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璇 吴俣暄 | 理解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三重维度

　　【摘 要】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其形成与发展内蕴着实践智慧、文化融通与方法自觉三重维度。在实践维度上，该思想直面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与中国现实场域之间的差异性张力，通过构建普遍理论向特殊实践转化的“中间环节”，凝练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命题。在文化维度上，它跨越异质文明的“文化间距”，在批判性继承经世致用学风与考据学求真精神的基础上，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经典命题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方法维度上，它强调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自觉统一，成功破解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河”难题。三重维度的有机统一，不仅构成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完整逻辑体系，更为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特殊实际和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逻辑、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发展逻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逻辑的有机统一。基于此，本文拟从实践智慧、文化融通与方法自觉三重维度切入，深入探析实事求是思想的生成机理与内在逻辑，以期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认识提供有益的分析框架。

　　一、实践智慧：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理论命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面临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重大课题。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性特征，以及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与中国现实场域的场位差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现实条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总结长期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创造性地构建了将普遍性理论付诸特殊性实践的“中间环节”，即实践智慧。这一实践智慧经由毛泽东哲学论著的系统阐释，进一步凝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实事求是。

　　（一）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性特征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让人困惑的是，该理论传播所需的决定论体系化框架，虽为理论层面的制胜利器，可一旦直接付诸实践，却常常导致相反的结果。诸多实践例证促使人们不得不进行严肃的理论反思：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为什么严格按照理论原则开展的实践却充满坎坷?在西欧原初语境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场域的转换中是否必然水土不服?如何弥合由时代落差造成的普遍性原理与特殊性实践的隔阂?

　　这一切都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特点及其关系问题谈起。任何理论都是理论活动主体从特定的视角出发，在遵循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借助抽象的思维概念或逻辑范畴所构建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系统化知识体系。它旨在理解既成事实、解释对象世界，其本身与对象世界是一种外在的、分离的镜像关系，并不直接介入实践。理论活动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理论本身必然要剥离对象世界的感性细节，从而在本质上呈现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特征。与此相反，实践作为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带有特殊性与具体性。它所关注的是在特殊境况下对特定对象的具体操作，在理论建构中必然会被舍弃掉的要素，在实践活动中不仅无法回避，反而成为制约实践成败的关键因素。简言之，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无疑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但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示我们，原理的运用要以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为转移，它们“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若要将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就必须充分考虑实践环境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具体性，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场位差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自然也不能例外，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实践环境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把准中国革命进程中不断变化的复杂脉象，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近代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本源场域之间的时代落差。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的社会历史时期。彼时中国社会才开始被卷入近代化浪潮，“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种困难不仅是由时空间距造成的，而且也是由普遍性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重大差异造成的。具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主要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为依据，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其基本原理虽具有普遍意义，给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它的某些具体革命理论与策略，并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亦没有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作过具体分析。

　　由于理论与实践各有其特点且具有差异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与中国现实场域存在场位差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直接付诸中国特殊实践是行不通的。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如何坚持普遍理论对中国社会实践的指导，又避免将普遍性理论机械地、教条式地应用于特殊实践。这一任务能否得到解决直接关乎中国革命实践的成败，关乎中国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发展。说到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普遍理论同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把握和处理好二者差异性特征的历史过程。

　　（二）主观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革命屡遭挫折

　　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与特殊方式。面对特殊的革命任务，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缺乏对复杂国情的深入研究，无论是革命经验还是理论准备都相对不足，因此不断地出现过右或“左”的偏向，面对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仿佛错误的永远是本土实践活动，纠正错误的方式也只能如教条主义者所说《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言说中遭遇的差异性挑战，迫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问题。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左”倾路线错误在思想根源上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将其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实践中检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机械地搬到中国来当作教条。“洋八股”教条主义的症结就在于只强调理论的“普适性”与同质性，把原初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出场的马克思主义视为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公式。毛泽东直指其要害：“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当然，不能把革命受挫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将普遍性理论简单套用特殊的实践场域，其他国家的介入、斗争力量的此消彼长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因素。但无论如何，把奉为“灵丹圣药”的理论直接置入特殊性实践，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原因。

　　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从狭隘的经验出发，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创造性发展，难以真正把握社会实践的特点、内容和方向，势必误入歧途。经验主义既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又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真理夸大为绝对真理，结果使革命实践受挫，使理论本身遭受损害。为此，毛泽东一方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打倒主观主义”的口号，认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另一方面，提倡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尖锐批判和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倡导，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在全党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言说中屡遭挑战，除理论与实践本身存在差异性，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与中国现实场域存在场位差异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同步性差异。在现实中，理论超前于实践或滞后于实践的现象时有发生，理论无法涵盖实践的全部细节，实践也难以全面体现理论的完整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同步性甚至就内在于同一理论的不同内容与发展进程中，党在成立初期提出的“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就是典型表现。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反对“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的思想滞后倾向，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的思想超前倾向。理论与实践的不同步性差异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在持续校正“超前”与“滞后”两种偏差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动态平衡，并由此推动二者的双向转化和双重发展。

　　（三）打通理论过渡到实践的中间环节

　　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差异性，中国革命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也一再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付诸实践是行不通的。所以，“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并过渡到另一个的中间项”。毛泽东兼具理论家和革命家双重身份，他深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主要课题并非从事书斋式的理论研究，而是必须立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特殊实际结合起来，解决革命所面临的棘手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结合”。毛泽东凭借其实践智慧，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形态，兼具“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构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避免二者脱节导致的失败。要将马克思主义付诸中国具体而复杂的现实环境，完成“理论—实践—理论”的过渡，同样需要一个由联系到过渡的中间环节，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质言之，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实践智慧。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具体化为契合特定实践场域的实践智慧，其实质仍归属于“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范畴。但需明确的是，这一关系并非理论内部的普遍与特殊，而是指向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从理论观念过渡到实践智慧的过程中，蕴含着双重维度的“普遍与特殊”辩证关系。前者存在于理论内部，后者则存在于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之间。

　　深谙辩证法精髓的毛泽东强调，要想有效地从事实践，就不能奢谈普遍性、抽象性，而应该针对特定的实践场域具体地谋划实践方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普遍性理论与特殊实践无关，而是说理论要有效地指导实践，便不能以直接的、构造性的方式介入实践过程，而必须经由实践智慧来关联实践。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关于认识的目的就在于获得能够付诸行动的实践智慧，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阐发“实事求是”这一古语时论述得更为精辟。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首先承认客观存在，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才能揭示其固有的规律性，制定出符合客观情况的行动计划和策略方案，即形成能够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的实践智慧。

　　毛泽东的实践智慧集中地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述中。《实践论》是关于实践哲学一般原则的阐述，论证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与目的，深刻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辩证统一过程。而《矛盾论》则集中阐释了何以形成实践智慧的一般原则，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方法，这就要求对事物的特殊性、个别性方面给予特别的重视。《实践论》《矛盾论》从认识论和辩证法高度所作的哲学论证，进一步指向和凝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核心命题——实事求是。从实践智慧的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奥义在于，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并创造性地践行之，从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契合点，才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实质性转化。

　　二、文化融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命题的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有实践路径，还需要文化路径。马克思主义本源场域与中国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时空距离，引申出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关键议题，即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文化也是中国实践具体性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不仅体现在能够有效指导社会实践，而且体现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毛泽东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命题“实事求是”进行改造，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中国化表达，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简明概括。

　　（一）文化间距到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

　　在跨文化交流语境中，文本的生产者与接受者分属不同文化体系，其间不仅存在时间维度的历时性间隔，更横亘着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空间间距”，即“文化间距”。从阐释学视角来看，异质文化的接受者与原作者在文化传统、符号系统及问题视域上存在巨大的认知差异。这种源于历史语境与文化场域的结构性隔阂，使得跨文化的视域融合较同质文化的视域融合要困难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是批判地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形成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则根植于农耕文明，是一个与欧洲传统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文明体系，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历史时代层面，更体现在历史传统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间的客观差异，决定了它无法在近代中国被简单移植，必须经历一场深刻的创造性转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以“洋文化”为本位的教条主义倾向，他们“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种“言必称希腊”的态度。一些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毫无知识，于是只剩下了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洋教条”信奉者采取“一边倒”的文化态度，将经典文本与传播者之言视为绝对真理，认为其“放之四海而皆准”。与之相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由中国工农群众在浴血奋战中形成的本土经验，却被他们讥笑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收起来”。这种文化立场的错位，在实践中表现为脱离中国的文化实际，用外来理论框架强行剪裁中国革命实践，从而陷入削足适履的方法论误区。

　　为改变上述状况，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立足中国的“本土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94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更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中国化与民族化。

　　作为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场域的交流与融合无疑具有“文化间距”。然而，这一异质性文化能够为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众和知识分子接受，则表明二者在深层文化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在文化元素上存在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毛泽东既深谙马克思主义精髓，又熟习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使他具备找到二者契合点的理论自觉。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赋予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以新的时代内涵，并在这一过程中把中华民族的文明智慧和精神内核更深层次地融入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两种文明体系从“文化间距”到“视域融合”的历史性跨越。

　　（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实现了古老命题的创造性转化

　　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植根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之带有中国特性。这种“‘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考据学“实事求是”命题的合理成分。“实事求是”一词，源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书中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唐代颜师古所作的注，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务得事实”，指务必取得事实根据；“每求真是”，指不断求得正确的结论。明清以来，“实事求是”成为考据学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其中所谓的“实事”主要是指古代文献典籍；所谓的“是”则主要指蕴含在这些文献典籍中的内容；“求是”则是指通过对文献典籍的考证、分析而获得某种结论。考据学秉持言必有据的求真精神，在这种治学态度与方法下所进行的词义训诂、文字校勘等研究工作，为匡正对古代经典文献的片面解读作出了积极贡献。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命题无疑吸取了考据学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求真精神。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作为考据学治学原则的“实事求是”，追求越“古”越“是”，越“书本”越“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书本，烦琐考证，皓首穷经，形成了一种埋头故纸、脱离实际的学风，“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由此可见，考据学的“实事求是”事实上成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这说明，毛泽东所阐述和倡导的以反对本本主义为目的的“实事求是”，不同于传统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是对考据学命题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和注重现实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就是指关注社会现实，学以致用，解决社会问题。经世致用本为儒学传统观念，然自孟子以降，尤其至宋明理学，其重心转向精巧的心性分析与“内圣”修养之道，致使经世之旨趣趋于式微。迄至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人反思宋学清谈误国的教训，提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主张从客观存在出发探求真理，反对用既定的法则限制对事物的认知。由此，“实事求是”的内涵从“为学态度”转向对事物规律的把握。有着实学传统的湖湘学派非常重视对“即事穷理”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倡导从“日用之实”中寻求治国兴邦之道。与考据学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不同，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明显具有面向现实实际的特征，这对早年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毛泽东的早期文稿和早期活动表明，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注重现实的观念和学风，对其文化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使得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开始着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独具卓识地提出“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毛泽东不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的“实事求是”进行了改造，还赋予这一命题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诠释中可以看出，这一命题既吸取了考据学言必有据的求真精神，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精神，同时又将其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实际上是《实践论》《矛盾论》思想的凝练概括，也是其进一步中国化的表述。“实事”已不是乾嘉考据学的古书古籍，而是不以人们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求”也不是乾嘉考据学的翻寻故纸，而是人在对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能动地进行正确加工，使之上升为理论的过程；“是”也不是考据学的书本知识，而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根本上区别于考据学与现实无涉的治学态度，它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融为一体，以中国化的表述，具体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崭新学风与思想路线。从此，这一古老命题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实事求是的理论特质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与升华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经典命题的创造性转化，使其在思想深处洞见了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在契合。正是以此为理论支点，毛泽东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与升华，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根植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哲学特质，其理论基础源于古代哲人对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培育了重经验、重现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并逐渐积淀为以经世致用为内核的理性思维模式。在中国革命实践和文化场域中，要使马克思哲学真正成为理论武器，就必须抓住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质，恢复其作为实践哲学的本真形态。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同属实践哲学范畴，二者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天然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使得恢复马克思哲学实践本质的过程与从中国哲学立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过程能够相互促进。质言之，这种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对马克思哲学实践本质的把握，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深层的方面。

　　毛泽东兼具革命家与哲学家的双重身份，但首先是一位革命家。这一身份决定了他的哲学探索必然以实践为基础，而他所投身的革命实践也内在地促使他构建实践哲学。因此，毛泽东对传统实用理性的继承，绝非停留在对十月革命历史经验的认同层面，更深刻地体现在他运用领导中国革命的亲身体验去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毛泽东的哲学视域中，任何脱离中国实践场域的抽象理论都是无意义的，这也正是“实事求是”命题所拒斥的。作为毛泽东实践智慧最为凝练的哲学表达，“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唯物论命题，更是一个深刻的实践哲学命题，它在“改变世界”这一根本旨意上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高度契合。更进一步说，这一命题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具体化和中国化：在内容上，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经验与实践智慧的理论升华；在形式上，它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务实学风的创造性转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气派。这样，毛泽东通过创造性的重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传统哲学深度融合，构建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这一过程，既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与升华，深层奥义在于他掌握了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使他的哲学研究始终聚焦于社会历史领域，他所思所悟之理，并非脱离于客观存在的形而上之“道”，而是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探索、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把握。正是这一思想基础，使他得以洞见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质，也由此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搭建起天然的理论桥梁。基于这样的哲学观，毛泽东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革命斗争中，都紧紧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探寻中国革命何以走向胜利的路径与方法，从而逐步构建起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点、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哲学体系。毛泽东对传统哲学的扬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范式转换，即由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这一范式转换不仅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质的飞跃，更提示了我们当代中国哲学的走向，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其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方法自觉：在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中破解“过河”难题

　　与以往的旧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满足于解释和说明世界，而是要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实事求是用中华民族的形式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用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话语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遵循。正如他自己早就清晰地表达过的：“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创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最大价值就在于能够破解思想理论（包括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等）“过河”的难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本质上就是方法论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方法论，则是世界观具体运用的结果。一旦人们按照世界观的根本看法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或者把世界观的各种原理、原则用来指导对现实的认识，世界观就成了方法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本质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自然而然地就能成为方法论。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并不是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就一定会形成相应的正确的方法论。中国革命过程中曾反复出现的教条主义机械地理解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认为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找到了方法，找到了可以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甚至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却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不能将其转变为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这实质上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其出发点不是客观实际，而是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脑子里想当然的主观愿望，结果给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教条主义的错误表明，即使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如果不把它与革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发挥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导作用，就不可能掌握科学的方法论。而要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为指导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必须有一个转化。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原则，真正实现了世界观的方法论功能，实现了“转识成智”。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止是科学地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特征。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能否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论，决定了能否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真正结合起来，从而决定了能否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阐述的实事求是，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方法，而实事求是则是根本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现为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工作方法等各个方面，如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等。这些方法构成一个方法论体系，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其他各个方法都是实事求是这个根本方法论原则在不同方面的表现。不仅如此，实事求是还是一切科学方法的灵魂。我们在应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等科学方法时，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对事实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以便找出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

　　（二）中国革命实践需要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化的自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由世界观向方法论的转化，既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的迫切要求。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度，在这样的国度中如何进行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现成答案。列宁曾对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指出，摆在他们面前的极其巨大的任务，“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只能由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正是这样。

　　第一，中国革命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方法论自觉。“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如前所述，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党在幼年时期走了“弯路”。革命遭受的惨痛损失呼唤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突出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用，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转化为实践方法，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正是在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党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指导革命实践取得胜利。

　　第二，同主观主义进行长期复杂的斗争需要方法论自觉。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不是以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出现，而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存在。主观主义突出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二者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在认识论根源上有着相同的症结。它们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割裂；都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方法，无法得出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因此，要同这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作斗争，就要求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时不能停留于理论层面，而必须深入客观实践中，将其转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方法论。即是说，必须经历一个由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能动的过程，从根本上肃清主观主义。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投身具体的革命实践需要方法论自觉。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也明确提出：“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众所周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革命时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并不在于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或是背诵其中的词句，用洋本本把自己武装起来，而是从中国革命遇到的棘手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理解和运用，进而形成指导革命活动的实践智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研究工作，始终都是与革命实践及党的决策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带有鲜明的方法论的特征。党在长期错综复杂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为他们化世界观为方法论提供了客观条件。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正体现了这种方法论的自觉。

　　（三）实事求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向方法论的转化

　　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毛泽东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具体方法。他指出：“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而来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第一，从世界观到思想方法的转化。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关键中介是思想方法，它既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核心环节，也是指导实践活动的“总开关”。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提升到了学风、党风、党性的高度，向全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他认为，学风问题是全党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和工作态度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的思想方法离不开科学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从实际出发，通过对具体实际深刻而全面的把握，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现象到本质的飞跃，从而科学把握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从世界观到工作方法的转化。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深入实际，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环节，也是实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桥梁。毛泽东反复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依靠调查研究了解中国国情，把调查研究提高到认识论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使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毛泽东不仅躬身实践、深入调研，还系统总结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如编订计划、准备调查提纲、召开调查会、撰写调查报告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解剖麻雀”“下马观花”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查研究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日臻完善和科学。

　　第三，从世界观到领导方法的转化。实事求是与党的群众路线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有机联系。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方面，实事求是强调实践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认识世界离不开“从群众中来”的领导方法。人民群众身处生产斗争和各种实践活动的第一线，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积累了许多真知灼见，要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最终形成指导实践的科学决策。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强调立足实践改造世界，这离不开“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即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使党的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还总结出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科学确定工作中心、工作秩序，试验和抓点带面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

　　结语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和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去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实事求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提炼和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逻辑同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发展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逻辑三者的有机统一，其演进历程所蕴含的哲学原理还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即思想源于实践呼唤、成于实践检验、丰富发展于新的实践，并将继续伴随新的实践发展而呈现更高更新的理论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历程给予今人重要的启示，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发展和传承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所在。

　　（作者：吴 璇，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吴俣暄，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926年第4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