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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春燕: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战略引领与理论创造

2026-11-21 08:49:14  来源: 毛泽东研究   作者:司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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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摘要
  •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通道会议采纳西进贵州主张,推动长征首次关键性战略转向。
  •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地位;同年9月,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苏区为长征落脚点。
  • 长征中形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范式,以及“集中兵力、诱敌深入、速战速决”的三位一体战略战术体系。
  • 长征推动了革命道路、军事战略和思想理论的本土化定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依赖外援到独立自主解决军事战略问题的历史性转变。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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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考验下的重大战略抉择。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使红军陷入绝境的重要历史关头,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逐步纠正错误。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在军事上,毛泽东构建了以运动战为核心,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为原则的战略战术体系,完善了“集体决策、机动指挥”的领导机制,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长征淬炼了毛泽东的理论创造,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长征;战略引领;理论自觉

  原文出处:司春燕.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战略引领与理论创造 [J]. 毛泽东研究,2026,74(5):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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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司春燕,女,博士,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教授(山东济南,250103)。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临生死存亡考验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当前,学术界关于长征的既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多侧重于史实考证,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梳理,在理论阐释的深度与体系化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红军之所以被迫长征,主要是因为博古等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指挥错误,“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梳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推动战略转变的核心脉络,结合具体历史进程剖析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战略引领与理论创造的生成逻辑,深入阐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如何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以及这一历史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以期为深化长征历史研究,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发展脉络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战略转折与领导重构

  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湘江战役重大损失的冲击,党和红军深陷生存绝境。紧要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批判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进军的正确主张,使红军避免了覆灭危险。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对“左”倾错误路线的纠偏

  能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决定中国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长征途中,毛泽东坚持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倾向,对“左”倾错误路线展开了坚持不懈的纠偏。这不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拨乱反正,而且是一场贯穿组织领导与思想理论的全方位、系统性革命斗争。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逐渐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无视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争规律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特点,机械照搬共产国际决议与苏俄革命模式,致使教条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在党内盛行。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左”倾错误领导者采取错误路线,“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导致中央红军经过苦战不仅未能有效遏制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态势,反而越打越被动,在兵力对比、战场控制等方面处于下风,根据地越打越小,最终酿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大挫折。

  “左”倾错误领导者认识不到当时革命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因而在战略指导上一再出现严重失误。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推行阵地战、正规战的教条打法,放弃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运动战优势,而且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排斥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员干部,错误地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在思想上,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奉行“关门主义”,严重削弱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根基。毛泽东则立足中国革命实际,以战略家的眼光,倡导依据战场客观形势灵活调整作战方略,主张摆脱外部教条的束缚,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革命道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毛泽东曾提出极具战略前瞻性的应对思路。他指出:“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福建事变爆发,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兵力应变。这一重大事变,客观上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略契机。毛泽东审时度势,就此建议主力红军应抓住战机进行外线作战,“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至1934年7月,在敌军围攻下,湘赣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处境危殆。毛泽东再次建议:中央红军主力应向西“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遗憾的是,博古和李德拒绝了这些极具价值的建议,致使红军一次次错失打破“围剿”的战机。究其根本,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不懂得“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运动战,依靠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又缺乏对运动战与外线作战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最终在错误的军事路线上越走越远,“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长征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依据敌我情况及战场地理环境的动态演变制定军事方针,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僵化打法。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战略主张,博古等人却仍寄希望于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面对危局,1934年12月,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最终被采纳,促成了长征途中第一次关键性的战略转向,使红军得以避开强敌设下的战略圈套。通道会议后,毛泽东并未停止纠偏步伐。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从而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为随后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

  (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博古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回避军事指挥的根本错误,试图推卸失败责任。随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并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和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尖锐批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会议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深远历史价值不仅在于中国革命的航船从此有了掌舵者——毛泽东,而且在于它实现了从对外依赖走向独立自主的根本转变,深刻印证了“历史选择毛泽东”的客观必然性。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引领下,红军灵活机动地变换作战方向,彻底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创造了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经典战例。长征,不仅生动诠释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真理性、科学性与战无不胜的生命力,而且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略思想走向成熟后所迸发出的强大生机与活力。

  (三)从“流动转移”到“陕北奠基”的战略定型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推动了中国革命战略逻辑的根本性重塑。1934至1935年间,中央红军以通道转兵、遵义会议、俄界会议、哈达铺决策及榜罗镇会议为关键节点,并且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团结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通过一系列努力,实现了从“无根据地流动转移”到“陕北战略奠基”的战略演进,完成了由避战求生向主动布局、由教条指挥向实事求是的历史性跨越。陕北落脚点的最终确立,是地理、政治、军事与革命目标的历史耦合,标志着中国革命完成从“南方”向“西北”的战略转向,为全民族抗战及革命胜利奠定了战略根基。

  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会议中正式决定以陕北苏区为长征落脚点,确立了“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战略方针。这一决策彻底改变了原定“北上中苏边界”的方针,主要是基于军事、政治与地理的综合研判:陕北不仅拥有稳固的革命力量与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更重要的是地处华北抗日前沿,便于推动革命目标从“土地革命”向“民族抗战”的战略升级。随后,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正式确立了陕北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深刻指出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陕北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新的“出发点”。

  陕北奠基不仅结束了红军长期的流动分散状态,而且通过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凝聚了革命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火种。这一历史进程实现了中国革命空间格局的根本变化,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探索出“依托西北、辐射全国”的新道路。陕北作为抗日救国的前沿阵地,使红军得以直接响应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大本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成为引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同时,陕北稳定的战略环境为中国共产党总结革命经验、创新革命理论提供了关键条件。

  综上所述,长征并非单纯的军事转移,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危机中完成的理论纠偏、组织重塑的复杂历史过程。从历史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视角审视,这一进程彰显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长征初期党和红军所面临的生存绝境,本质上是教条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践所引发的结构性危机。第五次反“围剿”与湘江战役的挫折,从实践认识论维度彻底证伪了“左”倾教条主义范式。毛泽东的历史出场,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必然觉醒。通道转兵、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等一系列关键历史事件的发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二、长征中运动战范式成熟与战略战术体系的理论自觉

  长征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中淬炼成熟的关键历史时期。毛泽东在长征期间,结合红军实际与战场环境,不断总结战争经验,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构建以运动战为核心、以机动灵活为特征、以集中兵力为原则、以歼灭敌人为目标的军事理论体系,成功指导红军胜利跳出重围、转危为安,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战略问题的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范式趋向成熟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及长征初期,党内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客观实际,固守消极防御的阵地战模式,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创。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节点,毛泽东立足敌强我弱的客观军情与川黔滇交界复杂的地理环境,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基于弱势革命武装生存发展需求的战略打法。它不仅是作战思想的重大革新,而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政治自觉,推动人民军队正式走向贴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自主作战道路,具有深远的军事与政治意义。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范式,深刻体现了战与行、攻与退、聚与散的辩证统一,实现了军事行动灵活性、主动性与实效性的高度融合。首先,以“走”蓄势,掌握战略主动。“走”是基于战略转移与战术周旋的主动性机动。毛泽东强调:“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长征中,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依托复杂地形大范围穿插迂回,有效打乱敌军部署,在流动中隐匿意图、休整队伍,将被动战局转化为可控局面。其次,以“打”破局,歼灭有生力量。“打”强调精准研判与速战速决,摒弃阵地死拼。通过集中局部优势兵力,精准打击弱敌、孤立之敌,以高效战术打破全局封锁。最后,“打”“走”相融,坚守根本立场。该范式始终将保存革命火种作为第一要义,坚持战术机动服从战略大局,实现了战术灵活性与战略坚定性的深度融合。

  长征期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范式作为红军突破封锁、完成战略转移的关键制胜法宝,在诸多重大战役中得到了深度践行。其中,四渡赤水颇具代表性。面对国民党重兵围堵,红军摒弃正面迎敌的僵化打法,通过大范围战略迂回机动与穿插,遇弱敌果断歼灭,遇强敌迅速脱离,以高度灵活的战略战术彻底打乱敌军部署,实现了战场主动权的逆转。在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及飞夺泸定桥等作战中,红军同样精准研判敌我态势,严格遵循运动战准则,避实击虚、速战速决,突破天险封锁。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在长征中灵活调整策略,既不消极畏战也不冒进轻敌,最终成功克服重重险阻,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远征。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范式,深刻体现了军事理论创新与革命实践的双重意蕴。在实践维度上,该范式从根本上纠正了党内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错误,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有效保存了有生力量。依托高度灵活的作战模式,红军成功突破多道封锁线,跨越江河天险与雪山草地,为后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筑牢了坚实的军事基础。在理论维度上,这一范式立足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突破了传统正规作战理论的局限,构建起适配弱势革命军队的流动作战理论体系。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因势而变、辩证用兵的军事思维,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中国化进程,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指导意义。

  (二)“集中兵力、诱敌深入、速战速决”:战略战术体系的理论建构

  长征过程中,面对敌我力量悬殊、地缘环境多变、物资补给匮乏等现实情况,毛泽东整合革命战争前期军事经验,逐步完成“集中兵力、诱敌深入、速战速决”三位一体战略战术体系的理论塑形。

  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在兵力锐减、装备简陋的极端困境下,对红军来说,正规阵地战与单纯防御已丧失现实可行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十六字诀”虽提供了基础经验,却难以适配长途战略转移中的大规模突围需求。“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局与复杂地形,毛泽东立足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北上抗日的战略根本,深刻洞察敌我差距,统筹战略方向与战术执行,正式开启了三大核心战术相融共生、互为支撑的战略战术体系理论建构进程。

  一是以“集中兵力”为战略内核。毛泽东摒弃军事部署上的平均主义,面对全域被动的态势,通过精准研判与资源统筹,于局部战场构建绝对战术优势,从而实现敌我强弱态势的逆转。他形象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强调“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二是以“诱敌深入”为关键。针对敌强我弱的现实,毛泽东指出:“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通过主动的战略退却拉长敌方战线、割裂其协同阵型,将敌军引入预设战场,从而完成由被动承压向主动控局的战略转变,其本质是依托地缘空间换取战场主动权。三是以“速战速决”为实战准则。针对红军无稳固后方与物资匮乏的现实困境,毛泽东主张“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依托局部优势与有利态势,通过短时迅猛突袭完成歼敌任务并即刻转移。三者有机耦合,形成了从力量重塑、态势调控到实战落地的严密战略战术闭环。

  毛泽东所建构的“集中兵力、诱敌深入、速战速决”三位一体战略战术体系,在长征关键战役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依托川黔滇复杂地形,通过诱敌深入调动敌军,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穿插突围,成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堵。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中,针对险隘、奔袭及攻坚等战场环境,毛泽东明确战术配比与主次关系,补齐了流动战略转移中的战术短板。与此同时,该体系彻底批判并肃清了“左”倾教条主义,摒弃照搬外来理论的错误路线,立足中国革命战争本土实践,完成了从实战经验到系统军事理论的跃升,确立了契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独立军事理论范式。

  总体来看,长征时期成型的三位一体战略战术体系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历史意蕴。它立足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将对立统一、强弱转化等哲学思想深度融入军事理论,摒弃机械教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度融合,拓宽了军事理论本土化发展路径,不仅助力红军完成战略转移,更为后续敌后抗战及大规模歼敌作战提供了成熟范式,其中蕴含的实事求是、以弱胜强的战略思维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长征不只是一次战略转移的军事远征,更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实现范式跃迁的历史实践场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实际,在血的战争实践中破除了对苏式阵地战军事学说教条式的机械模仿,以实践认识论、矛盾辩证法、制度组织理论三重学理框架,建构起以运动战为核心、以机动应变为行动特征、以兵力集中为作战原则、以歼敌有生力量为直接作战目标的本土化军事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一方面完成了长征绝境突围的实践赋能,实现了红军战场态势由被动溃败向战略机动的根本性反转;另一方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摆脱对外来理论的依附,形成独立自主研判、决断、处置重大军事战略问题的理论主体性,推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实现从经验总结到系统化理论定型的质态跃升。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奠基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是毛泽东理论自觉的萌芽阶段,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打破了苏俄城市中心论的教条束缚,形成了贴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认知,但此时的理论自觉仍处于经验总结、局部突破的初级阶段。长征途中是毛泽东理论创造的重要发展阶段,亦是衔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思想的关键阶段。

  (一)淬炼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升华

  长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关键历史节点。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深度结合,实现了多维度的理论飞跃。

  一是革命道路认知的本土化定型。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党彻底摒弃了脱离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与城市中心论,深刻把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质。通过确立依托农村根据地、团结工农大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逻辑,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深度嵌合,成功开辟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

  二是初步开启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义会议作为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在军事和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标志着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全党在斗争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转化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现了从理论倡导到实践遵循的根本性转变,筑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根基。

  三是进一步夯实了人民立场的群众根基。长征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生动范本。行军途中,党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转化为严明的纪律与为民的实际行动。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就撰文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长征途中,部队每到一地,都严格遵守纪律,“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红军战士心系群众,爱护百姓,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这一过程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基础,使革命事业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正如毛泽东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所描述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四是斗争范式的时代化拓展。面对民族危亡的时代命题,党将社会革命理论与民族救亡使命有机结合,统筹阶级解放与民族独立双重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一实践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质,而且构建起契合近代中国国情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的本土化创新与时代升华。

  (二)构筑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深发展的核心支撑

  长征的生死考验,促使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式依赖,逐渐构筑起立足中国实际的本土化理论思维。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曾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思想在长征途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全党逐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内在逻辑。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所深刻阐释的:“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这种思维范式的根本转变,为后续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搭建了严密的逻辑框架。

  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实际上是对全党全军进行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与政治历练。这一过程有效淘汰了僵化保守的错误思想追随者,培育出一批深谙中国国情、精通本土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毛泽东深刻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支历经长征洗礼的核心队伍,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又熟知中国社会实情,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坚实的实践主体,不仅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储备了核心人才,也为中国革命理论的持续创新打下了坚实的组织根基。

  长征跨越南北不同地域,历经丛林作战、山地转战等多重斗争形态,积累了涵盖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民族工作、群众动员、统一战线等方面内容的全方位、本土化革命实践经验。诸多实战经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鲜活、最真切的实践素材,有力地推动党跳出经典理论固有结论,从本土革命实践中提炼新观点、总结新规律、创立新论断,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扎根实践沃土,具备极强的现实指导性。

  伟大长征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的璀璨结晶。它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风范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伟大长征精神,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厚重的精神底色与文化底蕴。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备严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而且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

  四、毛泽东在长征中的理论创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史无前例的长征不仅是改写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事件,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战略判断、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顾全大局的政治统筹,完成了对错误路线的纠偏,推动长征从被动转移向主动选择战略远征转变,保存了红军主力,冲破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最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而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他反思教条主义的成因及危害,以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破解战略难题,在实战中淬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领党实现历史性转折,完成了关键性的理论主体觉醒。

  新时代回望长征,深入探究毛泽东的战略引领与理论自觉,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具有深远意义。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核心准则。新的长征路上,必须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坚决摒弃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束缚,坚持实践第一的根本观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这要求我们必须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在新时代实践的动态发展中不断推进理论革新。以长征精神凝聚全党信仰共识,推动马克思主义信仰融入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实现外来思想理论与本土精神文化的深度相融,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锚定“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应始终聚焦人民利益、回应群众诉求。毛泽东深刻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昭示了新时代必须依托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丰富理论内涵,依靠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践行理论主张,将人民立场贯穿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长征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力量的核心,并培养出一大批懂得党的政策而能够在各方面从事党的事业,并善于应付各种复杂斗争局面、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的有能力的党员干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理论品格。必须坚守理论自主、道路自主与实践自主,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坚定立足本土实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要求我们走出契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理论道路,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质。理论发展必须立足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使命、社会矛盾与发展任务,持续推动理论适配时代发展、回应时代命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五、结语

  综上所述,长征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早期教条主义将苏俄经验绝对化,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的联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正是理论脱离实践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危急时刻,党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长征,党完成了从“照搬范式”向“本土建构”的理论转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破局。

  长征胜利已经90周年,深入研究长征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精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新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有助于深刻认识坚持党的领导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极端重要性。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强调,“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走好新的长征路。

  具体内容以期刊纸质版为准。

  因排版需要,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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