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各级内,我们实行少数服从多数。集体决定大政方针后,各级同志严格执行。
毛主席不仅是整个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而且有着最光辉的个人品格。老人家不是搞“一言堂”的“独裁者”,他的一生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抵制立三路线的时候,就面临了多数同志的压力。按照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红一军团通过了关于攻打吉安和南昌的决定。当时毛主席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组织纪律,并没有独裁权。恰恰在毛主席没有战略方向的最终决定权、毛主席个人的正确意见得不到大家的贯彻的时候,队伍多走了不少弯路。
毛主席怎样抵制立三路线?主席想尽办法说服大伙。比如,在打吉安之前,毛主席说:咱们开个会,你看吉安实际上很难打,那就别打了吧!主席把多数同志说服了。于是,大家放弃了关于攻打吉安的计划。之后,毛主席又招呼大伙:我们接着开会,接着聊。主席说:你看这南昌比吉安还难打,对吧?这时候毛主席想了一个主意:中央让我们打南昌,我们也得对付一下——我们就在南昌附近鸣枪示威,来个“八一示威”,然后我们就撤出来。
这就是毛主席灵活抵制立三路线的办法——形式上服从上级,实际上说服大伙、抵制错误路线。这就是毛主席的斗争艺术。
后边是啥?永和会师。永和会师之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是谁?毛主席。但是,重大战略方针必须得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集体决定——所以,毛主席在这方面没有最终决定权。那咋办?毛主席反对打长沙,朱总司令也反对打长沙。彭德怀一言不发、面对三军团的代表高呼打长沙时未加以阻止。之后,前委多数成员决定二打长沙。但是事实证明:毛主席对了,长沙不能打。毛主席抓住时机,告诉他们:长沙确实打不下来,那咱们就撤。这就用事实教育了他们。
撤离长沙以后,袁州会议上,毛主席说:你们别急着打南昌了,咱们先打吉安行不行?那时候我们红军有打吉安的实力了。这就通过打吉安拖延了打南昌。
我们把吉安拿下来之后,又召开一个吉安会议,大伙又想打南昌。那咋办?毛主席又出个主意:我们先向袁水流域推进,先别直接急着打到南昌。这次会议,前委多数人没有放弃打南昌,但是同意了毛主席关于拖延打南昌、先向袁水流域推进的意见。
吉安会议之后,就是峡江会议。毛主席给大伙做说服工作。这次,大伙还没放弃打南昌,不过大伙已经接受了毛主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意见——阶级敌人之间的军阀混战确实存在,但是阶级敌人发现我们红军威胁到他们根本阶级利益的话,会联合起来围攻我们。毛主席让大伙接受了他的这个意见,就给后来使他们接受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提供了一个准备。峡江会议之后,就是太平圩会议。毛主席又提出:敌人已经对我们有严重威胁,我应“延缓进占高安,将部队布置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红军”。
毛主席在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不断纠正大家的问题。抵制立三路线的时候,毛主席的意见一直是对的,不过他只能在党的组织纪律的范围内做很多的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以极大的耐心一步一步纠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左”倾问题。到了罗坊会议,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才被多数同志接受的。
所以,我们可见,党的组织纪律——民主集中制在当时确实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贯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毛主席如果在当时有大战略方针的最终决定权,红军会少走很多弯路。但是毛主席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因为你如果不遵守组织纪律还受不到惩罚的话——组织纪律权威性被破坏的话,整个组织就彻底垮了。队伍的组织纪律一旦失去了约束力,组织就没法维系了。从这个立三路线“从天而降”,再到永和会师、罗坊会议,毛主席既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又尽可能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这是当时最为正确的选择。
当然,民主集中制也有好处。中共领导人们商量第二次反“围剿”方针的时候,项英、顾作霖等“钦差大臣”都反对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该怎么打?当时毛主席说:你们反对我。对吧?那我把我们根据地的指挥员都叫来,我们开个会,扩大我们开会的范围,让大家说说到底谁有理。
这时候,第一次反“围剿”已胜利,毛主席的威望已经很高了,所以当时红一方面军的这些指战员都支持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于是,最后多数人支持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当然,当时初来苏区的王稼祥同志也支持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起了很大的作用。
错误的“集中”也不是没有。博古、李德他们,当时形成了一个三人团。这个三人团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按照党的组织纪律,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应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但是三人团错误地凌驾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所以,有很多带根本战略性的大政方针都是三人团自己定了的,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的批准。
三人团的独断专行,导致我军遭受一系列惨败——最典型的就是湘江战役。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多次批判三人团。猴场会议的时候,中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等于中央把三人团的军权初步从事实上剥夺了。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的意见完全正确,但是他不是独裁者,他必须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少数服从多数”。所以,主席必须想办法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点一点打,党内的批评工作、说服工作也要一步一步做。遵义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就没有全盘讲出他掌握的真理——他只能强调先解决军事上的问题,并在政治上做出必要的让步。这恰恰是毛主席的高明之处——把正确意见直接全盘讲出的话,大家打辩论赛打个没完,怎样先解决军事指挥问题?
“左”倾路线坚持者们是不是同志?是同志。但是,毛主席说服他们,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正如张闻天后来在1943年12月16日所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
中央接受毛主席的正确意见的时候,打仗还是比较顺利的。例如二渡赤水、重战遵义、打垮吴奇伟两个师……但是后来大伙和毛主席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当时林彪、聂荣臻建议打打鼓新场,毛主席就不让打。毛主席指挥战争的时候,战场视野非常宽广。主席说:你打打鼓新场的话,附近的敌人把你包围,你自己就有被敌人歼灭的风险。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大伙不听,结果还把毛主席的前敌总政委给免了。最后,情报证明:毛主席的意见对了。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成立了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组成的新三人团。

新三人团和旧三人团区别在哪儿?新三人团对中央政治局负责。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大政方针后,具体的战役指挥由新三人团负责。新三人团的名义团长是周恩来,不过实际上出主意的毛主席。
红军的具体的军事指挥权归毛主席之后,战局进展就真的太顺利了!正确的集中、真理的“集权”,完全必要!不然,一旦贻误战机,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我之前讲过,这时候毛主席和彭德怀有三次争论。第一次是啥?彭德怀不想打周浑元,想直接三渡赤水——直接西渡赤水河。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认为:你直接抢这个赤水河渡口的话,人家周浑元追着你打,怎么办?人家也跟着你抢渡口,你有啥办法?所以毛主席出了个险招、奇招、妙招——我们在鲁班场狠狠打一仗,打得周浑元不敢出来之后,我们再三渡赤水,这样的话他就不敢追我们了。
这是毛主席和彭德怀的一个重要分歧。由于毛主席掌握了充分的军事指挥权,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红军的充分贯彻。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我们在鲁班场狠狠敲了一顿周浑元,吓得周浑元三天不敢出来。
在毛主席指挥下,我们三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吸引到了赤水河以西。于是,赤水河东边,敌人兵力空虚了。毛主席迅速决定四渡赤水。
这时候,主席和彭德怀之间又产生了争论。主席的意见是啥?让一个团伪装主力在西边吸引蒋介石,我们的主力迅速东渡赤水。这时候彭德怀提出个错误建议。彭德怀当时提出让九军团、一军团、五军团继续往西边走,走一段时间之后再调头回来,打黔西南。
彭德怀当时提出的建议确实错了。毛主席好不容易把国民党的主力吸引到西边了——西边是蒋介石重兵聚集地!这时候你就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带领主力部队迅速四渡赤水,迅速脱离蒋介石主力部队聚集地。毛主席拒绝了彭德怀的错误建议,并非常果断的指挥我军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了。

南渡乌江前,主席和彭德怀还有争论。彭德怀主张:红军南渡乌江之后,向黔东南方向发展。然而,毛主席的双眼这时候一直盯在一个地方——金沙江。
毛主席的意思:我们往贵州东南方向做一些假动作,为的是把滇军调出来;滇军调出来之后,我们去云南的障碍就扫除了,然后我们去云南,抢渡金沙江。这是毛主席的计划。
由于当时毛主席掌握了具体军事行动的绝对指挥权,彭德怀的错误意见没有影响到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所以,我们南渡乌江后,毛主席决定:往东边做点假动作,假装要渡清水江、去找贺龙和萧克。之后,毛主席又决定:假装打贵阳,敲敲蒋介石的门。滇军调出来之后,我们到了云南。
那时候很多指战员都不理解为什么要走弓背路、为什么要绕这么多圈子。我们到了云南之后,林彪、彭德怀的主意,都跟毛主席的主意不一样,他们都不愿意走弯路。主席的主意:我们先假装打昆明,我们一假装打昆明的话,龙云就不得不把驻扎在金沙江附近的部队以及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话要走的道路上的很多云南的部队调到昆明“勤王”“救驾”。这样,可以扫清我们抢夺金沙江必经的道路上的障碍。
这时候,无论是林彪的意见,还是彭德怀关于抢渡东洪江的意见,都没有影响到毛主席的正确指挥。因为毛主席掌握了充分的指挥权。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我们威逼昆明,真把龙云给吓坏了。毛主席趁着云南主要的部队被调到昆明的时候,迅速率领我军抢渡金沙江了。
综上所述,正确的集中——请拥有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真的非常必要!
所以,在军事指挥方面,让毛主席这样的伟大军事统帅掌握充分的指挥权,是完全必要的——大伙不理解也得执行,你不执行的话就是全军覆没。当然这也没有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因为大政方针还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
毛主席不仅在建国前遵守民主集中制,而且在建国后也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我们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公开的所有与建国后的毛主席相关的文献材料中,也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关于毛主席在建国后“违背民主集中制”的证据。
1950年10月2日,毛主席本来起草了一个准备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在这个电报里面,毛主席明确强调的就是我们想出兵。不过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了个会。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抗美援朝的事,结果当时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按照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组织纪律,毛主席已经起草好的这封电报还是没发出去。之后,毛主席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把中央书记处的集体决定转告给斯大林了。
那次书记处会议上,多数人不同意出兵。于是,毛主席让周恩来派飞机把彭德怀从西安接过来,一起说服大伙。之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组织原则,中央最终通过了毛主席的抗美援朝战略决定。可见,抗美援朝决策出兵的历程,恰恰证明了毛主席不是搞“一言堂”的“独裁者”。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但是多数人不同意主席的意见的时候,主席也按照组织纪律办事,坚持少数服从多数。
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时,没有多少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他们都思路远比毛主席“左”得多,所以当时毛主席说:我代表5亿农民还有1000多万基层干部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必须贯彻到底,你们不和我一通右倾,我一个人右倾到底。如果毛主席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话,如果毛主席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组织纪律的话,毛主席怎么可能说出这些话?毛主席恰恰坚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当然,在毛主席说服下,第二次郑州会议效果还是很大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毛主席高度认可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关于人民公社的制度形式,并禁止一平二调。第二次郑州会议恰恰证明了毛主席不是独裁者。
还有,1966年5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有的中央领导人的话在已经被集体多数通过了。所以,按照党的组织纪律,毛主席必须批准下发,否则不符合党的组织纪律。所以,毛主席批准下发。这恰恰是毛主席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有的人说老人家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这不符合历史真相。
总之,毛主席从来没有破坏过党的民主集中制——恰恰有时组织纪律客观上还导致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无法得到充分的贯彻。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恰恰是毛主席拥有了充分的指挥权之后,红军才取得了重大胜利。毛主席集中指挥红军,恰恰也是必要的、正确的,也不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因为以毛主席为实际核心的新“三人团”还是对中央政治局负责。我们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公布的所有文献材料中也可知: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从未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笔者上周五在一次学习毛主席思想的会议上的发言,经笔者较大幅度修改完善后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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