对于当前科学编制与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启示与现实指导意义。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这一重要论断科学定位了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创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探索并实践了以“五年计划”为核心的战略规划体系，将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阶段性、可操作的具体行动。在这一系列领导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一套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思维体系，确保了在极端薄弱的基础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我国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构建了相对完备且自主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架构，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夯实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与制度保障。当前，正值国家即将迈入“十五五”规划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系统探究与总结毛泽东在领导五年计划进程中形成的战略思维体系，有助于我们科学谋划并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从而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
一、实事求是：在科学把握国情中确立五年计划的战略基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他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的战略基点。毛泽东曾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通过对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为每一个五年计划确立符合历史阶段特征的战略方向、中心任务与具体目标。
（一）“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
毛泽东认为，推动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制定正确策略的关键，在于抓住特定时期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工作原则，成为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实现战略任务转变的根本依据，贯穿于他领导“一五”至“四五”计划的全部实践之中。毛泽东以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态分析为依据，来确定不同时期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据此，“一五”计划虽以工业化建设为中心任务，但其制定与实施本身即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旨在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经济上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一五”计划中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中国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证明了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通过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规划模式实现工业化的起步，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与资本主义国家依赖资本自发积累和市场无序竞争的发展路径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也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为后续的“二五”计划及更长远的规划明确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中心任务，尽管后续探索经历了曲折，但这一矛盾分析为工作重点应向经济建设转移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也彰显了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整体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超越了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为唯一驱动力的发展逻辑。
“三五”计划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动。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步步升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急剧恶化。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毛泽东强调要把国防安全放在突出位置。他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为此，他明确提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同时，毛泽东并未因战备需要而忽视民生根本，他强调：“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周恩来将这三条原则精辟地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表明，即使在战备压倒一切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把握依然是辩证的、立体的：既要应对迫在眉睫的外部战争威胁，又要守住“不能丧失民心”的政治底线。
进入“四五”计划时期，国际形势持续紧张，中苏边境武装冲突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是对“备战、备荒、为人民”思想的延续与发展，既坚持了积极防御的战备导向，又明确宣示中国永不称霸的政治承诺。同时，他强调各地区要建立相对独立、“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体系，通过生产力布局的纵深调整，将国防安全与国家长远发展统筹起来。毛泽东对“四五”计划时期中心任务的把握，既体现了应对现实威胁的战略清醒，也包含着对未来和平发展空间的深远谋划。
（二）“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五年计划的生命力，植根于对基本国情的透彻认识。毛泽东曾用“一穷二白”来概括新中国起步时的现实境况：“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正是基于对这一特殊国情的科学认识，他领导制定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才具备了历史的合理性与实践的迫切性。每一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都直接对应着国情中最突出的短板，都紧扣中国的现实需要。
工业现代化，旨在改变“一穷”面貌，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工业，就谈不上国家的真正独立。因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农业现代化，立足于养活数亿人口、支撑工业发展的基础性需要。毛泽东始终认为农业对于国家计划和民生状况意义重大。国防现代化，源于近代百年有国无防的惨痛教训与冷战格局下的现实压力。经历了百年屈辱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比任何人都懂得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性。科学技术现代化，则是擦去“白”的状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钥匙。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同时将这一宏伟远景，通过连续的五年计划进行了阶段性分解。通过对现代化目标的科学布局，串联起了一个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与发展，“也使得制定五年计划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国民经济发展乃至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
二、群众路线：在凝聚历史伟力中夯实五年计划的战略依托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亿万群众自己的事业。毛泽东在领导五年计划的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始终将群众路线作为其战略依托的力量源泉。他“强调共产党人始终是人民的一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奠定了人民群众在五年计划决策、执行与调适中的主体地位，推动了党群关系的良性互动，为五年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
（一）“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
毛泽东在领导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发展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民主决策工作机制，他倡导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挥领导者的组织引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五年计划实施时期，毛泽东创立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原则，这一工作原则要求政策的制定必须经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过程。在计划制定阶段，毛泽东倡导将“从群众中来”具体化为系统的调查研究与意见征集机制。“一五”计划草案的编制即为典型：中央先后组织多轮全国性大讨论，邀请经济部门、地方负责人、工矿代表及科学家参与论证，并将苏联援建项目与国内资源勘探、劳动力供给等基层反馈反复校准。这种“先民主、后集中”的决策程序，使宏观计划指标建立在微观生产可能性的扎实根基上。在计划执行阶段，“到群众中去”则体现为政策试点、典型示范与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结合。通过推广鞍钢小型轧钢厂、五三工厂等试点单位的先进管理经验，将国家计划逐级转化为班组、车间的具体行动目标。
“鞍钢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是毛泽东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原则落实到工业管理领域的重要实践。毛泽东在总结鞍山钢铁公司管理经验时，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原则，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民主管理体系。“干部参加劳动”打破了官僚主义的壁垒，使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在群众中，防止了官僚主义的风气，同时也使管理者能够深入生产一线，把握实际情况；“工人参加管理”则使普通劳动者的实践智慧得到充分发挥，体现了对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尊重，是人民主体地位在生产领域的具体实现；“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反映了根据人民实践和利益需求，持续进行制度创新的自我革命精神，确保管理制度始终与生产发展相适应；“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相结合”则实现了专业知识、管理经验与实践智慧的融合，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旨在集中各方面智慧，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二）“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
毛泽东在动员群众参与五年计划时，始终“倡导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他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必须关心群众生活，给人民物质利益，反对忽视群众切身利益的空头政治。
在精神引领方面，毛泽东特别重视培育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他认为精神动员的核心在于让群众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革命目标的一致性，从而形成自觉的参与意识。毛泽东推动建立了系统的精神激励机制，包括树立先进典型、开展劳动竞赛、宣传模范事迹等多种形式，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化为群众自觉的道德实践。通过树立王进喜、雷锋等先进典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组织群众性学习讨论等多种形式，将“完成五年计划”从抽象的国家指令转化为具象的道德感召，使精神引领从抽象的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方法。通过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将外在的工作要求转化为内在的精神追求；通过塑造集体荣誉感和历史使命感，激发了群众持久不衰的建设热情。
在物质激励方面，毛泽东将其视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激发群众积极性的重要保障。提出了“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的务实要求。在分配制度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实施五年计划期间推动全国工资制度改革，确立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八级工资制与计件奖励制度，使职工收入与企业计划完成率、个人技术等级直接挂钩。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包括劳动保险、公费医疗、职工住房、子女教育等在内的全方位福利制度。这些福利制度不仅解决了工人们的实际生活困难，更通过集体福利的形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和普惠性的福利体系，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实际利益，从而增强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感和投身五年计划的积极性。
三、通观全局：在系统谋划中把握五年计划的战略节奏
毛泽东善于以宏阔的视野进行长远规划，他认为必须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分阶段、有重点、可落地的战略规划体系。“五年计划”正是他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长期目标，转化为阶段性战略任务的规划体系。这一思想奠定了五年计划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统领地位，为新中国在三十年间建成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科学的决策框架。
（一）“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
毛泽东在领导制定五年计划时，始终坚持“瞻前顾后，长期设想”的战略思维。他认为计划要考虑长远，不能只看眼前；要有远景规划，又要分阶段实施。在最初的五年计划制定过程中，他明确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这一远景规划的确立，为各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了明确的战略导向。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大工程，科学地分解为相互衔接的阶段性任务。“一五”计划重点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二五”计划则在这个基础上全面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三五”计划阶段，毛泽东将战略视野从工业单点突破扩展至全国生产力布局调整，他明确指出必须考虑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将三线建设作为战略重点。“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则进一步提出要“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对前十多年工业化积累的系统集成。“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本身就是一种全局性思维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进行全方位的通盘考虑。从“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中的一个具体章节，它们之间形成了有机的承续关系：前一计划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后续计划又在前者基础上开拓新的发展境界。这种连续性确保了国家建设方向的稳定性，而其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则体现了根据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变化和主要任务转变而进行的战略性调适。这就实现了长远战略与阶段性目标的辩证统一。
（二）“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在指导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全面安排基础上的重点突破。
在全面安排方面，毛泽东始终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衔接与协调发展。他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这一论断揭示了基础产业与主导产业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为五年计划中农轻重比例的合理安排提供依据。“一五”计划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对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地质勘探、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均作出周密部署；计划草案中专门列有“农业生产”“林业建设”“水利建设”“商业”等章节，形成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骨架、以配套产业和基础设施为支撑的完整体系。“二五”计划建议进一步明确“继续推进重工业建设”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商业和农业”。至“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全面安排的视野从产业之间扩展至区域之间：毛泽东将“全国一盘棋”与建立地方独立工业体系相统一，既强调中央对重大项目的集中统一调度，又鼓励各大区、各省在服从全局的前提下发展各具特色的地方工业，使全面安排进一步落到实处。
在重点突破层面，毛泽东善于在不同发展阶段捕捉其关键环节。他清楚的知道，哪一个环节最薄弱、最能制约整体发展，哪一个环节一旦突破就能释放巨大的带动效应，它就应当成为资源配置的重心。“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工业基础近乎空白，重工业是制约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最大短板。毛泽东果断将156项重点工程作为“一五”计划的“牛鼻子”，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迅速建起了中国工业化的骨架。这一阶段的重工业优先，本质上是以基础工业的突破为后续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铺平道路；“二五”计划延续了这一战略，继续推进156项后续工程建设，同时开始注重原有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至“三五”“四五”计划时期，重点突破的方向发生了历史性转移：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果断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从“吃穿用”调整为“备战”，三线建设成为新的战略重心。“四五”计划则在此基础上提出“狠抓备战，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使重点突破与战略纵深构建融为一体。这一系列五年计划迅速建立起了中国工业化的坚实基础，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三）“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
毛泽东在领导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计划视为指导实践的动态纲领而非僵化教条。他认为计划是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这种辩证的工作原则使五年计划在保持基本框架稳定的同时，能够根据实践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
毛泽东高度重视五年计划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他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具有高度的严肃性，一旦制定就必须千方百计保证其完成，决不能掉以轻心。在“一五”计划制定后，他明确指出“计划就是法律”，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在156项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他亲自过问项目进展，要求建立严格的责任制，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这种对计划严肃性的强调，确保了有限的资源能够集中用于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同时，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根据实践发展进行灵活调整，“二五”计划的曲折历程是这种调整意识的鲜明体现。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二五”计划，但此后由于指导方针的变化和国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动，各年度计划数字不断调整，正式的计划文本始终未能颁布。这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计划必须留有弹性，必须尊重经济规律。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毛泽东果断支持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经济建设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三五”计划的编制过程，则是毛泽东主动运用调整方法的典型范例。在国家计委提出“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后，毛泽东对这一方案进行深入研判，从国际形势的严峻性出发，果断提出将计划指导思想从“吃穿用”调整为“备战”，推动工业布局由沿海转向内地。“四五”计划同样经历了从《纲要（草案）》到《修正草案》的调整过程。1970年初稿提出“狠抓备战”“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较高指标，1973年修正时则适当调整为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思想，明确提出要在重点建设内地战略后方的同时，充分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生产潜力，并将“把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写入修正草案。从“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毛泽东始终将“通观全局”理解为动态的、开放的认知过程：形势在变，主要矛盾在变，计划的优先级就必须随之而变，当实际已经发生变化，不断修正计划就是对建设事业最大的负责。
四、统筹兼顾：在综合平衡中优化五年计划的战略结构
统筹兼顾的核心，在于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宏大工程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要求在资源配置、利益协调与矛盾处理中，既抓住主要矛盾，又关照全局平衡；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妥善处理各方关系。从宏观层面的产业布局，到中观层面的综合平衡，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矛盾调处，毛泽东所提出的统筹兼顾的战略布局原则贯穿于五年计划制定与实施的全过程。
（一）“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些方针确立了在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统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他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一思想突破了苏联模式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局限，开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在“一五”计划时期，虽然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重工业建设是中心任务，但计划草案中仍然专门列有“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等章节，体现了对农业基础地位的战略考量。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他主张“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眼光。在“三五”计划编制过程中，毛泽东果断将指导思想调整为以战备为核心，大规模推进三线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等一批重大项目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工业“东重西轻”的不合理布局。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他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提出了“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的原则，为后续的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正确处理社会利益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这些重大关系的系统论述，展现了毛泽东运用辩证法处理复杂问题的卓越智慧。
（二）“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他指出：“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在实施五年计划过程中，他始终关注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的适当比例，以及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改善的协调统一。
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积累与人民消费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国家建设为改善民生提供物质基础，而人民生活的改善又为经济建设创造更大需求、提供更强动力。他还进一步对综合平衡的内涵作出了层次化的阐释。农业内部的平衡，要求确保农业自身的良性循环；工业内部的平衡，要求防止出现瓶颈制约；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则是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核心。在领导实施五年计划时期，面对繁重的工业化任务和薄弱的经济基础，他指导计划部门将积累率控制在约四分之一的适度水平。这一决策既确保了156项重点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又为改善民生保留了必要的资源。在实际执行中，国家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保持了对农业和轻工业的适当投入，使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得到基本保障。在处理国家建设与农民关系这个关键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在制定粮食政策时，他要求既要保证城市和工业建设的需要，又不能过度损害农民利益。为此，国家建立了合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体系，并通过供销合作社系统保障农村基本生活资料供应。这些措施既维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为工业化积累了必要资金。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毛泽东没有照搬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而是探索出了一条更加注重民生改善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国家建设与人民利益的相互促进。
（三）“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在五年计划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先后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要尊重价值法则；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处理提供了理论指导。
毛泽东首先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普遍存在。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为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划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解决矛盾的方式取决于矛盾本身的内在属性。对于利益根本对立、具有对抗性特征的敌我矛盾，必须采用专政这一强制性手段予以解决。反之，对于人民范围内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分歧，则必须摒弃强制手段，转而运用民主方法、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即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以达到既分清是非又增进团结的目的。这一区分，为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处理各种利益冲突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特别指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特殊条件下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独创性论断，为“一五”计划期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理论支撑：改造不是通过强制剥夺，而是通过和平赎买、统筹兼顾的方式实现的。使党和国家能够以非对抗的方式吸纳社会张力、化解群众情绪，从而在曲折探索中维系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正是这种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洞察与妥善处理，为新中国实施一个个“五年计划”、在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上持续推进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生态。
五、独立自主：在立足自身与学习世界中提升五年计划的战略主导
毛泽东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确立为贯穿五年计划编制与实施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既源于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深刻历史教训，也基于社会主义大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从“一五”时期争取苏联援助，到“四五”时期开拓西方技术引进渠道，毛泽东在领导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始终将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主动权置于首要位置，同时以开阔胸襟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在立足自身与学习世界的辩证统一中，不断提升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主动能力。
（一）“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毛泽东高度重视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主动权。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独立自主地搞建设”，强调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在五年计划的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积极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毛泽东在深入总结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失的同时，也“一再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反复警示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这种辩证的工作方法，使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始终保持自身特色。这一思想在1960年代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后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气魄和自信：“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在实践层面，毛泽东将自力更生精神全面贯彻到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在工业建设方面，他要求“全国人民都要奋发图强，艰苦奋斗”，通过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挖掘现有设备潜力，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在农业领域，他倡导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行农业“八字宪法”，使“二五”至“四五”期间粮食产量在耕地面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稳步增长；国防建设方面，面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他毅然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并将其纳入“二五”至“四五”计划的重点任务，强调“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受制于人。这一系列战略举措，使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通过连续的五年计划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二）“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毛泽东以开阔的胸襟和务实的态度对待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同时这种学习也必须是有分析有批判的学。这种“洋为中用”的思想，为五年计划中的技术引进工作提供了指导。
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通过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系统引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设备。这些项目的建设不仅填补了中国工业的诸多空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为后续五年计划的自主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毛泽东在指导这一过程中，特别强调要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一五”计划引进的技术装备在国内得到迅速推广和仿制。他指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毛泽东在60年代后期又指示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急需的技术装备。这一决策促成了“四三方案”的实施，从西方国家引进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这不仅解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急需，更重要的是使中国技术人员接触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在引进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确保技术引进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在他看来，引进技术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消化吸收实现技术自主。这种既保持开放又强调自主创新的思路，为中国在薄弱的基础上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提供了有效路径。
（三）“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毛泽东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能力，将“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确立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并将其融入五年计划的长期安排之中。他曾明确提出：“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毛泽东在五年计划中系统布局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工程。在“二五”至“四五”计划期间，国家集中力量实施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项目。通过制定发展规划，我国系统地布局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等前沿领域，并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的科技攻坚队伍。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正值“三五”“四五”计划实施时期，不仅成功打破了外部技术封锁与核垄断，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安全保障能力，更在实践中有力带动了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进步，激发了全民族的创新活力与奋斗精神。这一系列重大成就的取得，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若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赢得尊重，就必须在关键科技领域实现自主突破。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总结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毛泽东在处理独立自主与学习世界关系上展现出的战略方法，为我们在五年计划实践中提供了宝贵经验：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又要具备世界眼光，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更要有战略自信，勇于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六、结语
毛泽东在领导五年计划实践中形成的战略思维，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方略中持续焕发实践的生命力。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规划推动国家发展的方法一脉相承，并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
（一）坚持实事求是，科学锚定“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领导五年计划的根本思维方法，其核心在于从基本国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原则在“十五五”规划制定中得到充分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要求“十五五”规划编制必须建立在对国情世情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既要看到“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也要把握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这一根本判断。这种辩证的国情分析，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当代运用。“十五五”规划编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立足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以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为着眼点进行系统谋划，以有力有序有效应对世界百年变局的新形势和发展中突出问题为着力点补短板、强弱项”。新征程上，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使“十五五”规划真正建立在国情实际的坚实根基之上。
（二）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凝聚“十五五”规划的磅礴力量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领导五年计划的力量源泉，其核心在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决策机制。这一方法在“十五五”规划编制中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后简称《建议》）。其起草过程正是这一要求的生动实践：2025年5月启动的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短短一个月就收到大量网民的有效建言，经梳理摘编后形成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针对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关切，“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正是民意直达决策过程的直接体现。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民意征集机制，使规划建议既立足现实又引领未来，既反映专家意见又体现群众智慧。“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诞生，充分证明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方法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三）坚持通观全局，系统构建“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框架
通观全局是毛泽东领导五年计划的战略艺术，其核心在于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分阶段、有重点的战略任务。这一思维在“十五五”规划中得到系统体现。《建议》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既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又科学设定未来五年的阶段性任务。在目标设定上，《建议》从七个方面明确主要目标，使“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位居首位；在重点突破上，明确要抓住一批具有重大牵引、驱动、支撑作用的战略任务，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等领域作出系统部署。这种既全面安排又重点突破的方法，正是毛泽东“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的当代运用。
（四）坚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十五五”规划的重大关系
统筹兼顾是毛泽东优化发展布局的方法论准则，其核心在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这一方针在“十五五”规划中得到全面贯彻。《建议》明确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之一，强调“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产业发展上，《建议》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举。在区域布局上，统筹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加强区域间的协作与衔接，通过有序引导重点产业在国内的梯度转移，持续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在积累与消费关系上，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又大力提高人口发展质量。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重要原则，在“十五五”规划中则具体化为“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
（五）坚持独立自主，牢牢把握“十五五”规划的发展主导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领导五年计划的战略自主原则，强调在立足自身与学习世界的辩证统一中提升战略主动。这一精神在“十五五”规划中得到鲜明体现。《建议》深刻指出“外部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强调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基础上，坚持扩大内需与深化对外开放相结合，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它强调了在依靠自身力量夯实发展基础的同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全球视野整合要素资源，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外联动、自主可控的发展逻辑。这与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一脉相承。新征程上，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精神，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仍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坚持通观全局，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这些被历史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思维体系。新征程上，毛泽东探索五年计划的战略思维体系必将继续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行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简介：周树辉，中共湖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黄水，中共湖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26年第4期”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