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及实践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也不会抓经济，认为在经济建设上是个短板，这是个绝对的误会。问题在于，毛泽东对于经济建设和发展，有自己特定的思想和做法，而且成效明显，只是许多人不理解、不认识。

　　一、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特有的经济建设思路

　　毛泽东《在读苏联<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节选）》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这一划分，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确立经济发展策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史阶段不同，经济建设的思路也就不同。

　　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有节制地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阶段与后来形成共识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同义语，都是指经济落后，物质条件不具备建设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应该有节制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以借助资本主义尽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由世界社会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从社会发展规律看，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由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特点，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具体阶段上的时长会有很大的不同，表现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在美国，封建社会的时间极其短暂，也有人认为压根就没有过这样一个阶段。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则延续了近3000年。反过来，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已有230多年，而在中国，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经历正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为什么？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我们欢迎这种重新学习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473页。）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讲得十分清楚。

　　为什么要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也说明白了。

　　首先从理论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的头脑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

　　需要有节制地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清醒，也是从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毛泽东多次说过：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底子太薄了，经济太落后了。1954年6月14日，他在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说明中讲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就是到五十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29。）如果说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是理论上的清醒，不吹，不翘尾巴，这是政治上的清醒。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在经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加强调查研究，重新认识国情。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有节制地发展资本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471页。）马克思还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版，第33页。）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没有像马克思预见的，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同时发生，而是在苏联、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发生。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怎样发展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国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只是因为处在当今时代，又不能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还要发挥“还没有发挥出来”的资本主义“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里说：“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页。)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有节制地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实践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最明智的抉择。

　　二、极具特色的基本经济建设思想

　　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做过许多论述，但他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资本主义“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前提下，“获得一个发展的便利”。这已经成为一项不成文的经济制度，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是毛泽东巨大的理论勇气之一。因为按照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的，特别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对于资本、对于剥削等问题已经论述得很明确了。

　　中国是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资本主义

　　毛泽东认为，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直接建成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实行了一段“新经济政策”。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倡导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一定时期内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事隔两年多，即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革命胜利已经在望，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毛泽东讲得就更加明确、具体了。这就是允许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发展。

　　如果说上述那些话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讲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有更加具体、形象地说明。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

　　毛泽东对于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便利的思想是坚定的。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事情到了195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时还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国有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8页。）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着一种民粹派的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认为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便利”，是不应该的，或者认为这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但是，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界限的，绝不能任其自由发展。

　　“不能操纵国民生计”是一个大界限

　　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这一个大政策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需要。

　　什么叫“操纵国民生计”，这应有两个方面：一是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使公有制经济占据主要地位，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如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矿山、土地、航空、水路等，不能交由非公有经济成分来操控。二是涉及到人民群众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生活、生存必需的问题，不能交给私人或资本家所办的企业，即不能交给市场。因为这是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情。不说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把这些拿在手上的。同时，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发展，并不是无节制、无限度，任其自由发展的。这里就看“是否操纵国计民生”，操纵了国计民生，就不仅使民生没有保障，也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资本主义也就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就代替了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性质也就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说，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国家的需要而存在。”毛泽东是严格把握这一政策界限的，用列宁的话说：真理再向前发展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或者认为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便利”，是不应该的；或者认为这就可以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这都会走向歧途。

　　毛泽东担心人们由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导致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于是特别予以说明，“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毛泽东还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这就是说，发展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操纵国民生计”。

　　三、站在经济政治文化全局上统筹经济建设问题

　　毛泽东关于经济与政治，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有十分明确地论述，并且是在三者关系的总体上形成经济建设思路的。

　　“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毛泽东赞成列宁的提法，即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如果一个阶级不能从政治上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毛泽东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毛泽东在谈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时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于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是历史的具体的，也是唯物辩证的。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是新文化的“源”。传统文化也好，外国文化也好，都是“流”。“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4页。）“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只有从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变化，才能认识意识形态文化的本质。

　　正是因为毛泽东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上看待经济问题，所以，他十分注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巩固。他认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失去了人民的政权，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一切。所以，他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注重人民政权的巩固。新中国成立后，他首先发出了“为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伟大号召，用三年时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接着才进行了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斗争，取得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复辟、破坏活动，严厉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一批贪污腐败分子，使大的贪污犯在几十年内销声匿迹；击退了反动资本家向党和新生的革命政权的腐蚀和进攻，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经济建设的秩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党的总路线或总任务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的任务基本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毛泽东接下来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设积极向上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为了使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并落实了繁荣文艺、促进科学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意义重大

　　1959年，毛泽东曾提出：在全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从事农业的人口会减少。如果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涌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大致一样，或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农村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第197页。）“就地成为工人”就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农村的工业企业。农民就地成为农村工业企业的职工。

　　毛泽东这一设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一方面农村工业发展起来，实际上这就是当时农村的社队企业，亦即后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这样，不仅大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后来的“农民工”潮。中国的“农民工”现象是不会持久的，甚至要不了几年，高潮就会过去。因为一年一度的“农民工”大军到旧历年底回家过年，年后又涌向城市，不仅造成了交通运输资源的巨大无效投入，而且对于农民工来说，来来回回折腾，也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不仅把时间消耗在路途上，而且找接受务工的企业也不是一句话的事。作为间接的负面效应，对农村的留守儿童读书很不利，对农业耕种更不利。另外，农民工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就是不得不将媳妇甩在家里，成年累月不见面，发生过许多问题，只是这些问题“只可意会，不可言明”。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就初步具备了工人阶级有组织、有纪律的优点。因为他们有固定的劳动单位，从事着国有企业工人类似的工作，也会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有固定的伙伴，有利于团结。而“农民工”就不具备这种条件。因为他们每年外出打工，不仅地点不固定，而且单位也不固定，缺乏组织性。同时，也形不成像国企工人那样相对固定的伙伴，讲团结也就没有组织基础。

　　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方面，毛泽东也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1956年，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为繁荣文化、科学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现了又一次文艺繁荣的时期。

　　“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

　　毛泽东看问题是十分辩证的，他忠诚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但也忠实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工商联将来怎么办？也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定息取消了，资本家也还要改造。工商联这个名称可以保存下来。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把《申报》取消了，我不高兴。《解放日报》可以恢复为《申报》。党报也可以用原来的名字。我年轻时到乡下走亲戚，那里都叫卖《申报》，可见深入人心。内容改变，名称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长城’和‘省’，就是从元朝开始这样叫的。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172页。）

　　一方面送穷鬼，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济落后与文化落后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说到中国古代文化时作出过这样的描述：“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等，这虽然不是封建文化糟粕的主要部分，但是，对文化层面上落后的程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对封建文化，不能全盘否定，要辨证地继承与否定。

　　这样的文化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不相容的，是需要在批判的基础上予以发展和创新的，也就是扬弃。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探索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的社会主义，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便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论述中找不到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事实上是这样做的，但在理论上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论述。毛泽东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总题目”，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1957年7月，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他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文艺和促进科学进步的方针，发展了中国的文化事业。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四、紧紧抓住经济建设的大事不放

　　数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饱受战乱、水祸之苦。新中国成立后，战乱结束了，毛泽东很有紧迫感地专注水患的问题。

　　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的千年大计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说到：“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农民增加收入。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搞水利建设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修建的水库也好，水渠也好，从当年的投入（主要是劳动力）产出看，不一定合算，但是，这是长远发生作用的设施。从长远来看，不仅经济上是合算的，而且还有环境和旅游的效益。

　　解放初期，毛泽东为了快速、稳步发展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水患安全，毛泽东紧紧地死死地抓住了治水问题。这主要体现在领导人民群众建设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水库、河渠上。

　　“解放前我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小型水库1200座，总库容大约200亿立方米。1949—1976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座，大中小水库共84000座，库容4000亿立方米，是解放前的20倍。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河南林县的‘红旗渠’。这里原来是‘光坡秃山头，砂石枯河沟’的穷地方。从农业合作化时候起，引漳入林，逢山凿洞，遇沟架桥，走坡陡，过高崖，穿过50多处悬崖绝壁，闯过130多个山头，凿通了42个山洞，在太行山挖出了71公里的山涧渠道，使一向缺水（浇地和人吃马喂）的山区有了甜水。1964年全县平均亩产400斤，上了纲要。”（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135页。）仅以河北为例，黄壁庄水库、岳城水库、官厅水库以及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等，在城市饮水和农田灌溉以及防治水患等方面，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到现在。可以说，如果当初没有修建这些水库，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是不堪设想的。

　　治理水患，刻不容缓

　　“1950年夏，因为连降大雨，淮河中游水势猛涨。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出紧急电报，向毛泽东汇报皖北受灾的情况：‘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

　　毛泽东读着电报，用铅笔在上面画着横线，只见他双手颤抖，声音哽咽，泪水横流。猛然，他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拍，大声说道：‘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并在电报上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1950年9月，抗美援朝已经开始部署，毛泽东仍关注治淮工作，再次指示周恩来：‘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毛泽东要求治淮工作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小利服从大利，局部服从整体，除害与兴利结合，近期与长远结合，协调淮河上、中、下游不同地区的切身利益，从根本上解决治淮问题。

　　淮河流域人民在毛泽东指示精神鼓舞下，自发组织起来打石备料，造船运输，为治淮做各种准备工作。毛泽东看到报告，连声对田家英说：‘你看看，多好的人民，多好的人民呐!’他立即在报告上批示：‘周：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1950年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毛泽东指示和治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和‘三省共保，一齐动手’的团结治淮的原则，体现了治淮的客观规律。1950年冬至1951年春，淮河防洪大堤及支流除涝工程开工。”（邓忠先：《毛泽东话说中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页。）

　　凡涉及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生命财产问题，毛泽东一贯的作风就是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他的第一个批示是七月二十日写的，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第二个批示写于八月五日，他说：“此计划八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目前防救、根本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这些对于群众息息相关的问题，毛泽东要求明确、具体，而且时间性极强，几乎是不容分说。这种对人民群众的负责精神，跃然纸上。

　　毛泽东掉眼泪的时候不多，大概有两种情况眼泪横流：一是看到或听到老百姓受苦受难，譬如他看到警卫战士从家里带回无法下咽的“窝头”时，一边哭泣，一边说“得想个办法”；二是看到人民英雄牺牲的故事，譬如，他看《岳母刺字》中岳飞之死时眼泪止不住。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听到毛岸英牺牲的经过时，眼睛红润，但没有掉眼泪。在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战况，同时谈了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经过。毛泽东只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然后，安慰彭德怀说：“老百姓家的孩子也是父母的骨肉。你们也告诉岸英的战友们，不要因为是我毛泽东，一个国家主席的儿子牺牲了，就当成大事。”要说毛泽东对儿子没有感情，那不符合实际，但是，他更加倾情地热爱着人民群众！

　　【毛泽东为治淮工程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与淮河水患相隔13年，则是1963年发生在海河流域的一场特大洪灾，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言行感人至深。

　　这场特大洪灾，主要发生在河北。

　　“1963年8月上旬，海河流域特大暴雨下了几天几夜，河北全省101个县市有5000余万亩良田被洪水淹没，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所见一片汪洋。地方驻军全力以赴，进行抢险救灾，派出飞机向困在高地和土坡上的灾民空投食物和药品。……

　　这次水灾过后短短8个月内，毛泽东4次巡视河北省灾区。最后一次，毛泽东到省会保定，屈指算起河北解放以来15年年景：‘三年大灾，五年中灾，三年丰收，四年中收……。’这时，他俯下身子看桌上铺开的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会儿又转过身来对刘子厚等人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你们有时间，你们10年能把水治好吧?我70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就把水治好吧!’”（李约翰等《毛泽东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240页。）“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对毛泽东说，‘河北正在筹备一个全省抗洪救灾展览，我们想请您为展览会题个词。’毛泽东当即答应，并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林铁，你也别再做四川人了。’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题词是七个大字：‘一定要根治海河!’河北人民在毛泽东题词鼓舞下，……经过20多年的农田水利建设，海河基本上解除洪、涝、旱、碱危害，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实现粮食自足，结束了南粮北调的历史。”（李约翰等：《毛泽东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365页。）

　　【1963年11月17日，毛泽东手书“一定要根治海河”。】

　　海河，这是中国华北地区最大水系。海河本身起自天津金刚桥，到大沽口入渤海湾，全长仅73公里，但它与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大河流及300多条支流组成海河水系，以卫河为源，全长达1090公里，流域面积26．5万平方公里。包括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等省区一部分，人口7000多万，耕地18亿亩（1962年统计数字——作者注）。

　　毛泽东“一定要根治海河”给河北为主的七省市带来的福音，广大人民难以忘怀。作者是沧州人，当然也感受、享受到了救灾的温暖，由此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解决了沧州地区（准确地说是黑龙港地区）农业的一个长远发展问题。沧州有史以来农业产量低下，其原因就是土地盐碱。因为盐碱，老百姓中有句话叫“不拿苗”，即播种后不出苗或出的苗参差不齐。为此，沧州民间有句流传很广的顺口溜：“旱了收蚂蚱（蝗虫），涝了收蛤蟆（青蛙），不旱不涝收碱嘎巴。”自从根治海河以后，盐碱地问题彻底解决了。因为盐碱有个规律，即“盐随水来，盐随水去。”海河疏浚了，排水通畅了，地下水位降低了，盐碱也就随着“去”了。从此，沧州地区的粮食亩产大幅度提高。这只是“根治海河”的“副产品”，整个效益可以说大得无法计量。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留下的文化力量。自己不再做湖南人了，“生在湖南，死在河北”；也劝林铁不要再做四川人了，生在四川，死在河北，都做河北人。这不仅表现出治理洪水的决心，而且体现出对灾区人民群众的深厚的情感和负责精神。

　　实际上，毛泽东既不是河北人，也不单纯是湖南人，他是在做中国人，一心一意为着全中国人民的幸福而辛勤工作着，他确实是中国的“大救星”，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止水的问题，既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问题，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对大江大河的治理，未雨绸缪

　　对于水利建设，毛泽东想得更远。1952年9月，毛泽东还利用中央批准的休假时间，率领有关部门考察十年九灾的黄河。一路上，他和随行人员都在谈论河南及全国经济发展如何展开的问题。他深入农村，访问农民，听取黄河治本的办法。在谈起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时，毛泽东说：“这个大水库修起来，把几千年的黄河水患解决了，还能灌溉几万亩农田，发电100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当省委和有关部门的同志要毛泽东做指示时，他说：“把黄河的事情要办好。”（华宸编著：《擎天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1953年2月19日下午，毛泽东考察长江三峡，同林一山（时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作者注）谈长江的治理和开发问题。在谈话中，他“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并了解从白龙江、西汉水、汉水、丹江引水的可能性以及相关问题，指示林一山对汉水引水方案作进一步的研究，并组织人查勘。”20日下午，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有关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并对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力量系统地整理了长江历年的水文资料给予赞扬。他一面听汇报，一面看《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草图”上计划修建的若干支流的一系列梯级水库，问道：“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在得知‘抵不上’后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2月22日晨，到达南京前，毛泽东向林一山交代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但南水北调的工作要抓紧准备。”（《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35、37页。）长江三峡和黄河三门峡工程虽然没有在毛泽东手上实现（并不是不想实现，而是客观条件不具备），但是，他的这个设想——“高峡出平湖”，为后来党中央作出决策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随着在政治经济上，水利上，大江大河的治理的实践，开始显示了成效。

　　荆江分洪工程经住了长江特大洪水的考验

　　中国的长江是比起黄河来，历史上水患相对较少。它从三峡奔腾而下，形成巨大的水网。一方面为人民造福，一方面每到夏季就形成了对鄂湘两省的巨大威胁。1950年10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认真研究了荆江分洪工程的方案。很快该工程获得了批准。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开工。毛泽东为该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当时的水利部长傅作义带着毛泽东的题词，前去工地慰问。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程竣工后，很快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工程的应有作用。1954年7月下旬到八月上旬，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先后三次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保住了荆江大堤。毛泽东再次提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洪水，还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显然，毛泽东对这项工程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希望。

　　毛泽东的治水思想，不是一时一事，一年两年，而是从长远出发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水患和水利问题。

　　五、从实际出发的经济建设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际，面临几十年的民主、民族革命战争的废墟，极端落后的经济，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与资本家、富农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

　　“不动资本主义的新富农，也暂时不动半封建的富农”

　　毛泽东比一般的人看得高、看得远，宁可一时被众人误解为右倾，也要从实际出发决策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土改中对于富农的政策上。农村的富农，大体相当于城市的中等资本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村富农经济的发展占有一定的比例。1951年3月2日，毛泽东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改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的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鼓励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于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就显得特别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的富农似较妥当。”（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9页。）毛泽东暂时“不动资本主义的新富农，也暂时不动半封建的富农”的主张，对于促进生产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动富农，中农就没有后顾之忧，就更有积极性，城市资产阶级也没有顾虑，都会积极生产。

　　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在当时，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并发展是当务之急。如果经济不能很恢复，人民生活不能相对得以改善，国家税收不能增加，新生的人民政权有可能得而复失。

　　“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

　　1949年4月15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不久，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对时任太行区委书记的陶鲁笳谈起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经济的思路。他把这个思路概括为“四面八方”。毛泽东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叫‘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和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我们要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在没有‘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陶鲁笳：《毛主席叫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9页。）毛主席重视资本家，有他的考虑，调动和发挥资本家的积极性，就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在当时情况下，没有资本家的积极性，“工厂就要关门”。这令许多共产党员心服口服。

　　“四面八方”，将对内对外开放，处理经济发展与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公私关系都说清楚了。这里的私，主要是应该看到资本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正确对待资本家。有人认为，毛泽东不主张对外开放，这是一种误解。这里讲的“内外”，明显具有对外开放的意思，只是居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打扫干净房间再请客人进来”，尚不具备碗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一切以条件、空间、时间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的。

　　“要讲城市生产，资本家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上海与资本家座谈。资本家问：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毛泽东说：唯利是图。资本家疑惑地说：共产党也唯利是图吗？毛泽东说，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资本家们说：现在报纸上的文章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就是工人阶级好。毛泽东说：要讲革命，工人阶级第一；要讲城市生产，资本家第一。资本家们对此答复很高兴，生产积极性更高了。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谈话》中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两面性，有要求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他们是同政府合作的，企业又公私合营了，做了这样一些好事，不能说资产阶级对国家是无用的，应该说是有用的，而且很有用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7页。）毛泽东对资本家的看法与鼓励，对于发展城市生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毛泽东用好听的话哄着资本家高兴，而是对当时中国的资本家的科学估计以及在此基础上为发展经济提出的口号和制定的政策，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六、走自己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是毛泽东长期的一个梦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过：日本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现代工业。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1964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2页。）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插话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的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352页。）

　　毛泽东讲的这段话，体现了两个发展经济的思想：一是“三大革命运动”，主要是研究自然科学。其实，他的这一思想，早在给住在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就有明确地表达。他要求两个儿子先学习自然科学，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后再学习社会科学。并说：“自然科学是真学问”。二是研究自然科学与研究社会科学不同，要“用实验的方法”。

　　“四三方案”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根基

　　在毛泽东对于“技术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的老路”的思想指引下，“四三方案”的决策实现了。

　　在学习外国先进科技问题上，中国落实了“迎头赶上”的思想。“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报告提出在三五年内引进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这个方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批准实施的大宗进口成套设备方案。”（《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页。）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实施的这个方案，自1973年到1982年，总共引进13套大型化肥设备、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投资总额43亿美元，因而被称为“四三方案”。这些项目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上述成套设备，技术含量高，因为成套，进来就可很快进入生产过程，一方面填补了经济技术发展的空白；一方面成本较低，没有发生进口以后“设备闲置”“陈旧落后”等浪费、低效问题，也没有“生产过剩”等其他负面效应。这些设备，在技术上领先，也为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所急需。

　　从1949年到1955年，中国从苏联引进大的项目156个；苏联的培训机构，共培训中国留学生10000余人。自1950年至1960年，援华的苏联专家也达到15000余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只是当时的开放，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一窝蜂”式的“鱼目混杂”的现象。

　　“一五”期间的苏联援建项目和后来的“四三方案”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两个闪光的杰作。

　　“重轻农”的顺序改为“农轻重

　　对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从文字上看，涉及三方，但实际上还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是重工业，一方是轻工业和农业。“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显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毛泽东是辩证地看问题的，他说，“你对发展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或者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如果你是假想，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的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这里就发生了方法论中一个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322页。）而在这里，毛泽东不是刻板地抓主要矛盾，相反，是抓住次要矛盾。怎样理解呢？毛泽东哲学的价值恰在这里，他并不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看成死的僵化的东西，而是根据情况灵活运用。毛泽东还认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说：“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其变化”。“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使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4—325页。）在这里，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因为革命党人的努力这个条件的存在，就使困难这个主要矛盾与顺利这个次要矛盾互换了位置。毛泽东认为，发展重工业是主要矛盾，也就是主要任务；农业和轻工业是次要矛盾，也就是次要任务。但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其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从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入手，最终也是为了，并实际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这既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长远需要。

　　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时期，苏联不赞成中国建设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应由“社会主义大家庭”按照苏联的分工进行经济建设，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只有毛泽东对苏联的做法进行了抵制，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证政治独立。他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两步走的第一步，就是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标志主要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指导下，建设起工业门类基本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本上能满足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的工业体系，并且在国际经济贸易交流中，能够保证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常波动的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稳定、建康地发展。就国家内部而言，他不是要求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各个地区应在国家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内，结合实际，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讲求经济效益，因地制宜地发展工业。”（张启华著：《读懂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254页。）毛泽东在经济结构上对外对内的这一方针非常明智。对外不受制约，对内讲究效益。

　　七、制定政策，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毛泽东对于发展经济，再一个与众不同的思路，也是他发展经济的一个最重要思想，就是立足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包括创造优越的经济发展环境，制定正确的政策，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真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还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这是毛泽东拜群众为师，相信和依靠群众，一切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基本思想。他说过这样的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中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以《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感动了神仙下凡搬走两座大山为题，把人民群众喻为“上帝”。他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神仙，而是人民大众。在毛泽东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感动人民大众这个“上帝”。

　　毛泽东说：“我们应当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经验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他们得到解放和幸福。”（《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破天荒地呼出“人民万岁”的口号！他在带领一些民主人士游览故宫时，站在最高处提出：我们应该向人民三鞠躬。人民，民主，这是毛泽革命思想的精髓之一，也是他的经济建设思想的一个经典！

　　毛泽东要求，在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名称之前冠以“人民”二字，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人民公安，人民警察，还有人民医院、人民邮电、人民教师等，并将党的喉舌定名为“人民日报”，还亲自题写报头。他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中，共49个字，8次出现“人民”二字，强调先烈们是为人民牺牲的。在毛泽东看来，天下由人民主宰是天经地义，一切物质财富和精舍财富由人民创造是理所当然。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英雄大多处在基层实践着的人们。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高度概括，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也与毛泽东基于实践的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相一致，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调动积极性，就必须了解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

　　毛泽东强调，为人民谋幸福，就要明白群众心里想什么，实际需要什么。需要，这是人生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为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抓人心。抓人心，最根本的是抓人的需要。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说过，农民最需要土地，把土地看成命根子，于是就有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

　　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毛泽东到枣园乡政府给群众拜年。拜年是一种尊重群众的形式，实质上，他是有话向大家讲，他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工作就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孟素：《鱼水深情——毛泽东在延安给群众拜年》《世纪桥》2012年第2期。）借助一切机会听取人民群众的要求、呼声，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将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视为工作的“方向和目标”，这对人民群众的爱和负责，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享浮众望的政策才会继续成为我们的政策”

　　(德)冈瑟斯坦因曾向毛泽东提出：“‘你们的政策是不曾受到过非难和反对吗？’毛泽东回答说：‘我们的工作中的决定因素是：我们经常地发现了在我们的政策中有哪些是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又有哪一些是他们所批评或反对的。只有那些享有众望的政策才会变成为，而且继续为我们的政策。’‘因为我们党的组织是随时注意着人民的反应，不断地在依照实际的需要和人民的意见改变我们的政策。所有我们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在注意着我们的重要政策；不要使我们脱离大众，而要紧密地配合他们的需要和希望。’‘毛泽东谈到了他喜爱的话题上来了，那就是他不断要求在他们所有的决议和行动中注意到的群众观点。他热烈地说：‘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假使一个政党的领导分子是真正为着人民大众的利益，并且是忠实地在这方面努力着的，那么他们有着无限止的机会听取人民的意见。’”（丁晓平、方健康：《毛泽东印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126页。）毛泽东上述的几段话，充分地表明了“从群众中来”的依据和保证，那就是“我们党的组织是随时注意着人民的反应，不断地在依照实际的需要和人民的意见改变我们的政策。”毛泽东用这样的句式说明基于群众的意见，对政策要进行不断地调整。他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2014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菏泽考察时给市、县委书记们读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下联是：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里说的“一官”，当然是指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这幅对联出自河南南阳县内县衙三省堂，朴实通俗，深入浅出。前半句说明了一个地方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地方全靠一官”；后半句说明，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己也是百姓。”身为地方官员要时刻以黎民百姓的苍生为念，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去为“衣食父母”办好事，办实事，决不能懒政，更不能揩老百姓的油，挤民脂民膏。

　　由此，毛泽东提出并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也是他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

　　对于劳动人民的概念，毛泽东是包括知识分子的。他一生与钱学森、李四光、钱伟长、钱三强、华罗庚等大科学家的关系极为密切，还不断地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做客，并十分尊重他们在科技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国家、社会和历史的主人。这就极大的换发了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历史主动性以及在实践中的创造性和高度的劳动热情。由此，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伟大成就，包括“两弹一星”，核潜艇，人工胰岛素，万吨水压机，南京长江大桥，昆明铁路、成昆铁路，北京十大建筑等等，还有大庆油田、大寨梯田以以及“三线建设”等等。一次，英国陆军司令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一个人人有进取心，人人有目标感的国家，实属不易。”这使中国人民精神上的变化。

　　八、改革教育，立足于培养建设人才

　　毛泽东认为：搞上层建筑革命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关系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生产关系改变了，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率。

　　就毛泽东自己的意愿讲，就是想当一个教员。他曾经对斯诺讲到林彪的“四个伟大”时说：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这不是谦虚，是他的真心愿望，也符合他在一生中各个时期一直注重教育事业，培养人才。陈云说：“抗日战争以来，毛泽东最大的功绩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包括我们这样的一批三八式的干部。”

　　倾情地提高国民素质，致力于改变民性

　　发展经济说到底，是靠人民群众，靠基层广大的劳动人民，进一步讲，靠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具有一定的技术、智慧。

　　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教育，他曾提出：省、地、县三级书记要管教育。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后劲，也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对于美国的强大，其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军事发达，也不完全是因为科技，而是他们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们的大学、实验室以及中小学的教育上。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立足于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致力于改变民心，改变奴性，破除迷信。他反对“马桂站惯的了”的奴才相。毛泽东说过：“有些人做奴隶做惯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扬起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第41页。）这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点。

　　毛泽东视党的建设为一项伟大的工程，事实上，他也是将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视为伟大的工程的。国民数字中重要的一点是“民族自信心”！

　　教育始终对准了人和人的发展

　　毛泽东的教育目标，始终瞄准了经济建设，对准了人和人的发展。事实上，没有人和人的发展，经济建设也难以最终成功。毛泽东深切地明了，以农民为主的中国底层无产者、半无产者，不仅缺乏现代工业的训练，而且民主意识也几近缺失。他自青中年时期就倾情地办农民夜校、工人夜校、干部学校，仅在延安时期，就办了“抗大”、“鲁艺”等十几所院校。他还先后提出，“共产党就是一座大学校”，“解放军是一座大学校”，也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他在一生中成立过多个专题学习小组，如哲学学习小组、政治经济学学习小组等。学习方法，先自学，后讨论。他把提升共产党员为主的国民素质放在了历史长河的进程中；放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放在了各自的本职工作中，一业为主，兼学别样；这是了不起的一个符合国情的大发展战略，这是他宽广的思维和眼界的体现。

　　建设学习型社会，把全国也办成一座大学校，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确实十分重要。因为他知道，全体国民的素质不高，是难以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为此，毛泽东对此多措并举，殚精竭虑。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和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使中华民族以“百年”的数量级受益的教育。即使仅从经济发展角度说，意义也是重大的、深远的。

　　让我们的孩子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实践。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还说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就是说，在实践中学习。毛泽东不仅认为实践出真知，而且认为经受磨炼对于一个人的成才至关重要。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也。……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古今凡是做大事的人，大都经过了挫折或磨难，但是，这是指具有革命意志的人。否则，意志就消沉下来了。”知青运动中，包括回乡的知识青年中，自然也有一些人仅仅记住了磨难，所以也只有抱怨，也就没有什么长进，没有出息。正确地对待困苦，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都是“知青”，而像梁晓声、史铁生、铁凝以及贾平凹等，则取得了被人民群众认可的非凡的成绩。仅仅是记仇、咒骂，这就将自己锁定在一种狭小而又压抑的空间里了，自然不会取得成功。

　　项目是今天的生产力，科技是明天的生产力，教育是后天的生产力。通过抓教育、抓人才培养发展经济是最有远见的经济建设思想。毛泽东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思想就在这里。

　　这里是经济发展的高点！

　　（作者：李瑞昌；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